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7级 冯禹

正如马秋莎同学所说，叶丹是历史系1977级的核心人物，虽然他并没有担任班级干部，但其领导力和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他说话声音洪亮，让人联想到美声男中音的腹腔共鸣。他的话极富幽默感，但毫无玩世不恭之意。

在我的记忆中，和叶丹同学的第一次深入交流是入学后不久，学校让我们去农场劳动。当时我心中不悦，因为在工厂工作了近八年，好不容易等到个上学的机会，凭什么又让我们去劳动?班里的一些同学比我吃的苦更多，曾去插队的叶丹就是一位。真正从校门到校门的同学寥寥无几，应该让我们抓住好时光读书。我和叶丹一拍即合，决定写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我起的《我们要读书》,而词句则由叶丹口述，另一位同学挥毫下笔，一张慷慨激昂的大字报就这样贴了出去。虽然大字报并没有起作用，但叶丹那出口成章的水平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我和叶丹的第二次深入交流是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次拜访了著名学者黎澍先生后，叶丹很激动地跟我谈黎先生的看法，同时也暗暗提醒我注意，因为我的研究风格是特别注意原始史料的考据。他转述说，研究古代史及中古史的原始文献也就那么多，前辈学者已经都看过了，再从中找到有意义的东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该在方法论上做文章，用新的方法来研究旧的材料，这样才可能实现学术上的突破。我当时表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史料还需要整理开掘等，后来才逐渐体会到叶丹讲的道理的重要性。

我和叶丹见的最后一面是他知道我要去美国波士顿后，专门约我到他的办公室，强烈建议我拜访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杜先生曾经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报告，主题好像是对郑和下西洋的高层次研究，后来叶丹访问美国的时候见过杜先生，提起了这件事。在叶丹的介绍下，我很快和杜先生建立了联系，并在先生的推荐下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开始了在美任教之路。杜先生说，他对叶丹思想的敏锐和知识面的广博印象极深，非常高兴能和两位当年听他报告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学成为朋友。在与杜先生的接触过程中，我很快懂得了叶丹为什么那么强烈地希望我找他，这的确是一位思想深刻的世界级学者。叶丹在事业并不顺利的情况下还想着只和他有过一年多同窗经历的朋友，真是令人感动。

叶丹不幸去世时，孙燕京同学写了一副挽联，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通洋务，长韬略，博古知今，四座极称才子，上下正期倚重，讵料斯人已乘黄鹤去。

孝父母，爱妻儿，睦友亲朋，八方盛赞贤良，左右还冀仰赖，孰堪吾友将化仙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