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1 / 1)

近代中国的社会有三个与传统中国社会构型不同的转变:第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第二,身份—等级社会向职业—阶层社会(或市民社会、公民)转型;第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基于不同学科背景和角度对社会转型的认知。此外还有其他内容的变迁,或是制度变迁,或是体制转轨,或是政治变革等,均非社会转型含义所指。三个维度、三个层面的社会转型,相互关联,相互之间具有深度影响或制约关系,却不一定同步、同时发生和展开。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洋务运动开始。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且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明示了历史趋向。“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填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①“我国机器工业,肇始于同光,建设于清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在新的机器生产、工艺技术、社会分工等管理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向近代社会文明的转型。洋务运动的发展,本身会呼唤人才。洋务新学及其专业学堂体制的确立,就是这一社会需求的产物。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空前变动,以儒家独尊的文化一统格局受到“西学”的冲击。

北洋、民国时期,工业发展各有特色,也不乏成绩。工业化方向或进程并未中断。就工业化或者现代化建设成就而言,“在抗战前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史上的最高峰”①。“抗日战争前的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工业化过程。中国经济取得的进步,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上,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几个增长速度很快的国家相类似。1914—1918年、1931—1936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日本。因此中国是少数几个取得成功增长的不发达国家中的一个。”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1912—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达9.4%。②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扩大,到抗战前,在工矿交通业中已占据优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方向是使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指出,党必须领导人民“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同一天的发言中,就工业化问题,任弼时强调,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独立自主,“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③1954年1月,毛泽东就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指示,大概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状况,“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显然,向工业社会转型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主要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并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化进程也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阶段。

后30年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仍然是工业化进程的接续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其间虽有顿挫、有曲折,但不能说是断裂的。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的新台阶,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六位;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作为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所占比重只有12.6%。这一数据对比背后,隐含着一个建立在农业基础上,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演进。

21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对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作出了评价。该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50。这一指数是评价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指标数在0~33时表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处于初期,33~66时表示工业化中期,66~100则表示工业化后期了,而当这个指数大于100时,则表示一个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如果再考虑两年的增长,到2012年年末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72左右,中国进入工业化的最后阶段是没有疑问的。根据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15至2018年完成工业化,最晚将在2021年完成工业化进程。

按照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以1%左右增长,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超过2010年世界平均水平57.93%的城市化率。在当今世界60亿人口中,主要工业国人口约为7亿,所占比例不足12%,而占比超过世界人口21%的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的高速增长期,或者说实现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历史性转变就发生在距今不到两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因此,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转型是发生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特有的现象,如果我们的近现代社会史缺失了社会转型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学科认知,那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它应该也必须成为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