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史学发展面相各异，理论与方法取向多元。在如此纷繁复杂的表象下，其实也有着一个相对主导的诉求，即对以往史学体系或理论诠释框架的解构——当然，有些是“无意”的解构。已有学者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具有后现代色彩的‘解构主义’充斥盛行，对一切事物都要下番‘解构’的工夫……导致史学研究的‘无形化’,即导致研究客体整体形态的支离破碎，以至消失。”因此，尽管“过去30年，学者在理论方法的追求上做足了功夫，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接踵而至，新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①,甚至在不断解构的过程中，倡言以“新革命史”范式以取代“革命史”范式，“三十年来各路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正是这一新革命潮流当然的组成部分”②,但其史学努力的实践效果并没有赢得学界的认同。一方面，“过去30年学界对西方新理论方法的追求，也大多仅仅借取了几个看似时髦的名词概念……‘最新最好’的理论方法未学到手，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以及新中国成立头30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却统统丢失”③。另一方面，后现代范式“一定程度上又构成对新史学的反动。这与后来教条化的革命史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后者的历史叙述中其精英的面孔换了一副新模样，即‘革命精英’”④。

如何超越新史学发展中“系统性的缺失”,从而将“理论追求上的浅尝辄止与见异思迁”⑤的流风导向整体性观照与系统理论建构，无疑是新史学能够最终获得属于自己时代价值的方向性变革。对于一个时代的学术使命而言，学理诠释体系的建构，远比对以往体系的“解构”更为重要。基于此，将余著置于整个新史学发展走向中加以观察，自会发现其独到之处。

其一，超越碎片化取向，建构系统性诠释。就“卫生”这一论题而言，很可能被细碎化而沦入“无关大义的个人自由选择”,致使研究者无可避免地掉入“碎片化”的窠臼。余著以独特的眼界提炼命题，发现“卫生”所“承载的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着力探讨观念、制度、机制的内在关联以及由此生成和发展着的现代文明体系建构的历史进程。①就“卫生”论题的史料而言，显然也具有零散、细碎的特征，如果被这一特征所牵绊，研究视野的褊狭和浅陋几乎无可脱逃。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余著“通过细致搜集整理散见于方志、文集、笔记、小说、日记、游记和档案等料中的相关记载”,通过精心的整合避免了研究的“碎片化”,从而在“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近代医疗卫生机制的转型”,以整体的格局来诠释“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②这一超越“时流”的学术建构是成功的。

其二，超越区域化取向，建构历史演进理论的整体视域。余著直言“并没有采用当下流行的地域史研究路径，将清代的卫生置于特定的地域脉络中来展开”。余新忠探究的对象显然主要集中于江南的苏、沪、杭、宁和华北的京、津都市地区(这既有研究者自身学术积累的因素，也有资料相对集中的因素),但其研究的视野却是整体性的。正如余新忠所说，“当时的江南和华北的京津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引领国内发展潮流，相对具有示范意义”。而且，就清代卫生防疫机制而言，虽然不免地域的差异，但从学术研究的积累而言，还谈不上“值得从地域的角度来加以论辩的一般性叙事”。地域研究取向，“势必会弱化对卫生这一专题系统而全面的探究”③。在具体研究的展开过程中，他特别警示自己力求避免学界流行的区域化取向，因为这类对于区域历史特性的简洁归纳，难免会陷入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常常是把水越搅越浑。①类似的区域化研究取向，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提升实际上难有贡献。②此外，他还自觉地从研究方法上避免对史料的片断性取舍和主观性择取，认为“以‘选精’‘集粹’,甚至断章取义的方法从众多的史料中挑选出自己所需，以此勾勒了疾病、医疗的发展史或其中的某一面相，并将其视为客观的实在。对资料的来源和背景几乎不作考订和分析，更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勾勒其实不过是自己带有某种观念的重构和解释”③。因此，余著旨在超越地域与城乡差异，而注目于“卫生观念和行为及其发展趋势在中国社会的相对一致性”④。正是在超越区域化的“碎片”取向中，社会—文化的共性特征和历史演进趋势，得以整体地呈现和揭示出来。

其三，超越传统与现代的人为区隔，建构社会历史演变的自然分期。诚如余新忠所言：“中国社会的近代演变是我一直以来着力关心的议题”,从其首部著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他就将“明清社会的发展列为全书思考的重点”。不同于以往许多论著的是，余著并不拘泥于“现成的”历史解释构架，在既定的古代与近代(革命史分期标准)分期中结纳史料，从而展开自己的论题。他敏锐地提出：“以往诸多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误读。”将传统与近代截然对立，并加以简单化的区隔，“不过是学者们借以表达近代变动的起点或背景而已”。在余新忠研究的论题中，“传统虽然可能多有问题，却并不停滞，而且也未必一定落后”。从社会变迁的长程来观察，“许多今人将其视为传统的东西”,实际是“明清时期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因此，“打通古代史和近代史藩篱”,并突破“以西方的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从而“在中国近世社会自身变迁的脉络中考察近世卫生观念和机制的转型”,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自有的“现代性”,就成为该书最具思想性的学术建构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