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如果社会流动只是局限于一个封闭的等级圈内，每一代人都只是通过流动进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而不能形成整个社会的流动，那么,封建社会就会稳定地永远存续下去。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毕竟开始发生裂变，稳定的社会分层状况被打破，社会分工科层化(Bureaueratization)。整个社会结构开始由封闭走向开放，这导致了社会流动发生质的变化：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社会流动开始冲破等级身份的阻碍，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发生。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西方列强以携雷挟电之势向古老的中国进逼，“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①。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机器、新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等，近代社会的诸多变化，促使社会阶级结构关系也发生急速变动。这一变动首先表现为普遍的社会流动现象。

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是封闭型的，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主要局限于平民一绅士之间。这种闭锁的社会流动突出体现为封建社会结构的社会关系的再生功能，而不曾体现为社会经济、技术进步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动。因此，本质上封闭的封建等级、身份制度，从根本上限制和阻碍社会流动，致使绅士阶层不仅成为非身份性平民流动的唯一社会定向，而且借助科举实现制度性流动的社会集团力量也主要限于绅士阶层。

中国社会由古代迈向近代以后，社会生活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化。“迩来欧风东渐，生活程度日益增高，向来单纯之农业，端不足以应今日繁重之需求，于是工商兴焉……”②在娘子关内的山西新绛县尚且如此，通都大邑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活变化更是可想而知。随着新的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日趋精细，“世业恒为”的职业结构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模式发生了裂变，与新的经济、技术、职业联系着的社会流动的普遍发生，便成为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重要特征。

近代社会流动伴随着新的社会职业的出现而发生。可以说最早与商品经济紧密结合，并与外国资本集团联结的买办职业的出现，是近代社会流动的开端。

买办①一词早已有之，但并不具有买办的近代含义。在鸦片战争前，买办一般是指管理外国商馆的内部经济和事务的人，诸如总管、账房、银库保管，以及照管外商贸易、生活等方面事情的办事人员。“遇洋船来，十三行必遣一人上船，视货议价，乃偕委员开舱起货。乃货售罄，洋人购办土货回国，亦为之居间购入。而此一人者，当时即名之为买办。”②早期买办并不具有阶级特征，而首先表现为一种近代社会的新职业。

鸦片战争后，公行制度被废弃，买办不再受公行控制而直接受外国资本的雇佣，充当外商在华推销商品、购买原料的中介。随着外国经济侵略活动的扩大，买办职业也发展起来。“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③一种新的职业集团的出现，是社会生活与社会分工发生变化的体现。鸦片战争后，在封建社会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之外，外商经济强行打入中国市场，适应这种社会生活变动的需要，买办这一职业集团应运而生。五口通商后，中外贸易活动日趋发展，从事买办职业的人数也不断增长，“遂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④随着近代买办职业的兴起，一部分商贩、行商由传统的“末商”职业向买办新式职业流动，由此形成了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流动。

近代中国最早的社会流动即表现为由商贩、学徒、游民向新式买办的流入。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职业的买办，也具有“商”的性质和特征，在传统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念体系中，仍然被视为“贱商”之业，上层阶级和有身份的人并不屑为此。故而，最初的社会流动一般限于由较低贱的阶层向买办的流入。然而，买办商人凭借着丰厚的经济收入和外国领事裁判权的庇护①,事实上在社会中享有独特的优越地位。在近代社会变动中，经济力量始终是分解封建等级身份结构和稀释浓厚的等级观念的主要因素。因此，买办职业以其优厚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最终也成为上层阶级追求的目标。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一些绅士或权贵阶层的成员也开始向着买办流动，于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子沈昆山、禁烟督办柯逢时的儿子柯纪文、福建知事胡琢之的儿子胡二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乡友吴洞卿、山东巡抚孙宝琦的把兄弟王铭槐，甚至翰林院的编修江霞公等都摇身一变成为追逐利润的买办。

向买办职业的流动是近代社会流动的开端。它的时代意义就在于由此冲破了传统的局限于绅士阶层的封闭型社会流动的格局，扩大了社会流动的参与阶层。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更深层次的变动，参与流动的人数和社会阶层都在迅速地增长和扩大。如此，开放性近代社会流动的序幕就正式开启了。

发生在早期的“无业商贾”“义学生徒”向买办的流动，是近代社会非身份等级制度制约下的社会流动。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变化，随着近代生产关系、生产技术向中国社会生产领域的引进的发展，社会流动日益超越传统的封闭模式而成为最频繁、最普遍的社会现象。19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流动的范围已不局限于“买办”,其流向表现为多样化趋势。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导致了中国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以西方机器生产设备和技术为基础的近代工业系统的出现，促使传统的“士农工商”结构发生质的变化。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洋务企业共设立了40个，创办资本约4500万两白银，雇佣工人达13000～20000人。①19世纪70年代后，民族资本企业也缓慢生长起来，截至光绪二十年(1894),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共136个，创办资本约500万两白银，雇佣工人约30000人。②近代企业的建立和发展及其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细密，并由此推动了两个方向的社会流动：一是由官僚、商人、买办向资本家企业主的转化，二是由破产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向近代雇佣工人的转化。

