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华夷”话语充斥朝野的时代，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却特立独行地放弃以“夷”来指称西方各国，建构起一种具有近代意义的话语模式。我们发现，《瀛寰志略》全书中很少或几乎没有对于西方各国的“夷”的表述。

首先，在几百字的《自序》中，它称“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①。在涉及国外民族和国家时，它通常用“泰西人”“域外诸国”等来表述。在《志略》的《凡例》千余字中，对于西方各国称谓是“泰西诸国”“泰西人”“外国”,或直接称为“英吉利”“英人”“花旗国”“葡萄牙”②等。

其次，全书用“夷”字者仅仅几处。卷七《葡萄牙国》,“按”中说：“粤东之居夷”“南洋诸夷”“澳门之夷”。③对西方国家治下属地有用“夷”称者，如卷四《欧罗巴》:“所传畏冷者乃黑夷，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岛人”④;卷六《意大利亚列国》:“适有夷族自东北来侵。”⑤这里的“夷”并不用于国家民族指称，而只是相对于土著的一种表述。

最后，《瀛寰志略》中的“夷”是在引述他人言论时所用，如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有至部者不行跪礼，朝见欲位先诸夷”;嘉靖中，“私舶杂诸夷中”⑥等。

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瀛寰志略》率先超越了“华夷”话语。重要的是，比起同时代人的思想认识和境界，《瀛寰志略》远远出乎其上!它所具有的卓识远见，成为此后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指示器!为此，我们可以将魏源的《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做一比较。《海国图志》虽然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思想”之滥觞，但《海国图志》对于中西关系却也始终坚持着“华夷”话语。

第一，仅在万字左右的《筹海篇一·议守上》中，所用“夷”字就达139处。①一些篇章中可谓处处皆“夷”,如“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②。如《筹海篇三·议战》中之“筹夷事必知夷情，知夷情必知夷形”③等。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代表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经典表达也是如此：“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④在短短40多字的表述中竟用“夷”字7个。这真是一个无“夷”不成文，无“夷”不思想的时代。

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光绪元年(1875)时，左宗棠在《重刻叙》中，对于“师夷长技”同样思想的表述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对“夷”的剔除：“……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纷至，西通于中，战争日亟。……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⑤显见的话语差别，其实就是一个时代认识的差别。

第二，与《瀛寰志略》不同的是，《海国图志》对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直接用“夷”来指称。如《海国图志》卷十一，《东南洋》下有“吕宋夷所属岛屿一”⑥。但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卷二记载同样内容的《南洋各岛》项下，却始终无一“夷”称；而在论及此地为西班牙占据时，说“是时吕宋已为西班牙所据”⑦,亦只作客观叙述，无用夷字。《海国图志》称西方国家为“夷”者所在多处，如记述意大利时称：“为天主教之宗国”,“故自昔惟意大里亚足以纲纪西洋”。①《海国图志》卷十三《东南洋》海岛之国，题为“英荷二夷所属葛留巴岛”②。关于荷、法所属地，《海国图志》记述是“荷佛二夷所属美洛居岛”③,而《瀛寰志略》则无有夷称。

第三，以“夷”指称西方，是魏源的主观选定。作为地志类图书，大量内容属于辑录，而辑录内容当受原著者表述的限制。此在《瀛寰志略》中也不免。但魏源《海国图志》撰述部分则完全体现其主观选择的思想立场。如在其所撰《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有历表两年为例，以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九年己亥与西夷千八百三十八、三十九年为对照，西历各日，均以西夷某月某日对应。④

显然，“华夷”话语背后是基于传统礼仪文化的一套规范，是以等级尊卑、内华外夷为世界秩序的认知体系。所以，魏源对于“外夷”的认同，也是基于所谓“礼教”标准，如魏源在述及意大利与英国时说：“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竞”,“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⑤“故今志于英夷特详。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⑥将英视为“夷”是因为英“专谋利”而“不务行教”,可见“礼仪教化”仍为魏源判定是否为“夷”的基本标准。由此可知，在《瀛寰志略》时代，即使如魏源之开明和开放，也未能摆脱这套传统的话语体系。

19世纪60年代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和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又经过朝野上下“中学西学”论争后形成的“中体西用”文化原则的相对认可，强固的“华夷之辨”的话语模式逐步开始消解，并一度出现“夷”“洋”或“夷”"西"并行局面。这种情形突出体现在冯桂芬使用的话语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完成于1861年，全书共40篇，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有4篇文论与西方国家或西学相关(《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而在此4篇议论中，虽然题目中“洋”“夷”并用，“西”"夷"同行，但在具体内容的阐释中，冯基本上还是坚持“华夷”话语。一方面，在《制洋器议》约3000字的篇章，用夷字34处，《善驭夷议》约1500字，用夷字27处，《采西学议》约2000字，用夷字8处，《重专对议》800多字，用夷字5处。①另一方面，《校邠庐抗议》其余谈内政事，偶有用夷字处，如“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夷书动言鸦片害人”②;“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③。而代表冯氏变法思想的名言，“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④的思想表达，也几乎是一“夷”到底。尽管，在事后和世后的境况下，人们可以体会到思想先行者们努力的不易，诚如王韬所评：“一代大儒，千秋硕学”,“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⑤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客观地指出，当时，激愤于冯氏内心世界的恰恰是“华夷”优越地位倒错引发的不平，即“堂堂礼仪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