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当然不是哪个个人随心所欲的产物，而是在面对史学危机的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历史性结果。30多年来的高歌猛进，可谓是新史学发展态势的一个形象描述。新时期以来持续推进的新史学朝向，对于史学的基本面貌、理论模式和学理架构的冲击几乎是全方位的，它使得既有的史学样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塑。从破与立的两相作用上看，它以“解构”既有史学理论模式的方式形成了“破”的效应，却在“立”的方面未成功业。除了不时呈现的新概念、新话语、新标签外，新史学并未推出属于自己时代的典范之作，也未在学术命题的辨识与争论中形成奠基性进步。就此而言，颇有点类似于梁启超对于近代新学的定评：“我们闹新学闹了几十年，试问科学界可曾有一两件算得世界的发明，艺术家可曾有一两种供得世界的赏玩，出版界可曾有一两部充得世界的著述?哎，只好等第三期以后看怎么样罢。”②

因此，进入21世纪之际，人们更多地在反思中再度寻求新的转向。一方面，“愈来愈多的学者不满足于简单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转向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另一方面，“由大多数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③余著可视为新史学发生转向的一个代表作。它立足于学理性建构，以坚实的史料为根基，超越了单纯的西学移植或概念移借，完成了历史逻辑和本土话语密切结合的建构努力。

如前所述，余著立足于学术问题导向。但真正的学术问题其实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问题，它与整个社会存在及社会机体、制度、文化共生共存。如果深入思考并刻意寻找瑕疵的话，我们也不难发现还有些相关性论题未能论及或未在书中深入展开。

首先，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中，防疫机制只是其中的次级结构。如何将其置于整体制度中明晰其定位，并在整体制度演进中呈现这一机制本身的变动轨迹，余著未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事实上，晚清国家制度和地方制度变动较大，这一历史性变动对防疫机制究竟产生什么具体影响，值得深入挖掘的内容还很多。比如公共卫生与警察制度问题。《申报》曾载文称：“我国之警察制度，虽由民政部一再更订，分咨各省遵照办理，然于实际上颇有混乱而不划一之象。内部之制度，姑不深论，即就警察服制一端而论，往往此省与彼省异，省城与府城、县城异，甚至此府县与彼府县亦异。形式尚未划一，遑论精神之统一。”甚至在制度上有卫生警察之设置：“卫生警察关系颇重要，举凡清理道路，检查饮食物，防制时疫流行等，均为不容缓办之事。”①此外，在晚清地方自治制度建设中，地方公共卫生事项又明确为“向归绅董办理”,即“凡旧有之施医局、施药局及现有之清道夫、戒烟局等，均应归入卫生一类”②,纳入地方自治绅董管辖范围。如何将清代防疫机制与上述警制建构、地方自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考察，应该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其次，关于近代变迁中传统与近代的关系问题，是余著讨论较深入且颇有新见之处。余新忠特别强调，“从搜集呈现传统时期相关公共卫生规制的资料入手，除了进一步思考传统与近代的连接外，也通过对以清洁和检疫为主要内容的晚清卫生行政引建过程的系统的梳理”，进而阐述历史变迁进程中传统要素的价值。但是，一个在地方治理体系中始终发挥主体作用，并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型中承接历史传承力量的“绅董”问题却挖掘不够。从传统时代“州县地大事繁，不能不假手于绅董”①的规制，到晚清之际各种善堂、义壕、街道清污等卫生事务中“费诸绅董之心设法整治”②的条规，甚至在西式医院管理体系中，也有着绅董活跃的身影等③,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清代历史经历了传统向近代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但无论在传统体制还是在现代体制中，绅董始终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力量。这一问题的讨论，事实上有助于余著论旨的展开和深化，也应是该书的题中之意。在晚清制度演进的链条中，可见西学的强力影响。同样，本土社会力量的周转及变身，是承接这一历史递进的主体力量。推土机可以引进，那么填充材料呢。制度及理念可以引进，生命主体和社会存在却只能根扎于本土。

最后，现代卫生观念与制度的变迁，实际上也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分散聚居的乡村社会中，卫生问题一般不会呈现为公共问题(瘟疫流行时除外),而在人口迅速集聚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公共卫生则凸显为社会问题。这一历史性变动更多地聚焦于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广州等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具有现代性的公共卫生机制和理念的生成与发展也相对聚焦于此。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依次展开或交相递进的历史轨迹，与现代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的线索形成怎样的相关性?在整体的历史发展坐标中，如何清晰地描其图式述其征象，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以这样的视角切入，或许会为余著的论题形成更广阔的讨论空间，也有助于整个论题的提升。

每一个时代都会成就自己时代的学术，史学亦然。“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外的历史学家都曾经把他们所期待的新世纪的历史学称为‘新史学’。”①历史学伴随着巨大的时代之变，本身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此建构着属于自己的时代。新时期以来的新史学努力，显然旨在于此。在这一轮新史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余著以自己的努力创新诠释了新史学的新路向。正如余著《后记》中所讲的那样，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将实现一个现代性省思超越现代化叙事的模式转换，这将是他新的研究课题的展开。我们相信，余新忠的这一期待亦与学界的期盼相合：“21世纪的史学，将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真正的新史学。”②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