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最大亮点。”④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就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①20世纪80年代之际，不仅仅是西方史学方法的广泛引入推介，甚至当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三论”,也成为重新建构历史学的“‘新的理论层次’、‘新的历史精神’,并以之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甚至重新改写中国通史”。曾经一时间，“‘三论’热潮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席卷了整个史学界，构成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最大威胁”②。

20世纪90年代后新史学虽然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相对沉寂，但却有新的转向。口述史学及其口述史学方法，被认为是亮点之一；相继而出的区域史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③也成为“新史学”追求的新景象。

“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④新史学在方向开拓和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对于理论与方法的热衷和努力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来不缺少丰富的理论来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⑤新近的环境史的兴起也如此，学界“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也就是一种‘新史学’”。有学者认为这将“催生出中国史学的新革命”①,甚至声称“21世纪的新史学，则以天、人合一肇其始”②。

问题在于，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理论的基本态势是“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③很多以新史学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一个所谓新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再多，实质上无助于史学的进步。正如严耕望所批评的那种史学取向：“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④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成了新的教条主义”⑤。

余著的视野当然也追索到国际史学发展动向，并对其新的理论方法予以关注。正如其“绪论”所言：“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新学术思潮和理念的不断引入与实践，特别是医疗史研究日渐兴盛”,我们的卫生史研究成果才逐步丰富起来。⑥但是余著并没有刻意地在理论或话语上逐新求异，也没有以丰富的中国卫生史料去填充或诠释西方理论模式的倾向，反而对既有的理论说教保持着足够的警醒。他认为，大多数西方学者的研究，“无不隐含着近代(或者说西方)话语和文化的霸权以及复杂的权力关系”。它们不仅“无视卫生现代化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也基本都未能跳脱‘现代化’的学术理论和叙事模式”,尤其是由于其“过于注重对意义的探析，反而影响了对具体历史经验的呈现”。①余新忠强调“引入新的学术理念，在‘新史学’的脉络下进一步推动史学界的疾病医疗史研究的发展”。但同时对这种“理解并不一致的”“新文化史”谨慎地保持适当的距离。他特别提示：“尽管我对历史研究中话语的解读、意义的追寻和诠释等的重要性深为认同，但也并不愿意就此放弃对呈现一定限度内的‘真实’历史经验和过程的努力”,因为即使在这一看似新向的医疗卫生史领域，旧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依然是理解意义和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余新忠的学术理路中，理论方法的新与旧并没有特别的优劣之分(并非像一些学者刻意两分对立的那样),他力主“打破两者的藩篱，以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去呈现历史经验和脉络，省思话语的权力，追寻意义的解构和诠释”②。

在著述结构和叙事风格上，余新忠没有落入时流中刻意“社会科学化”的窠臼③,而以实证性方法从溯源寻踪入手；尤其对卫生概念本身的研究，从卫生语义起源入手，就其基本内涵的演变，历史性变动的开端、时代性变动的深化以及近代卫生概念的确立④等做了清晰而扎实的梳理。我们可从中溯其渊源，辨其流绪，明其趋向。

此外，余著的架构和研究理念还体现了多学科视野和方法的综合。余著的论题所及跨越诸多学科，在医疗史与社会史之外，还涉及制度史、观念史；即使卫生概念本身，在观念的演进过程中，它与公共卫生理念与机制的形成与建构，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城市化、现代化也密切相关。因此，无论是研究范畴还是方法运用，乃至资料的选取和解读，多学科范畴与方法的融通与整合，至为紧要。“更多地引入疫病和公共卫生社会、文化因素，立足社会，多学科、多部门、全方位、协同式地来解决卫生问题”①,不仅是余新忠对现实问题的呼吁，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该论著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势引力作用下，“社会科学方法治史一经引进，就成为史学界的新动向”②。晚近以来的史学发展多染此习尚，竟有束书高阁、游谈无根之流波。余著以谨严的实证为根基，坚持“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③的史学诉求，在史实的梳理和史料的辨析中，表达并建构了独到的学理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