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新旧蜕变嬗替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形式与内容，自然昭示出一个时代行进的历史趋向。绅士阶层不仅仅是封建社会结构中社会流动的“交汇点”,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流动演变最为剧烈的集团力量。在近代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裂变过程中，“士农工商”的传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错位，标志着绅士阶层由封闭型社会流动向近代开放型社会流动的过渡。
随着近代买办商人和新式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人阶层对于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日趋增长。因此，近代商人不甘蛰伏于“四民之末”而努力向绅士阶层流动，“惟经营大获，纳资得官，乃得厕身缙绅之列”①。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在沪的浙江宁波籍买办集团自上海开埠后，已逐渐取代了粤籍买办的地位，如杨坊、陈竹坪、陈裕昌、王槐山、王一亭、虞洽卿、叶澄衷等皆因买办而致巨富。他们一方面将其资财投向新式企业，另一方面以其资财捐纳职衔翎顶，向绅士阶层流动。浙江南浔是贸易繁盛的丝业市镇，因营丝而富的梅鸿吉、蒋堂、刘镛、周昌炽、庞云增也都千方百计跻身于绅士阶层。在近代，骤富的商人们或者像南浔四象之一的庞元济捐纳官衔②,改善其社会地位；或者像木渎镇商人钱坚以经济实力使子孙获取科举功名③。近代由商向绅的流动，不仅改变了绅士阶层的构成，而且也必然导致封建身份等级结构的破解。历史运动的最终结果常常与它最初展示的历史表象的变化方向相反，或许这正是人们永远追求而又不易探寻到的客观历史规律的残酷无情。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近代新式商业、企业的不断涌现，由“商”向“绅”的逆向渗透很快被“顺向渗透”所取代。传统的功名身份甚至官职爵禄已不再是社会唯一的价值指向，失去了固有的吸引力。由官绅向企业主流动的朱仲甫深有感触地说：“我从政数十年，乏味的很，要做实业。”④上海开埠初期，就有一位买办劝告他醉心科举功名的侄儿说：“我建议你不要投身宦途……过去十年外商在上海贩运丝、茶出洋，牟利颇厚，业务极为兴旺……我希望你学习英语，然后我推荐你到洋行工作。”①曾经居于传统社会的“末商”,居然对“四民之首”形成如此巨大的吸引力，这一社会变动无疑体现了时代迈步前行的力度。“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②社会价值指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甲午战争之前，盛宣怀等一批洋务官绅经营近代企业，是由绅向商流动的开始，而在1895—1913年近代民族资本企业创建热潮中，官、绅向商人(企业主)的流动已是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了，如“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集有多股，筹议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③。
受资料的局限，我们尚不能对近代绅—商的流动状况做出确切的量化分析，但依据现有资料也可以粗略地了解到绅士在民族资本工业创办者队伍中，究竟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曾对所记载的“工业投资者示例”48人(除华侨外)的出身做了一个初步分类。
事实上这一分类诚如“编者按”所言：“本节虽将官僚地主阶级的士绅和商人作了区分，但有许多人是先商后官，或亦官亦商的”,"中国资本家之为官为商，竟不能显为区别"。①认真检阅史料，我们不难发现，书中所列“商人”“买办”两类中，很多人都属于获得了身份和头衔的绅士，而并非纯粹的“商人”或买办。②
在这48人投资者中，完全属于商人出身者仅为1人，买办14人，而属于绅士者竟达到31人，约占统计示例人数的65%。
如果“绅—商”流动的数量分析还不足以显示出绅士阶层在近代资本家形成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变换一个视角，即从“绅—商”流动的质量上做一番初步的考察。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大规模发展过程中，较大型的工厂企业和农牧垦殖公司主要都是由绅士们创办的，比如在新兴的近代纱厂企业中，绅士阶层的投资者就占有绝对的优势。①
历史表明，“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②。拥有百万元至数百万元的大资本家企业，一般都属于那些“通官商之邮”的有封建功名身份的大绅士。下列11个资本企业集团除祝大椿、曾铸属于由商向绅流动的特例外，其余都是甲午战争后由绅向商流动的典型。③
毫无疑问，与西欧资产阶级是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来的历史过程绝然不同，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早期阶段，绅士阶层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集团力量。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与时代发展节拍相谐和的绅士阶层向近代企业主的流动，虽然最初是发生于江南沿海沿江地区的时代发展趋向，但到19世纪末，却逐步成为浸及内地省份的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变动。如素以表里山河著称的较为封闭的山西，在一位旧式绅士的日记中也透露了这一时代变动的气息：
