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8级 陈其

1968年秋，我到内蒙古插队落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3年时间，一晃而过。1971年年底，原本24人的北京知青点，已通过招生、征兵和招工陆续走掉了21人。我自己每次都踊跃报名，均因“出身不好”无果而终。

每到夜晚，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黯然神伤。在万念俱灭的绝望时刻，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学习英语，掌握一技之长?

我在初中学的是俄语，纯属“英文文盲”。我从北京买回教材，以囊萤映雪之毅力，英语水平迅速提高。没想到，正是那晚比较随意、冲动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

1973年年底，我病退回京后，赋闲在家，啃老度日。

当时，北京的基础教育十分薄弱，教师奇缺。海淀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更是惨不忍睹。他们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家属委员会挖掘“优秀青年”,以补充教师队伍。聊胜于无，我被顺利录取。

虽英语水平尚可，但我不会管理学生。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有很多不思读书的，遑论学习“洋鬼子”的语言。我上课的教室总秩序混乱，领导不甚满意，自己情绪低落。

恢复高考的政策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最佳机会。1977年高考，我的数学极差，但英语颇佳。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通知我口试，但因政审不合格，抑或年龄偏大而名落孙山。次年，我矢志不渝，报考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英语系。因有比较优异的英语成绩，误打误撞，居然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我怀着误人子弟的愧疚之心，告别了教书匠生涯。

辍学10年，岁月蹉跎，时光虚掷，28岁时才梦幻般地融入新的集体。历史系1978级是个可爱的大集体，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几乎所有省份都有代表；年龄跨度较大，“40后”20余人，“50后”呈压倒之势，“60后”寥若晨星。最长者三十有二，最幼者年方二八。五湖四海的男女老少济济一堂，热闹非凡。

第一学期，正当我如饥似渴地汲取历史知识时，辅导员老师找我谈话。她说：“学校公共英语教师奇缺。你是英语教师出身，希望你在学习的同时，负责你们班英语慢班的教学任务。”

本人虽不便婉拒，终有几分踌躇。主要顾虑是：自己连小孩儿都**不力，遑论这些品学兼优、老成练达，又期许甚高的“大龄青年”?

恭敬不如从命，硬着头皮上。这20来个“学生”的共同特点是：求知欲强，态度端正；南腔北调，众彩纷呈；学历不同，性情各异。

为避免将他们引入歧途，必须抓好基础。在学习字母和音标时，我搬来自己的留声机，让他们反复跟着唱片朗读。现在想来，有些过分较真儿，光是那“th”就颇费周折，把老老少少折磨得不轻。幸好同学们不厌其烦，热情不减。

其实，历史专业学习负担不轻，但每周两节课，我都认真备课，自己刻蜡版印教材。虽然辛苦，但充满乐趣和**。

一个学期后，历史系找到正式教师，我的任务随之结束。

毕业后，每当与老同学们聚会，慢班同学都会提及这段小小插曲。感恩也好，调侃也罢，终是一段温馨的回忆，只希望我的努力没有再次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