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系1978级 杜义

我的高考与众不同，重点不在于我自己，而在于其他人和其他事。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二是因为恢复高考时我已结婚。

我家在山西忻州义井公社安邑村，我在义井高中毕业后就回村务农了。1975年秋开学时，我到义井高中做了民办教师。当时做民办教师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我并不都符合。那我怎么能做高中民办教师呢?就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杜满成点名要我。即使这样，村里仍然不让我去。但杜老师坚持要我不要别人，事情就这样僵在那里好长时间，没办法解决。我父亲知道后到村党支部和他们理论了一番，这件事才办成。这件事对我的高考影响极大。

当时的高考政策是下乡知青结婚了可以考，农村青年结婚了不许考，所以1977年高考时村里不让我报名。我当时非常生气，但没有办法。

我非常不甘心，就想第二次再争取。幸运的是，1978年村里虽然仍不让我报名，但我报上名了。那一年我在高中的同事薛怀钰老师被借调到县招生办工作，他直接从招生办拿了一张报名表给我报了名。

然后就等着高考了。我做过许多“**”前的高考题，不会的很少，所以对考试是很有信心的。考完公布成绩，我考了忻州第一名。当时挺高兴，但很快发现这不见得是好事。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很快就应验了。

不久，县教育局局长找我谈话。我知道自己参加高考可能是违反当时的政策的，预感会有麻烦。既怕取消我的录取资格，又怕给私自带我报名的薛老师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了局长，谈话很平静，局长只问了我的情况就结束了。但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心情无比煎熬。

事后得知有人把我告了，告我者跟我的情况一样，他报不了名，认为不公平。得知此事，我觉得都是考得太好惹的祸，要是考得差一点，也许没人注意，也就混过去了。这又加剧了我的担心，要是局长取消我的录取资格，我该怎么办?我在这种担心、煎熬中等着，就像一个等着宣判的犯人，不知道会等来什么宣判。罪犯还有申诉的机会，而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只能听天由命。

终于等来了入学通知书，那一刻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我不知道录取过程是怎样的，但我知道局长没有取消我的录取资格，我对他一直心存感激。

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后才知道，那一年学校到山西招生的是数学系蒋人壁老师，是蒋老师不怕违反政策，把我录取进来的。很幸运，入学后蒋老师恰好是我们数学分析课的辅导老师，蒋老师确实是位好老师，她那认真负责、诲人不倦的态度和作风，非常好地体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回顾我的高考之路，感慨万千。首先是感激。如果不是那么多人帮助我，我就上不了大学。许多与我情况类似的朋友，都被当年的高考政策排除在大学门外了，我比他们幸运。

其次是感叹当时的环境想追求教育公平太难了。

如果我的高考能够重复一次，我不希望有那么多的坎坷和幸运，只希望能和广大学子堂堂正正地一起竞争，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