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风气的社会倡导性和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抵御性，是绅士阶层分化呈现的两个特点。“下等社会之视听，全恃上中社会为之提倡。”⑨中国“实业不振，首在提倡”①,而颇具“乡望”的绅士们是当然的“四民之首”,故提倡之责，就舍绅士莫属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云南派遣留学生，也还不能无视这种社会现实，认为“学生出洋以开风气之先，必始名望之人”②。旋将一位七十多岁老孝廉派往日本。在清朝《商部奏绅商承办劝业银行要折》中，也特别强调绅士们的倡导作用，认为“商情涣散，物力奇绌，非广招外洋华商不足以树风声”。因此，商部选定闽绅林维源，“使之招集华商，自必闻风响应”③。倡导社会，开辟风气，走向近代的绅士们一开始就揭集了这面旗帜。
对社会的倡导作用体现在绅办企业和学堂中。甲午战争后，张謇“半生精力耗于实业”④,到宣统三年(1911),他创办的有影响的企业已有29个之多⑤;绅士沈云沛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三十三年
(1907)举办和投资的企业有13家；许鼎霖10家，周廷弼8家。⑥在数千年封建重负下，在广阔的自然经济之中，要迈向近代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民办企业更是千回百折，历尽艰辛，但在绅士们的维持周转下，毕竟获得了社会的承认。在江苏，大生纱厂“管理之善，销数之旺……实为中国商界独一无二之特色”⑦。《东方杂志》曾报道绅办豆饼、面粉、垦牧三公司，使“生产渐多，风气较从前开辟”⑧。在较闭塞的地区，绅办企业的倡导意义就更为突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南昌绅士曾秉钰创办工艺局，“创开风气，成效可观”,该厂仿制洋式木器，获利甚厚，他人仿效者遂众。①不久，城内就增设十多家同类企业，足见工业竞争，进步显然。
进步绅士在学堂建设中的倡导作用也很明显。如陕西临潼，“该县学务蔚兴，悉由张绅秉枢、杨绅樾、杨绅联芳捐资提倡使然”②。当时，清廷无暇也无力在全国广兴学堂，地方办学几乎完全由绅士们来承担，“今之言学务者，往往是绅，非官”③。民立、公立学堂都是由绅士们来开设。“晋省自奉诏兴学以来，各府厅州县中小学堂皆由官立，从未有民立者。适有晋绅举人冯济川等公议筹银三千两……设公立中学堂。”“实为民学开风气之先，远近士绅必有闻而兴起者。”④
在绅士们积极倡导下，“捐资设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日有所闻”⑤。公立、私立学堂奋然兴起，大有压倒官立学堂之势。
而在《无锡江阴学界调查汇表》中所列32所学堂，官立者仅4所，其余28所均为民立和公立，大多是绅士们创办。⑧江苏省奖优学堂共37所，其中绅办学堂占了21所。⑨因此，在清政府第二次教育统计时，各省学堂达到42444处，其中“公立和私立比官立为尤多”①。绅办学堂的发展，改变了清廷对教育的控制权，有利于新思想、新学术的传播和进步人才的成长。
由爱国而办实业，由爱国而兴学堂，正是严重的民族危亡的局面和“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促成了绅士阶层的分化，因此，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抵御性是走向近代的绅士们的鲜明特点，绅士们创办企业莫不具有“杜外人觊觎之渐”②的民族信念。上海绅士设立华盛公司，为“寄售仿造各种洋货，以挽利权”③。有的绅办企业在章程中就特予强调：“不招集洋股，亦不借用洋款，庶免利权外溢。”④正是在“救亡图存”旗帜下，绅士们两度投入了大规模的民族抗争热潮：波及全国的反美爱国运动和声势浩大的收回利权运动。⑤
毫无疑问，绅士阶层的分化对近代社会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就其直接作用来看，最能反映这一阶层特点的，则莫过于开风气的社会倡导作用和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抵御作用。
然而，绅士阶层的分化对近代中国还将产生极其深远的社会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化绅士愈来愈走向封建主义的反面。他们也将“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在“自由”“民权”的呼声中，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引导下，分化了的绅士们热衷于通过地方自治和谘议局的形式来谋求参政。“自治云者，对乎官治而言。”⑦20世纪一开始，地方自治就成为绅士们主要的政治活动。《浙江潮》向社会呼吁组织自治机关，要求：
第一，各地固有之绅士联合成一自治体。
