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③在“定贵贱，明等威”的封建社会，绅士阶层享有徭役优免权或其他法外特权。“家有举贡士，敢把钱粮蚀；孝肃与忠介，所以疾巨室。”④他们是清朝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所谓“官于朝，绅于乡”则较形象地说明了绅士阶层的独特统治地位。绅士占据公产，独揽钱粮，与地方官员“扶同舞弊”,公同分肥⑤;起灭讼词，武断乡曲。⑥且不说地方官走马上任首先拜会一方绅耆，甚至地方官升迁任免也取决于绅士们的好恶。⑦

诚然，绅士阶层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有时也同封建统治集团发生冲突①,甚至也同民众斗争结合起来反对恶豪与官府②。但是，在正常的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中，绅官冲突的外在现象还不具有内在的本质对峙。

社会阶级的分化变动是在巨大的历史变动的阵痛中逐步分解形成的。

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页。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绅士们也曾同民众结社团练，抗击“英夷”侵略③;生员邹伯奇、李善兰则专意于近代化学、船械的研究④。自发行动不足以导致整个阶层的分化，个别事例也不能影响阶层的整体变动，但在近代社会的剧变中，它毕竟预示了这一阶层的历史命运。

“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是一种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⑤阶级分化不发生在社会变迁的开端，而发生在社会变迁的一定历史阶段。导致整个绅士阶层分化变动的转折点是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一战，蓑尔日本竟击败了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中国之甲午中东一役而情实露……盖不独列强之所以待我者大异乎其初；即神州之民所以自视其国者亦异昔。于是党论朋兴，世俗之人从而类分之，若者为旧，若者为新”⑥。“士夫之有知识者，亦知非变法不足以自强。”⑦绅士们受到内忧外患的强烈刺激，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们对社会现实不能不加以认真思索。先前鄙视实业、藐视商界的观念遽然改变，对清政府的依赖心理也陡然涣解，绅士们开始弃置空泛的浮议和对官场的向往①,走向充满危机的社会。面对甲午败局，绅士们意识到“非输入新学术，不足以济时艰”②。“遂谋振兴实业，策励自强。”③于是，绅办之苏州苏经丝厂、苏纶纱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无锡业勤纱厂、通州纱厂等相继兴起。④

在风气渐开的初期，绅士们刻意举办近代企业，虽还不曾起到寸炬千灯的作用，但它毕竟改变了“民分四等，商居其末”⑤的观念，“朝野士庶，渐不至鄙商为末务”⑥的新兴局面才得以出现。由此，苏州“商民莫不踊跃”⑦集资设厂；在较为闭塞的陕西，举人邢廷荚呈请设立机器织布局，以同外人争利。⑧

甲午战争后，上层绅士举办近代企业不过是一个开端。此前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和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冲击及洋务运动的影响等，是这一开端的历史准备。此后经过维新变法的**涤和清朝“新政”的鼓励，绅士阶层的分化加剧，向近代企业的投资才具有了普遍意义。战后十数年间，他们集资借款或纠股招募，“到处创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新企业”⑨。掖起了青衿绅带的举贡生员，甚至进士状元们，在近代企业厂房中寻找到了新的落脚点：在江阴有贡生吴昕胪的华澄布厂①,在长沙有监生禹之谟的织巾厂②,在巴县有秀才杨海珊的火柴厂③,在厦门有生员孙逊的电灯公司④……可以说，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由封建绅士阶层分化出来的资本家居于重要地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统计的企业主，除华侨不计外，买办为30家，商人8家，学徒2家，官、绅18家。⑤实际属于绅士阶层的企业主远不止此数。该书归入商人类的周廷弼、渠本翘等，本身就属于绅士阶层。就连买办和华侨中的资本家也有不少是绅士，如贡生朱开甲为上海民族资本家，曾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⑥;举人邱菽园就是新加坡华侨中有名的资本家⑦。据本文接触到的资料作一大概统计，绅士投资于近代企业者已达140多家。⑧由封建阶层向近代企业投资，这标志着绅士阶层走向分化的第一个主要途径。

