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与文化遭遇“千古未有之奇变”。一方面，在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冲击下，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渐破产，固有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错动。向来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得到提升，从商之人增多，且有士大夫步入商人行列，“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③。另一方面，传统教化体系面对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传统功能。在专制社会中，社会规范是以维护王权的利益为基础的，教化体系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同样以王权的利益为旨归。在清代乡村社会教化体系中，儒家学说成为教化所奉行的理论标准。在晚清，这一标准本身正面对着自己难于解释的问题。儒家学说提倡忠孝节义，重内心的修养与人格的锻炼，尊崇礼义道德对于治国的作用。倭仁就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④但是，实际上，尊崇礼义的上邦总是不敌持“奇技**巧”的“夷狄”。于是，清朝实行乡村教化所奉行的社会规范本身就陷入了迷茫。传统的教化体系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一，传统乡村教化组织趋于形式化。在社会生活内容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原有乡村教化组织未能及时应变，遂在时代发展中日趋形式化。“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诩善政，民病盗喜。”①同治元年(1862),顺天府尹林寿图无可奈何地说，保甲之法“虽已刻有成书，颁行州县，无如视为具文、虚应故事”②。在保甲制成为具文的同时，乡约组织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早在乾隆时期就有人指出乡约宣讲的弊端：“其荷锄负耒之夫，贸易之子，并未有一人舍其本业前来听讲者。间或行路之人，驻足观听，又于圣言之精义未能入耳会心。在州县原不过奉行故事，而督抚开列首条亦不过遵巡旧文。”③在近代，乡约宣讲更趋于形式，时人指出：“盖上无教化，则下多凉德，其士大夫鲜廉耻而日习于**侈，其民蔑伦纪而日趋于邪僻，见异思迁，有必然者。制书朔望宣讲圣谕，久已视为具文，今无圜听之人矣。”④

其二，乡村教化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变必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样，它也渗透入乡村教化体系之中并对其内容产生着影响。乡村教化的内容在近代随着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新的内容，其变化要之有三。

首先，儒家学说主体地位的动摇。儒家学说曾是乡村教化奉行的理论标准，四书五经也成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在近代，其旧有的内容已经与时代不相符。有人对私塾中的教学做了讽刺性的描述：“摆来桌椅纵横乱，七八儿童上学堂。一块红毡铺地上，拜完老孔拜天王。先生头脑是冬烘，架子居然像不同。坐在一张高椅里，戒方一响逞威风。吓得儿童魂也消，宛如老鼠见狸猫。抬头怕看先生面，天地君亲着力号。温完《大学》读《中庸》,功课偏无半刻松。还有一桩可怕事，背书弗出跪灯笼。只许自家随意乐，学生嬉笑便含嗔。身边常带潮烟管，掮起来时乱打人。”①在变化的时代面前，旧式教学内容早已不合时代节拍，专心旧学之人日渐稀少，“士风之坏未有甚于此时者，诚心读书以求根底者固不多见，即专攻时文以习举业者亦寥寥无几”②。与旧学钻研日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学传入以后在此时颇得人们的青睐。“近年来为学之人，竞分两途，一曰守旧，一曰维新。守旧者惟恃孔孟之道，维新者独求西洋之法。守旧则违于时而为时人所恶，维新则合于时而为时人所喜，所以维新者日益多，守旧者日渐少也。”③

其次，对旧式观念的否定。义利观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观念之一，“义利二字乃儒者第一义”④。在儒家思想的教导下，人们普遍重义轻利，耻于言利，相应地商人的地位在中国历来被轻视。在近世社会，传统的义利观发生变化，商人的地位逐步提升，人们不再耻于言利，而是明确提出：“天下之攘攘而往者何为?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之时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亦遂为千古未有之利窟。”⑤义利观之改变一直延伸到乡村社会：“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为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⑥传统教化中所宣扬的义利观再也束缚不住人们的思想，读书仕进的唯一出路在近代被打破。

