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7级 陈伟华

在历史系1977级班里，我是一名年轻的“老者”,虽然年龄刚到30岁，但在班里已是年龄最大的之一了，大家都叫我“老陈”。我们宿舍里另一个“老家伙”,是来自顺义牛栏山的杜秀芬，她年龄与我相当，自然被称为“老杜”。其他几个都是20多岁的“小朋友”。虽然年龄悬殊，但大家相处得融洽和谐。

从曾经的乡村女教师变成了一名大学生，这个180度的转变，真是令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恢复高考使我有机会走进了大学校门，补上了这空缺的一课；紧张的是，作为超龄的大学生，我们与年轻人同在一个课堂上、同住一个宿舍，能否跟得上趟、坚持下来?能否与同学们和谐相处?

在宿舍里，原本素不相识的同学们很快热乎起来。作为“老家伙”,我自然被照顾，被安排在了下铺。可至今让我不明白的是，老杜怎么睡在了上铺?莫非她认为自己是农村来的，体质好，爬上爬下很自如?还是她爱干净，有洁癖?或是她长得年轻，“小朋友”们没看出她的年龄?更奇怪的是，她还不上游泳课。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身体的一些变化，才恍然大悟——原来老杜是肚子里“有情况”了。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跟宿舍的“小朋友”们说，老杜不能睡在上铺了，太不安全了。这样，老杜就服从安排，搬到了下铺。

后来，当我也发生和老杜类似的情况，“小朋友”们惊叹道，这两个“老家伙”真是不谋而合呀!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她们，这回可大长见识了。当我说多少得请点儿假时，她们说：“没事儿，老陈，我们给你抄笔记吧。”这可乐坏我了。可当她们开始为我抄的时候，却发现抄笔记实在是一个笨办法，太费时间。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既没有复印机，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用手机拍个照、点个键就传过去了。于是，我想了一个当时唯一能省事儿的办法，就是用复写纸把笔记拓写下来。随后我就到处买复写纸，有成盒的，也有成卷的。不几天，一盒就用完了。她们就给我打电话，我让家里人又给她们送去了一大卷儿。就这样，“小朋友”们分工合作，把她们自己的笔记和给我的笔记“一气呵成”,任务完成得非常漂亮!韩豫燕、郭熹微、孙继红几位同学，在关键时刻帮了我的大忙，我至今铭记在心，也非常感谢她们!

我在上大学之前，在北京郊区当了10年乡村教师，跟当地的老乡社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回市里上大学时，公社专门派了一辆卡车，给我拉行李，送我到市里。入学后，老乡们有时带着栗子、核桃、花生、梨等山货，到学校看我。自然这些同宿舍的“小朋友”们就跟着沾光了。我也大方地说，你们就分着吃了吧。有时我不在宿舍，老乡们就把山货放在门口。就这样，山货被“小朋友”们一次次地瓜分掉，韩豫燕还拿回家带给她妈妈吃。大学4年，韩豫燕一直是我的“跟屁虫儿”。有一年暑假，我专门带小韩去了我工作过的山里，不仅满足了她的胃口，还大饱了她的眼福，因为我们山里的风光实在太美了!

1977级学生包括很多“老三届”,他们当中多数人都在“**”中参加了工作。恢复高考后，国家有了特殊政策，工作满5年的学生可以带工资上学，我和老杜都是带工资上学的大学生，这让“小朋友”们好羡慕。作为“老家伙”,带工资不能白带，我看到孙继红和郭熹微夏天到了但蚊帐还没挂起来，就关心地问她们是否有蚊帐，我有工资可以给她们买蚊帐。她们都说：“不用，不用，我们都有蚊帐，谢谢老陈关心。”

这就是我们的宿舍。在这样的集体里，“老家伙”关心“小朋友”,自然也会得到“小朋友”的尊重和帮助。总之，我们的集体很温暖、很和谐，在大家心中都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