几乎还在企业热潮的势头上，走向分化的绅士们又把注意力投向近代教育事业。“天下之变岌岌哉，夫挽世变在人才。”⑨这是因为其在从事实业的社会实践中感受到近代人才的奇缺，也从近代企业的难产中发现了“民智不开”的严重性。“近数年来振兴商务工务农务之谕旨传播海内，而振兴商务工务农务之功效罕有所闻，此虽官司劝导之无方，抑亦民智未开，而力且有所不足也。”①因此，兴学育才成为“时势所趋，大圣难遏”②的当务之急。20世纪初年，绅士办学层出不穷，蔚然成风，如江苏绅士王同愈举办4所半日学堂③,安庆绅士方象堃设立3所女医学堂④,有的绅士办学达几十所⑤。各种专门学堂也为绅士们所关注，如广东绅士梁祖光设立农务学堂⑥,四川孝廉张式卿设立蚕桑学堂⑦,湘绅胡元倏设立高等商业学校⑧。绅士们还举办各种社会文化教育事业，如阅报所⑨、书报室⑩等，“任人浏览……得增知识”?。

绅士本来是封建阶层，吮吸的是传统封建文化，这时却热衷于创办新式教育。“科举停止以来，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开会研究者，不乏其人……”@旧等级，新动向，它标志着绅士阶层走向分化的第二个主要途径。

这两个途径是绅士阶层走向大分化的基本点。在近代社会的不断运动中，这两个基本点又进而扩展，终于使绅士阶层走向更深层次的分化。绅士们积极组织学会社团，兴办近代报刊，编印西方书籍⑧,甚至专意于发明创造⑨等。绅士们的社会活动可谓千姿万态。但是，只有引起该阶层社会职业或社会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活动，才足以标示出它分化的历史趋向。向近代企业投资的绅士也不是都能转化为近代资产者(如王先谦、曾朴都投资近代企业，却没成为资本家),但由此形成了一批绅士资产者、企业主，却也是事实。除此，中下层绅士还从事近代报刊编辑和近代学堂教员等自由职业。1903年，《广益丛报》的主要编辑就是两名秀才杨沧白和胡湘帆。①1904年，江西绅士龙钟沪编辑了《江西农报》,“按期出版，各处流通”②。

至于绅士从事教师职业，则更为普遍。如天津崇实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聘任刘子云等两秀才为教习①;广东潮阳林氏蒙学堂也是两名秀才任教习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端方泰保的湖北教习也都属于绅士阶层。由于近代学堂的兴起，社会对教员需求量骤增。“近来各属学堂多苦于教员之难得。”③因此，大批中下层绅士自然向教师职业流动。光绪三十年三江师范学堂设立，即“选派举贡廪增出身之中学教习五十人分授修身、历史、伦理学、算学、体育各科”④。于此可见一斑。

此外，还有一批绅士则走向下层社会，自愿投军，充任兵士。《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余名，呈请练兵处王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结果，

“发交保阳第三镇步队第三营”⑤。投笔从戎，救亡图存，几乎成为年轻士子选择前程的重要途径，以至于“读书士子争先恐后，犹恐其投效之晚也”①。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派铁良视察长江，“至皖检阅武备练军，许其成绩优美，而兵士多系举人、廪贡、秀才之优秀分子”②。

岂止是参军，绅士们还加入下层劳动者的秘密结社组织。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封举人李元庆倡议反清革命，成为仁义会首领③;河南柘城青帮首领是秀才王居信④;卫辉等地“票匪尤盛，头目多生员，通文理者”⑤。四川“绅衿与哥老会多合为一气”⑥。重庆哥老会的舵把子也是举人刘锡封⑦。湖南会党至此“富人及士绅亦有加入者，成分虽较复杂，势力则较前厚矣”⑧。

绅士阶层的分化趋向大致有三：一是转向近代资产者，二是转向自由职业者，三是走向下层社会。这种分化不是限于一个地区，而是全社会范围；不是几个代表人物，而是整个阶层的变动。唯其如此，才造成绅士阶层的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