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聚焦社会建设(1 / 1)

完成社会转型或者说伴随社会转型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建设。一个完整的社会或者说成型的社会,主要是建设的结果。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即革命是破坏一个旧的社会基础,新的国家和社会通过建设而完成。可以说,没有建设,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社会。21世纪以来,国家发展战略中一个重要的思路是提出并强调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或生态文明建设一起,构成当今的“五大建设”。但是,这个如今特别提出并强调的社会建设问题,恰恰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性问题。以前之所以没强调,无非是因为在近代以来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主要面向的经济建设大势下,这一问题被严重遮蔽罢了。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建设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就被提出了。邵元冲认为,当时的社会建设主要目标是地方自治①,邵元冲通过史实梳理提出社会建设演进的几个重点。一是政治变动和政治建设的促动。邵元冲认为政治革命或政治运动启发了人民的政治自觉,民权扩张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因此地方自治就成为最近几十年来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二是经济建设或经济变动的影响。新式工业成长中,劳工组织便形成社会的一种新势力。与此相应的劳动救济制度的兴起,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建设演进上需注意的方面。三是社会经济、政治变动影响到大多数人的生活,合作主义和合作运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此乃近年社会建设一大事功。四是仓储积谷,地方公产本是传统社会建设内容,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一度废弛,近年却在新的体制下重新复兴。对社会建设内容或管理体制的传承沿袭也应有一定关注。

邵元冲发现,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以来,政治、经济变动剧烈,天灾人祸迭出;从1903年清末新政始至1934年,乡村危机已经逐步显现,“但一部分的社会,却仍然依照预定的目标慢慢地走着”。社会建设虽受到经济、政治变动影响或制约,但也有自己运行的规则和方向,其演进情况并非与经济、政治演进完全一致。同样,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建设的进步。所以,邵元冲总结出,现在横在中国社会面前的整个的生存问题,比起三十年前更迫切紧张,同时也就反映出在过去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社会生存的力量,所以经不起外来的摧残,立刻陷于危乱的状态。因此,既要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更须要从社会方面做一番切实的建设工作。这包括:第一,共同生存力建设,如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建设;第二,在劳动团体之外,在固有社会制度优点上,建立独立的社会基础。

不难看出,邵元冲关于社会建设的探讨十分粗疏,但所提出的问题,即社会建设关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以及单向度的经济建设乃至政治建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甚至一定程度上恰恰成为社会矛盾或社会危机激化的助力的认识,确有道理。而梁漱溟、晏阳初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也是立足于社会建设层面。

但是,由于工业化建设的紧迫性和时代压力,社会建设虽曾提出,却未能纳入国家建设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如此。五年建设计划的中心是工业,重点是城市。

当今在急迫的情势下提出社会建设,其实也有社会危机倒逼的因素。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建构自己的学术视野,构筑自己的学科方向,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光明日报》关于“新乡贤”建设的系列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所触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乡贤”指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也是对享有这一称号者人生价值的肯定。迄于明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都是乡绅或乡贤之士。这一文化传承思想渊源久长。宋代熙宁以后,保甲、乡约、社仓、社学逐次推行,乡治精神和事业两方,都有改善的趋势。其中,乡约的施行再度成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创获之举。“吕氏乡约”对于乡村民众的规约简约而具体:“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执行乡约的领袖者,由乡里民众推选正直不阿的人士充任。他们的责任,在抽象方面是感化约众,在具体方面是主持礼仪赏罚。明代泰州学派中许多不求功名而落归乡土社会的乡贤士绅身上,也集中体现了建设乡村、改善民生、谋利桑梓的群体追求和故乡情怀。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农业增长有限,常态社会里经济建设往往不是被关注的重点,而社会建设则既为国家也为地方所关注。尤其在乡村社会更是如此。乡贤或乡绅社会力量的养育及其功能,从某种意义上就体现着社会建设的功效。但是,这种传统社会建设内容或者模式,随着近代社会转型而废弛。

那么,当这种转型基本完成,当我们的社会构型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时,城乡一体化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瓶颈时,社会建设就更为迫切地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因此,探讨研究从传统社会建设向近代社会建设的演变,探讨近代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时代特征,以及近代社会建设与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与当代社会建设的历史关系等,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