最后，科学观念的诞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宗教迷信观念曾长期占据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君权神授、五德终始说曾成为历代王朝存在的依据。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带给近代中国人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从前居于人们头脑中的神灵原来是一个虚幻的产物，自然界的一切只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无超自然的神灵在控制。雷神是中国人信仰的神祇之一，被认为是代表天来惩罚人间坏人的：“中国之言雷者曰，雷有神以司之……斯人有隐恶而悻逃于法网之外者，雷则殛之，故中国之人无论智愚贤不肖，无不有一雷之神存于意中，即平时悖逆愍不畏法之流，一阅隆隆之声莫不变色相戒，若有惧惮。”①西方文化传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雷只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并了解了它的形成过程：“雷者曰雷，乃天空之电气耳，天空之处本有电气，其气之为用极广，得而收之用以镀金银燃炮火通文报代灯烛，皆可以人力制之，而是气最忌五金之物，一遇铁器便顺流而下，观于电气所行，贮之电引以铁物，不必贴近瓶边，即相离四射，而瓶中火光激射而出，故西人言大船桅杆与夫屋中不可用铁柱，恐近天空，电气即乘之而下以致轰击也。”②西方文化传入以后，科技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界存在的神秘现象，在科学面前，迷信的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开，事物回复到它本来的面目。科学的观念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精神境界得到提升。随着新的教化内容的渗透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一些新的教化组织形式也应运而生，打破了清王朝传统的教化体系。这些新式的组织形式主要有新式学堂、新式传播媒介、教堂及教会学校。

同治元年(1862)同文馆之设是新式学堂发展之噶矢。但洋务学堂虽然开风气之先，却并未深入到乡村社会，真正在乡村社会建立起学堂是从清末新政之时开始的。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的压力，只好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变法，实行“新政”,其中的教育改革方案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③新式学堂由是开始在基层社会设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自丙午科始，停止各省乡、会试及岁、科试。”①沿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基层社会的新式学堂从此大量兴起。乡村新式学堂成立后，其教学内容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一改过去儒学独占的地位。在《钦定学堂章程》中，政府为寻常小学堂设立的课程门目表为：“修身(取《曲礼》、朱子《小学》诸书之平近切实者教之);读经(《诗经》);作文(教以口语四五句使联属之);习字(今体楷书);史学(上古三代之大略);舆地(地球大势);算学(加减乘除);体操(柔体操)。”②由此，新学日渐融入基层教育体系之中，成为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基础的“社会化”内容。

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对晚清基层社会教化体系的变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效的传播媒介是一种能动的倍增器，可以大大加快社会变革的速率。”③在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传播媒介主要是书籍，但由于成本昂贵、发行环节不畅，书籍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受众人数并不多。鸦片战争后，魏源撰《海国图志》,该书介绍西方各国的基本情况，刊行后在社会上广为传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籍。然而据估计，其受众人数仅仅为一万人左右，占当时有阅读能力者的七千分之一。④晚清时期，最有效的传播媒体是新式报纸。西方殖民者虽然率先在中国创办了一批新式报纸，但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十分有限。之后，中国人亦仿而效之，创办国人自己经营的报纸，并逐步从士大夫阶层向平民百姓阶层渗透，形成了受众极广的宣教系统。《申报》在其发刊告白中即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⑤新式报纸所用言语一般力求通俗，以获取众多的读者理解，报纸一般皆“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①。正因为报纸之时效性强且通俗易懂、价格便宜，所以易于传播，阅读之人也比以前大量扩充。以《时务报》为例，1896年7月1日，该报在上海正式出版，由梁启超任总主笔，到1898年6月，该报停刊。在两年时间内“《时务报》馆实际印成784500册，再加上第1—30册的缩报300000册，合计1084500册……实际售出的《时务报》当在一百万册左右”②。而“《时务报》的直接读者约二十万人”,“《时务报》受众的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当是可能的”。③后来，梁启超曾回顾道：“甲午受挫，《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④报纸提供给民众的是一个全新的画面，“自新闻纸出，而凡可传之事无不遍播于天下矣，自新闻纸出，而世之览者亦皆不出户庭而知天下矣”⑤。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的传教权，从此，传教士们深入内地到处传教。传教士带给乡民的是一种全新的基督教文化，它宣扬上帝是唯一真神。为了吸引人们入教，教堂常常对人们施以救济，用物质手段引诱人民入教。通过多种途径，基督教在华势力得到空前发展，到1885年，仅在华天主教徒就达56万之众。⑥为了扩大在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们还在中国大量地建立教会学校。早期的教会学校多附属于教堂，是一些初等学校。为了招徕学生入学，教会学校一般免收学费，有的还供给膳费和伙食费，招生对象多是贫苦子弟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这些都带有义学的性质。洋务运动兴起后，教会学校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到光绪元年(1875年)左右，教会学校总数约增加到800所，学生约2万人，其中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其余均为天主教开设。到义和团运动前，教会学校增至2000所，学生达4万人。”①到20世纪初，教会学校基本形成自己的体系，从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直至高等教育和实业教育。在早期教会学校中，由于主要是希望为教会培养传教士，故而教学内容主要以宗教为主，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随着教会学校的扩大及西方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希望培养出高级人才代自己在中国行使权力，190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书提出：“我们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作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②教会教育家狄考文也认为，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人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等”③。深入到中国基层社会的传教士，以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思想文化顽强地影响着乡村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