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分化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亡国灭种的紧迫感，清政府的政治昏聩，引起了绅士阶层的分化。甲午中日战争使外患严重和内政黑暗充分暴露，它引起异常强烈的社会反响：“可哀哉中国，可怜哉中国!”“庞大中国竟不能敌一蓑尔日本”②,以致“国威丧削、有识蒙诟”③。民族灾难和耻辱比任何说教更为有力，它使人们懂得了“国事败坏，由于朝政昏谬”④,“政府既已无可望矣”⑤。它使绅士们从封建政治文化的氛围中解脱出来，从事实实在在的事业——实业。张謇由此“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⑥,成为状元资本家；曾朴少年科第，也因《马关条约》奇耻大辱，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⑦。绅士们虽有不同的等级身份，有不同的个人生活历程，却有大体相同的深邃执着的社会识见，这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力量作用于个体人的顽强表现。正是绅士们不约而同的实践活动，隐现着人类旨在探求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对于任何阶级和阶层而言都是同样的，不同的则是绅士阶层首先具备了分化的条件。

绅士阶层还是一个社会知识层。当一个民族、国家受到文明程度较高的外国的军事、经济、文化侵略时，首先觉醒的是社会知识层。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才有可能对两种交锋的社会进行真正的横向比较，才不至于永远囿于“蛮夷”或“奇技**巧”的狭隘观念。张謇就是通过中外对比，洞悉中外大势，认识到“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何以取资以为挹注?是尤士大夫所当兢兢者矣”①,才能“推原理端”,认识到“不得不营实业”②。旧文化是新文化发展的基础，即使是传统的封建文化。梁启超在《论中国之将强》中满怀希望地说：“其灼然有见于危亡之秋、振兴之道，攘臂苦口思雪国耻者，所在皆有”,“后起之秀，年在弱冠以下者，类多资禀绝特，志气宏远，才略沉雄，嗟呼!谓天之不亡中国也”!③梁启超所言足以说明社会注意力一般是集中于社会知识层的。近代社会是走向开放、社会联系广泛的社会，从“老死不相往来”,进而梯山航海，知识也就愈见其功用。

在封建社会，劳动群众绝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穷陬僻滋，蠢如豕鹿，姓名不能书，条教不能读者，吾反见其如林鲫也”④。“中国人之识字者，通国约计，亦不过十之一二。”⑤近代社会劳动群众缺乏知识文化的现状，自然突出了具有文化知识的绅士阶层的地位和作用。《湖南各县调查笔记》对劳动群众的知识状况，有个大致介绍：

安化县，“民众之识字者，不超过十之二三”⑥。

常宁县，“全县人民，平均能识字者，不过十之一二”①。汝城县，“野老村夫，不识字者约十分之七八”②。

湖南并非全国文化最落后的地区，而且这已是民初的统计情况了。清末，随着立宪运动的发展，人们才注意到民众知识水平较低的严重性。劳乃宣说：“距地方自治成立，近者二年，远者五年，为选民者必须二十五岁以上能识字之人，目下各省乡民往往阖村无一识字之人，自治从何办起?”③立宪、自治需要知识，办企业、兴学堂需要知识，这自然成为绅士们专为之事。这种社会历史玉就的、不可骤然改变的因果关系，决定着历史发展中阶级分化的选择范围。

因此，绅士阶层具有首先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条件，具有传播、改造、利用这种文化的能力和手段。无论是游学外国，还是就读于新学堂，绅士阶层享有优先权。湖北武备学堂“自开办至今已及七年，前选取入堂之举贡生监，文武候选员弁以及官绅子弟来学，其成材者实不乏人”④。各地选送留学生也是尽先照顾绅士们。⑤所谓“民间识论，恒随士子为转移”⑥,也就在于绅士还有社会知识层的优势。

而且明末清初形成的反清传统意识，也在绅士阶层中通过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顽强地延续着。近代许多举贡生员就是在《明季稗史》《痛史《扬州十日记》⑦的刺激下激发了反清思想，逐步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从根本上说，绅士阶层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但绅士又是成分比较复杂的一个阶层。绅士中有终生不得出仕者，也有主持正义被革职回籍者，还有因教案戴罪落乡者……这一阶层时常同清朝统治者发生矛盾。近代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也加深着官绅之间的裂痕。20世纪初期，官、绅冲突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大公报》发表文章，提出官吏不能把持地方行政，而应授诸绅士，认为“我中国之所以弱，由官吏代治而弱也”①。广东因筹办粤汉铁路，绅士与官府屡起冲突。②天津督署会议厅会议谘议局议决案，由于绅士人数只占三分之一，绅士们极为不满，同官府发生粗龋。③上海实行地方自治，绅办巡警着警服入城都不许可。④因此，官、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有增无已，而且已具有新的内容和特点。绅士阶层既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又同清朝统治者存在矛盾冲突；既欺压鱼肉劳动群众，又时常和群众相结合共同反抗官府。这种两面性正是绅士阶层时常处于官与民之间的“中等社会”⑤地位的反映。“中等社会”的地位，使绅士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走向分化的最大可能性。

