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运动层面而言，近代中国的民族抗争运动当以1901年为历史界标，明确标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不同时代特征，体现出民族运动的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即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民众抗英活动开始，以及其后持续几年的反入城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持续不绝的反洋教运动一直到义和团运动，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1901年后以“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民族斗争为主体内容，则属于近代民族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

从表现形式上看，两大时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19世纪传统民族主义运动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历史的一致性，即从组织力量上看，无论是鸦片战争时三元里的社学还是义和团时期的“坛”“拳”等，都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制。他们借以动员民众的手段是传统社会中具有隐秘性和隐喻性的揭帖、告白、歌谣、俚语等。而20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无论是反美爱国运动，还是收回利权运动，其组织力量已是近代性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学生会以及渗入其中的革命党人组织等。20世纪民族运动的动员手段已经主要是报刊、电报、公告以及特刊，甚至还有各种公开的演讲、报告等，更多地表现为公共性、公开性的载体。

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所依据的主要精神武器及文化内涵，是我们判别其时代特征的主要依据。可以说，1901年后大规模民族抗争运动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武器发生了时代性变化，正是这种历史性变化决定了民族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一，从“华夷分辨”向“主权认同”的转变。19世纪的民族抗争运动从三元里到义和团，民众动员的精神力量是“华夷之辨”。虽然鸦片战争后有列强割地赔款、通商谋利等一系列攫取利益的问题，但借以动员民众抗争的主要理由却不是民族利益本身，而是“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这种注重文化异同的成分远大于民族利益得失的以文化认同为出发点的“华夷”观念。因此，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乃至义和团运动，主要是从传统文化遗存中发掘着动员民众的思想武器，形成以“华夷之辨”"人禽之辨""正邪之辨"为特征的文化认同，来抵拒"西夷"的入侵。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其斗争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价值，但民族利益的意向却被传统的文化认同严密地包裹着，并没有凸显为时代性价值。所谓“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说横行，神人共愤”(沈葆桢语),“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李东沅语)。因此，19世纪中国民众主要通过反洋教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而这恰与此时西方列强“对传教一事远不及对通商重视”的选择全然不同。

20世纪勃兴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精神武器是立足于民族—国家的“主权”认同。这一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议题是“利权意识”,而所谓“利权”最终表达的是国家或民族利权。收回路矿权利运动显然并不仅仅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立足于民族一国家主权危亡的深层思虑。当时，动员民众起而奋争的立足点是“亡人国之法，计无巧妙于铁路者”①的民族危亡意识。具体路权集中体现的是“国权”,即“故今欲言自立于强权之漩涡中，非先保其路权，以渐复其国家主权不可”②。当时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直截了当地承认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乃举吾国之国权、路权，一畀之四国，而内乱外患不可思议之大祸，亦将缘此合同，循环发生”③。“路权即国权”的认识构成了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前提。

其二，从天朝话语向国家—民族话语转变。就世界秩序而言，鸦片战争后一再兴起的民族抗争运动，始终坚持着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朝”观念。“天朝”与“蛮夷”的对立构成绅民反抗外来侵略力量的天然道理。在《全粤义民申谕英夷告示》中，“天朝”一词的使用超过十处，并且是以“天朝”与“属国”的概念表达整个生存世界。这一观念从三元里斗争到反洋教一直延续到义和团运动。因此，19世纪一直延续于民族抗争运动中“恭维天朝大统，岂容裂土以与人”①的“天朝”意识与20世纪收回利权运动中所揭示的“财产属于人民，人民属于国家，所有国有、民有者，为名义上之分别，而于事实上究不必强分离”②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天壤之别。正是这种巨大的差别，揭示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代价值。

其三，从臣民话语向国民话语的转变。就民众自身称谓而言，在19世纪的告白、揭帖中更多地以“臣民”“义民”“子民”③相称，这是与“天朝”相匹配的传统民族意识概念。然而，进入20世纪初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20世纪“国民”概念取代传统“臣民”概念的历史趋向。1902年，《大公报》载《论演说》一文中说：“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有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④《顺天时报》中更多地以“国民”“权利”话语取代了传统的“子民”“臣民”和“华夷”话语。“是以各强国之民族，人人有国家思想，有政法思想，有权利义务思想，其收效于演说者良多。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鲜也!”⑤1905年，天齐庙宣讲所就附设一个专门机构，向人民劝募“国民捐”①,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梁启超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揭集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②梁启超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③。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思想”或“公民权利”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应有之义。“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④

此后，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启超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启超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因为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从其精神内容来看，1901年义和团运动之失败，成为截然分划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抗争实践运动中，而且也是近代思想家和社会思潮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成果。这是我们认识《瀛寰志略》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的历史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