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闭关政策”的历史估价，史学界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评说。然而，无论是从“禁教”与“防夷”的直接历史作用，还是从“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长久的文化心理影响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第一，“禁教”和“防夷”导致中国社会错失了追步西方的历史机遇。观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可以说清朝处于一个极其幸运的时代。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破民族地域界限的世界历史进程，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转折机遇。在康熙亲政的大约半个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传入表现得极为活跃。西方传教士南怀仁、白晋、汤若望等在科技事业上的积极努力，曾经为中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西方传教士主持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完成的《皇舆全图》,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地图测绘和地理科学知识，使这一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能够名列世界前茅。②在康熙皇帝大力支持下，康熙六十年(1721)编成的《数理精蕴》介绍了从17世纪初年以来传入的西方几何学、代数学以及算术等数学知识，成为系统介绍西方数学的百科全书。③

但是，清王朝“闭关主义”政策的确立，终于阻断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非但如此，而且还毁弃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由于西方地理科学的影响，清初一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抛弃“天朝中心”“华夷隔绝”的观念，对于地球和世界地理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在乾隆十二年(1747)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却说，利玛窦所讲的五大洲不过是荒诞的奇谈。①因此，“闭关主义”首先闭掉了科学文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失去了走向世界的难得的历史机遇。

以通商为前导的中西交往，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同样是历史转折的一次机遇，这是一个充满选择的历史时代。五光十色的西方产品，携带着另一种文化和生存方式的信息，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走向选择，无疑具有充分的认识价值和实践上的扬弃意义。在鸦片战争前的二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总是保持出超地位，但是，清朝厉行的“防夷”措施和垄断贸易制度，仅仅在于“防范民夷交接”,而无视民族经济利益本身。作为“防夷”制度化和“广州的官员和商人收到了胜利的果实”的公行，“赋有政府的全权，一方面受到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充作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又作为源源而来的财路，那笔财富正是官吏们为之垂涎三尺，指望从中大捞一笔的”②。

在中英贸易领域中产生的官与商的畸形经济组合——公行，是最早的一种官商劣化结合形态。“公行无异是他的一种工具，凭以榨取对外贸易并从中勒索一笔自罗马帝国鼎盛时代以来举世无双的私人收入。同样，自总督以下各级官员也都摊分一部分赃款。”③就在英国通过伦敦—印度—广州中英三角贸易千方百计获取利润、增殖资本，推动其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大量白银通过公行滚入了清朝由官吏、行商严密构织的私囊之中。

尽管公行使朝廷的“贡银”不断增长，“行用”的抽取范围不断扩大，数额不断增长①,但是，整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却无有真正意义上的增殖。以“防夷”和“闭关”为前提而形成的公行，所吞噬掉的绝不仅仅是大量的货币财富，更消磨了无以估量的民族精神财富。因此，“闭关主义”政策决定了清王朝的必然悲凉和凄惨的历史命运，使之错失了曾经面临的历史选择的机遇。

第二，“闭关主义”也长久地拖累着近代中国社会迈进的步伐。从根本上来说，“闭关”并不是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而是从文化发展总体上的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它是“闭关主义”,而不是“闭关政策”。作为“主义”所造成的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影响远比“政策”本身的作用要牢固久远。清王朝紧紧封闭的国门，最终被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然而，在强力逼迫下的启关也只是纯粹政策上“闭关”的撤除，它无助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开放。它使国人面对近代化的世界潮流，注意焦点不能集中在中西文化的横向交流或改造上，而是围绕封建主义文化自身，从纵向上千思百虑苟且弥缝。因而，封建主义文化不曾得到彻底改造并转化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有利因素，反而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依然表现为一种变态的“闭关”。这就是近代的“中体西用”或“西学中源”说。从本质上看，"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仍是"闭关主义”,所不同的不过是由较阔大的封闭圈退缩为较狭小的封闭圈而已。“中体西用”说和“西学中源”说的主要精髓不外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尽力把西方近代文化封闭在一个可能的范围之内。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②和“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③,到“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①,以至于《劝学篇》所揭集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其实都贯串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要在传统与新生、中学与西学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高垒，把西方近代文化拒斥于一个既定的范围之外。

第二个方面，保持封建文化天下中心的独尊地位。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中西新旧文化交锋激烈。一方面，封建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趋于衰微，失去了制约社会人心的功能；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观又一时难以形成体系。社会人心普遍产生一种无所适从感和危机意识，形成“文化失范”的现象。然而，“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不是在近代文化失范状态中重构一个崭新的适合中国近代发展的文化体系，反而是通过不可触犯的“中体”和无所不有的“中源”来维系封建文化的独尊地位。近代士人津津乐道“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②。甚至认为西方政治制度也源于中国的古圣先贤。

从清初的“天朝无所不有”到近代的“西学中源”,从“天朝中心”到“中体”的不可动摇，整个清代的文化发展基本上保持一种“闭关自守”的定势。清初的“闭关政策”和近代的“中体西用”“西学中源”,在文化发展趋向上，并无本质之别，只有程度之差。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大范围的整体闭关，另一个是封闭圈相对缩小了的闭关；一个是政策上的“闭关”,另一个是文化心理上的“闭关”。

成功的近代化应该是一个双向运动过程，即对传统因素与对新生因素进行选择和整合，而这种选择和整合，必须建立在真正的全面开放的基础之上。“闭关主义”只能错失历史提供的充分选择的机遇。

清代以“禁教”与“防夷”为主导内容的“闭关政策”以及由此形成和强化了的“闭关主义”的历史影响，将是我们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