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①20世纪80年代以社会史为趋向的新开拓(既是研究领域，也是研究方向或视野的开拓),一经出现就带来了极富时代性的感召力。《历史研究》评论员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主旨，传递了这一开拓性研究的学理依据，认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应该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历史纳入研究视野。②《历史研究》在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述评中预言，史学研究的这一新开拓将从改变史学研究现状和推动其他相关学科发展诸方面做出新的贡献。③由此，一大批新领域被开辟，构成了新时期“一次了不起的学术飞跃”④。近年来，标举着历史人类学的旗帜，研究者又开辟出很多新

(接上页)社会史也好，文化史也罢，包括新兴的生态环境史、医疗疾病史、女性史、概念·文本·叙事的所谓‘后现代史学’等，都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续编》,14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夏明方：《导论：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见《新史学(第六卷):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领域：生态环境史、日常生活史、水利社会史、医疗疾病史、性别社会史、新革命史①等，不一而足。30年来，正是开疆拓土的奋力进取成就了新时期的新史学，“有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边疆史以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面，甚至人口史、灾荒史等都有了很大的进展”②。

从基本学术取向或路径看，与大多数新史学著作不同，余著并不着眼于研究方向的开拓，而是着眼于学术问题的聚焦。正如余新忠所坦陈的那样，从2003年始就开始对“清代的卫生概念、防疫和检疫等卫生问题做过初步的探讨”③。在余新忠的视野里，卫生领域并非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而是既关乎“个人的健康和幸福，同时也承载起了民族繁荣强盛的大义”④的学术问题。作为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它是与整个历史演进的广度和深度密切相关的课题，因为由“卫生”而承载了“复杂而丰富的社会文化意涵以及权力关系的象征”。因此，余新忠透过诸多历史现象和丰厚史料最终所聚焦的问题，一是中国社会在引入和推行现代卫生机制过程中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二是中国社会所推行的现代卫生制度背后的权力关系、现代卫生行政与现代身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⑤余著的学术立意十分清晰，即“利用‘后见之明’去发现和分析当时之人忽略或无法看到的问题”⑥。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提出：“有时候揭示问题本身比试图解决它们更为重要。”①在当代新史学拓疆开域的多向扩展中，缺乏学术问题的聚焦所造成的“碎片化”状况令人诟病。②尽管就“碎片化”本身学界尚有不同认识，但由此所形成的学术研究的窒碍却也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如“在社会史研究内部，诸如其内涵到底为何之类的大量根本性问题都尚未达成共识，这就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大杂烩’的印象。只要稍微仔细审视一下就可以发现，当下社会史研究的阵容固然貌似鼎盛，实际上其中却收容了不少争扛大旗的散兵游勇”③。梳理30多年来的新史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研究领域的平面扩展和研究方向的多向伸延令人眼花缭乱，但纵向深度的学术问题讨论却浅尝辄止，始终不能形成梯度性推进，更遑论对某些重要学术问题的根本性解决，从而也就难以在历史的接续中真正完成一个时代的学术命题。新史学在不停歇的开拓中，少了学理层面的建设和把论题引向深入并将学科建设最终导向时代高度的努力。就此而言，余著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功令人欣喜。

余著没有刻意标注“新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名号，只是将论旨落实在“传统与现代视域中的卫生现代性问题”上。而且这一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医疗社会史问题，而是关涉到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变的时代性论题。余著所聚焦的问题是在学术发展脉络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学术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并亟待探讨的问题。

其一，“以往诸多对近代社会转型的研究，存在着对传统的严重误读。在很多研究中，落后且僵化的传统不过是学者们借以表达近代变动的起点或背景而已”。余新忠正是在对此问题的省思中，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他认为：“那可能不过只是一种‘想象的传统’。”

其二，传统并不意味着落后，也不是停滞的同义语。作为历史研究的学术视野而言，我们应该着力探讨“近代中国的转型中传统与现代是如何榫接的，在榫接的过程中，传统以及中国传统自身变动的意义何在”①。

其三，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引起中国社会的关注并被接受，从而引发中国社会的转型，应该有其自身的基础和根据。余著正是从一个具有新意的视角，深入解析这个重要的“基础和根据”②。在史料爬梳过程中，余新忠已经有所领悟，19世纪后半叶，尚处发展之中的西方公共卫生观念和制度传入，并在上海、天津等地获得认可和推崇，并不仅仅是外力刺激所致。“中国社会变迁中自有的‘现代性’”③更值得深入探究。正是在此意义上，余新忠并不认同“西方模式”为“近代化的唯一标准”,中国社会演进中自在的“现代性”特征及其要素远未被揭示和认识。

余著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全书分为八章的论题展开形成严密的逻辑关联，从卫生概念、观念入手，逐次引申讨论，最终聚焦在清代防疫机制及其现代性公共卫生制度的转型上。余著以问题的聚焦为切入口，以历史长程的探究为路径，以学理性探索和学科性的建构为导向，在新史学惊人总量的成果中成为卓然独立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