第二，自治体宜分议决与执行二机关。
第三，分任机关之事者，由绅士中投票公举。
第四，机关议事，必以多数为可行。
第五，机关之职员悉为名誉职。①
地方自治是绅士们要求摆脱封建专制控制，获得“绅权”的较好形式。“一二年来，地方自治之论，日腾于士大夫之口。”②“自治名义，近世国民咸心醉焉。”③
从自治人才的培养到地方自治实施和组织谘议局，都是绅士们前后奔走，鼎力相助。天津宣讲自治，是“遴派曾习法政熟谙士风之士绅为宣讲员”④。各地自治研究所章程也大同小异，基本上以地方绅士为入所对象，如宾州府：
第一，本所为招集本厅合格士绅讲习自治章程、造就自治职员而设……
第二，本所学员就本厅直辖全境二十区内遴选合格士绅次第入所听讲。⑤
因此，各地进入地方自治研究所学习近代资本主义政治法律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是地方绅士。在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政治活动中，绅士们的思想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社会活动和地位也有所变化。通过自治所活动，绅士们学习了资产阶级的法律、财政、政治、经济等主要课程。这样，绅士们系统地接触了新的学术、思想，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一定了解。自治研究所培养了一批开明进步绅士，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活动造就了人才。
通过自治、立宪和谘议局活动，绅士们在分化中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绅士们首先控制了谘议局的选举，各地选举章程都规定：“用本省曾习法政绅士作司选员。”①因此，随着立宪运动的发展和谘议局的出现，活跃在各地政治舞台上的绅士理所当然成为各省、州、县议员的主体。宣统二年(1910)山西选出常驻议员18名，其中举人5名，贡生5名，生员7名。②宣统元年四川省127名议员，也基本上是地方上的举贡生员们。③宣统二年资政院各省互选议员98人，其中进士26人，举人37人，贡生18人，生员11人，监生1人，其他5人。④由此，绅士们“内而资政院，外而谘议局”⑤,由乡居走向合法的政治舞台，开始为自身利益而斗争。清末，从事地方自治和立宪活动的主体是那些由封建等级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绅士。可以说，绅士阶层的分化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形成的直接前提。
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也受到绅士阶层分化的影响。广西柳州，举办地方自治和教育的绅士们不断交往革命党人，“这些绅士受到影响，逐渐倾向革命……先进分子加入同盟会”⑥。容县绅士陈协五也“向往革命”,与同盟会关系甚密。⑦山西安邑秀才李歧山也很早就加入同盟会，并“结交学生、士兵和塞外豪杰，以壮大革命力量”①。在民主革命风潮推动下，相当一批绅士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同盟会河南支部的骨干都是清朝的举人、秀才们。②这绝不是例外的情况，各地从事革命活动，“主谋及联络者，为加盟之进士、举人，实行者皆学生、农民及兵士也”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其领袖骨干14人，有功名属于绅士阶层者占到10人④;河南农民革命组织领袖，也是秀才张子良、金炳光和举人王北方等⑤。
背叛了自己阶级出身的绅士们，成为亡清革命的策动者，他们真诚渴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不惜为之献身。据《革命人物志》做一大概统计，参加辛亥革命属于绅士阶层者，进士7人，举人29人，贡、监生13人，生员170人，其他3人；其中为同盟会员者，进士2人，举人11人，贡监生5人，生员62人，其他1人。⑥全书共载1900多人，除去大量属于辛亥以后的人物，这220多人确是不小的数目。绅士分化对民主革命斗争的作用不可忽视。
绅士阶层的分化本质是上对封建制度及本阶级的否定，而“否定就是背弃”⑦。从武昌起义后各地绅士的基本动向不难看出，除早已投身革命者外，在革命风潮鼓**下，绅士们或赞成独立，或承认革命的既成事实，或骑墙观望，只有极少数顽绅采取对抗态度。不是对革命进行赞助，就是对清王朝命运的漠然置之，这恰恰说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①。作为清朝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绅士阶层，它的分化无疑是掘松了清王朝统治大厦的根基。虽有鲁阳，亦无从挥戈反日，清朝败亡已是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