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犟哲理牖新知。”②的确，以“牖新知”而“移旧俗”曾是康、梁一生之追求，彬彬评论说：“综梁氏一生，以纯旧之学者起(科举),以较新学者终。”③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梁启超更多地寄望于新学，期以从本原上为中国之变革造就精神动力。梁启超曾充满自信地说过：“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诚爱桃李也，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④戊戌变法之后，新学几已成为时代之代名词，流转于社会各界之口。“新学之风既倡，民智渐开，故两年以来，支那人士诚见言论，颇有异于昔日。从前自尊自大，自居于中国，而鄙人为夷狄之心，多有悟其为非者。先觉之士，慨世之徒，攘臂抗论，大声疾呼，所在多有……”⑤

然而，轰然而起的新学并未能为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提供持久的动力和确定的方向，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动，新学的热潮很快消退于五四运动之后。“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①

当奋然勃兴的近代新学把传承既久的旧学逐出历史舞台后，肇始不久的民国社会现状，则成为“新学运动”价值的评估依据。据此，梁启超不免黯然地说：“中国人对于科学的态度有着根本不对的两点：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所以从郭筠仙张香涛这班提倡新学的先辈起，都有两句自鸣得意的话，说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直到今日依然为变相的存在……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和‘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中国人因始终没有懂得‘科学’这个字的意义……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②

“新学既兴之后，凡借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③敌视新学的旧学之士这番预言，却不意而成为日后新学历史命运的判词。面对历史的结局，梁启超对于新学由痴迷而陷入迷惘，并在反躬自省中予以历史的总结：“这五十年间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拿出来见人呢?说来惭愧，简直可算得没有……(除了学界的脑筋变得真厉害外)……总之这四十几年间思想的剧变，确为从前四千余年所未尝梦见……居然有了‘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的气象了……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只剩下前文说的废科举那件事，算是成功了……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①

客观历史的演进往往超乎于个人主观追求之外，即使对于主动追随时代的先行者亦复如此。与往昔“诋诃旧学”的奋勇气势已然不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的评判中却充溢着对“旧学”先辈们的向往：“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可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未敢轻许也。”②这种充满失落和迷惘的历史检讨，既“说明晚年的梁任公先生已超越了清末新学的藩篱，开始了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趋于合流”③的走向，同时也反证了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近代新学本原于传统中学的内在演进诉求，并在西学的启导、融通中创开新路，至康、梁而蔚成大观，其基本趋势则循着“复古为解放”的路向展开。康、梁等新学领袖于西学知识均甚浅薄，只有援西入中以西为用的手段，断无独悟别会之功夫。非只如此，一批真正于西学有系统素养者，却疏于新学之创建(此于新学之价值尤其于其历史深切之影响至重至大)。急于用世乃新学之品性，而晚清一系列变革之于富国强兵功效甚微，终清之陵替而未达此目标；即或民国肇兴亦复归于失望，由以引发对新学咎由之追究。然更深层之追索则指向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极端之反传统，或以此为直接之背景。

原载《南开学报》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