尤其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屈从于帝国主义，大肆镇压人民反帝斗争，绅士阶层也未能幸免。“地方绅民胁从伤害教民之人，虽宽其死罪，却不得无过。”⑥在湖北襄阳，参加义和团运动的绅士受到不同程度的惩治：朱广林、赵文源等八人被革除顶戴；冯国士等二人永远监禁；李隆斋等二人顶罪监禁，其余绅士则应“接待教士，会面赔礼”⑦。当时，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各地都有绅士参加。《论中国停试事》中记载：“盖向来中国仇视洋人之事，由士林中人主谋者十居八九。”“此次凡谋与洋人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从未闻无功名之士，能煽动愚民，为其效力者。”①其结果是绅士们由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压迫。然而，“愈压则反激烈”,“愈摧则愤变愈捷”,中外反动势力的镇压，也促使绅士们走上反帝反清道路。

“中等社会”的绅士阶层，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政治舞台上，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关注。清廷为绅士们创造条件，把他们送入各类新学堂，尽先为自己的统治培养人才。“选派学生出洋游学，但取举贡生监”②,在“科举初停、学堂未广”时期，绅士们总是优先进入各级学堂，如湖南达材学堂“专收举人五贡入堂”③,景贤学堂也是“取通省中年以上生员入堂”④。至于师范和法政学堂，一般都限定在“举贡生监内考选”⑤。如两江法政学堂“专收宁属三十六州县举贡生员及宁属候补人员”⑥。有的学堂则专为绅士设立别科、特班。⑦清廷“分学科，招绅班”⑧,其主旨是把绅士培养成为稳定自己统治秩序的人才。

革命党人在实际斗争中，也十分注意联合地方绅士。浙江党人在白云庵会议中决定行动计划，一是运动新军，二是运动学界和地方绅士。⑨上海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也决定“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⑩。有的革命志士甚至认为：“联络会党，不如从地方士绅、富商大贾及青年学生入手。”①

至于立宪派，诚如前述，它的主体就是分化了和正在分化的绅士阶层。

在20世纪初年，加速绅士阶层分化的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即清朝仕途拥塞和科举制的废弃。在科举制度下，举贡生员疲精死神于举业，在于功名，博取功名，在于出仕。但清季，“捐纳、保举两项得官较易”。这对科举出仕极为不利。由此，“流品混淆，奔竟百出……”“江苏省内外……候补道道员乃至二百余人之多，殊骇听闻”。②江西“仕路近来尤拥挤不堪”③,浙江仕途“自道府五醉以及牧令佐杂各班，均甚拥挤，品类不齐”④,山东也是“候补正佐各员计逾千数，无所事事者，或不免酒食征逐”⑤。《大公报》颇有感触地嘲讽济南三多：“柳暗花明风俗****多，人力车多，道员多，以至司道官厅几无坐处。”⑥官途拥塞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它只能促使士子们抛弃功名找寻新的出路。

由于科举废除，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⑦,在社会进步的强制作用下，不得不四方觅食，自寻生路。清末举贡生员大批涌向新学堂，从事实际工作，谋求新的职业出路，正是废除科举的必然结果。即使其仍属于同一阶层，也显示着鲜明的时代差异。清末许多年轻的绅士一走向社会，就受到近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启示；受到社会变动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他们已是属于自己时代的“儿子”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浙江乡试，就有考生即堂“演说自由民权各种新理，环而听者如蜂屯蚁聚，几将堂前栅栏挤倒”①。他们追求的是争当这一时代的主人，而不是甘为封建时代的臣属。因此，中了举人的吴禄贞不是回乡做绅士，而是走向民主革命道路。②

造成阶级分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是多方面的，也是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它们在近代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合为一体，相互关联制约而发生作用。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是上述诸条件和因素充分发生作用的时期，绅士阶层的分化也就在这一时期充分展开。

虽然历史发展的转折并不只表现为一次，但对于历史时期的一个阶层来说，造成该阶层走向分化的历史机缘却只能有一次。历史毫不留情：已经分化者，踏上新的道路；正在分化者，还在抉择前程；冥顽不化者，只能同历史的堕性合流并存。不过，作为一个封建等级的绅士阶层，却走向了灭亡。

历史的启示是有益的，也是深刻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