不同人群向企业主、资本家和向工人的流动，是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变革，适应社会生活发展需求的流动，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趋向。因此，作为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伏缓急密切关联的社会流动，它在早期阶段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流动频率逐步加快。无疑，从现有史料中科学地、准确地测定社会流动的频率是很难做到的，但通过新式企业兴建的情况也可以理出一个基本的趋向。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近代企业有170多个，平均每年有3个企业出现。在上海，光绪十六年(1890)后的5年内，平均每年有7个新企业诞生，再加上外国资本的100多个企业，仅由农民、手工业者、市民流向雇佣工人的人数就约有10万人，其中流向中国自办企业的工人约有6万人，平均每年约有2000人向工人职业方向流动。③

第二，社会流动范围呈现扩大趋势。最早的社会流动的流向限于买办，流源限于商人、贩夫等，参与社会流动的阶层范围是狭小的。但在近代社会企业推动下的社会流动，其范围却日趋扩展，流向不仅由买办扩展到企业主、资本家、工人，而且流源扩展到官僚、地主、商人、买办、农民、手工业者、学徒等诸多社会阶层。

尽管近代社会流动具有开放性特征，因为流动本身已不再受到身份或等级的限制，但就社会流动的方式、规模而言，在甲午战争前近代社会流动还属于自由流动。自由流动是指由于特殊原因引起的单个人的流动，它还不表明大规模的阶级、阶层的整体变化，也不足以引起较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因为新兴的百数十个近代企业对于整个封建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并不形成根本性冲击；而且向近代企业主、资本家的流动还处于过渡状态，很多人是以封建官僚身份来“督办”企业的，官僚仍具有封建社会独特的身份、地位和权威，不曾真正流变为资本家。数万雇佣工人相对于四亿人口的农民，也远远不足为数，而且它并没有引起农民阶级结构性变动。

然而，近代开放性社会流动，毕竟是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演进规律的表现，所以自由流动既已发生，就具有不可遏止的趋势，它的产生、发展也就为结构性社会流动规划了基本走向和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亡的刺激和民族意识的觉醒，以“救亡”为目的的“实业”热潮推动着近代企业建设，获得了空前发展。同时，文化、教育领域的变革和政治领域的革新，标志着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剧烈变动。适应这一变动的社会流动也由自由流动发展为结构性流动。结构性流动是指由于生产技术或社会方面的变革、革命而引起的大规模的阶级、阶层或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甲午战争后近代社会流动已在规模和流向上具备了结构流动的特点。

其一是社会流动规模迅速地扩大了。甲午战争后，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形成三个大的发展**，到1913年新设的民族资本厂矿达到549家，比甲午战争前增长了36.6倍。①因此，向新式企业主、资本家的社会流动至少扩大了30倍。同时，近代企业的发展规模，也带动了相应的向工人阶层的流动规模的扩大，流向工人的总人数已达到200万左右。

其二是社会流向的扩大。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结构表现了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结构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动，一些新兴的社会生活领域和事业相继兴起，诸如报刊业、学堂教育、社会团体事业、新政的出现，导致了社会职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为了适应新的社会职业、新的社会角色，其社会流动呈现出复杂多向的趋势。作为具有功名身份的绅士阶层不仅向企业主、资本家流动，更大量流向了编辑、教师、社团法人代表等自由职业，而且还有举人、秀才充军的向下层社会的流动。

社会是一个诸因素密切相关的有机体。社会流动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它受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变动的制约。社会生活愈是走向开放，社会工业化程度愈高，社会分工愈精细，社会流动频率就愈快，流向就愈广泛。那么,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的总体特征如何呢?我们可以从“流源”“流向”“流程”几个方面做一简略的分析。

流源，是指参与社会流动的分子(阶层),相对于该阶层向其他阶层流入的方向而言。流向，是指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向，即所要流入的阶层。流程，是指社会流动的过程，即由流源到流向的变化过程。

由商贩到买办的流动，是一种简单的流动，其流源、流向都是单一的。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生产方式和技术设备引起的社会流动开始呈现由单一趋于复合的走向。参与社会流动阶层已是明显地扩大到诸多社会阶层，如官僚、绅士、地主、买办、学徒、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流动的流向也由单向变为多向——买办、企业主、工人，甲午战争后又扩展到报刊主笔、编辑、学堂教师、兵士等。在社会流动的流程上也出现了间接的复合流动，如徐润、祝大椿等人的流动过程。

近代社会流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商人在第一阶段经过流动变为买办者，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近代企业的发展，他们再度参与流动，由买办流向近代资本家集团。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流动过程，它是社会流动更加广泛、社会结构趋于开放的显著特征。徐润、祝大椿、朱志尧等都是经过这一流动程式由买办成为资本家的。他们在“早期的中国私人工业投资资本中占第一位，1895年以后开办的棉纱、面粉、缫丝厂和航运企业的创办人数中，买办(仍)占第二位”①。买办阶层是近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变动最早也最为显著的社会集团，它的流向既反映帝国主义侵华的特征，也受到中华民族意识觉醒和民族反抗斗争的时代制约。

在近代中国开放型流动过程中，由自由流动到结构流动，从社会关系的变动趋向上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一社会流动的总体格局中，作为封建社会中一个独特阶层的绅士集团，展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