——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对于近代新学而言，因其内容的复杂和形态的不甚确定，以及功用的有限性，学界至今仍或语焉不详，或袭承旧说①,远未及其本相与实质。其实，新学之于近代中国不啻为传统中学发生史无前例之转型的一个特定历史过程，实也是深入披寻整个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特征、运行趋向的必要视角。从戊戌时期纠葛错杂的新旧之争，到20世纪初年天下风靡的新学时尚；从张之洞《劝学篇》中苦心孤诣“权衡新旧”的谋划，到王国维总括“道咸以降之学新”②的历史走势，近代新学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已超越了思想或学术文化范畴，几乎与整个时代相通贯。至少，新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最富特色的话语。

梁启超之于近代新学的意义，不仅因其曾是新学的创建者和推动者，于新学的内容和特性创获甚多，更因其以学术史宏阔的眼界曾予近代新学以历史定位与学理分辨。他的“新学”活动及其认识和过后的历史反省，对我们更准确更透彻地理解近代新学不无启发。诚如刘梦溪论及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变迁时所言：“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对往昔的回顾之中。特别是一个民族的学术思想……往往蕴藏着超越特定时代的最大信息量。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回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简错纷繁的百年世事也许更容易获致理性的通明。”①

透过梁启超投射于近代新学的历史背影，我们或可从个体行为和历史时代的关联性方面，比较具体地体悟出近代新学的基本特性与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