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①
掖起了青衿绅带的举贡生员们，在近代企业发展中寻求着符合时代要求的属于自己的新的落脚点：江阴有贡生吴听胪的华澄布厂，长沙有监生禹之谟的织巾厂，巴县有秀才杨海珊的火柴厂，厦门有生员孙逊的电灯公司，平陆有狄海楼的矿务公司……由绅向商的社会流动标志着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向，其质的规定性远远超越了具体数量统计的意义。①
这一时期的绅—商流动尚属于非强制性的自由流动，相对于百数十万之众的绅士阶层，这种自由流动的规模显然十分有限。但是，正是这种自由流动的逐步发展为绅士阶层的结构性流动创造了最基本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它突破了封闭性社会结构的模式，促使不容僭越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发生了互动和互渗。“士”与“商”的相互对流和“绅商”阶层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由等级身份向平民化方向的发展。由此，近代社会由严格的“士农工商”之别向着“士官商民混一无别”②的方向发展。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中，绅士所具有的功名身份逐步趋于失落。传统的以“首”“末”划分的“四民”,其等级的鸿沟在阶级、阶层间的流动中呈现出平均化的趋向，“士农工商，四大营业者，皆平等也，无轻重贵贱之殊”③。
第二，它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有助于封建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淡化了绅士阶层对功名身份的向往。“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④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念，被“习尚日非""嗜利忘义”⑤的风尚所取代。由此，随着近代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绅士阶层便发生了结构性的大规模流动。
对于绅士阶层而言，20世纪初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制勃兴的社会变革，必然成为改变其历史命运的根本性转折点。“自变法以来，业经六七年，而老师宿儒皆坐困于家。”⑥由社会制度变革引发的结构性社会流动，对于社会成员个体而言，具有不容等闲的强制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绅士阶层的社会流动的确不同以往。
首先，流动的广泛性。“科举既议停减，旧日举贡生员年在三十岁以下者，皆可令入学堂之简易科。”①在社会进步的巨大压力下，尘羹土饭的八股文和不合时宜的“功名”身份已经失去了维系其基本社会地位的功用，各省“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不得不四方觅食，自谋生路，大批流向与新的社会分工相联系的各种社会职业阶层。据统计，清末20年间湖北地区的4万多名绅士中，至少有2万人是通过新式教育参与社会流动的，约占全部绅士人数的43%。②绅士们纷纷离却了曾经苦苦追逐的功名之途，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获得了各种新的社会资格，形成了所谓既有“旧功名”又有“新学历”的双重身份。
在旧式功名之士中，至少有50%的人同时接受过新式教育而流向其他阶层。
其次，流动的多向性。在新旧教育体制的更替中，新学堂为绅士社会地位的重新选择提供了最基本的途径。以新式教育体制为中介，传统绅士获得了新的政治、经济、教育、工商、科技、军事、司法等适应社会结构变动需求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从而流向了社会各个层次，如湖北地区绅士的多向流动情况。①
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绅士阶层的流向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绅—官”或“绅—商”流动格局，而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趋向，流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文化、法政、行政、实业等。不仅如此，许多绅士还向社会下层流动，舍弃“功名”而充任兵士。1905年，《大公报》报道：“深州举人胡某率本州举人七名，廪生三十余名，呈请练兵处王大臣，恳请分发各镇充当兵勇，以为中国文人秀士之倡。”②在清末新军兵营中，以举人、秀才身份当兵效力已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③有些绅士甚至流向秘密社会，“绅衿与哥老会多合为一气”④。因此，清王朝所忧心的“前闻举贡生监，以考试既停无所希冀，诗书废弃，失业者多，大半流入会党”⑤,绝非耸闻之词。
毋庸置疑，结构性社会流动，导致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根本变动。
20世纪初年的结构性社会流动，造成了绅士阶层社会地位的分殊发展，特别是绅士阶层向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流动趋向，标志着该阶层开始由结构性社会流动发展为剧烈的阶级分化。科举制度的消亡宣告了绅士阶层社会继替的中断，因此，一方面，绅士阶层大规模地流向其他阶层，而自身却缺失了流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功名”身份的失落，绅士与其他阶层的社会对流情况也不复存在。因此，在社会变动频度较大的20世纪初年，结构性社会流动最终促使整个绅士阶层开始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