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系1977级 丛玲

我们的“托拉斯”可不是经济垄断组织,而是一种独创的共享学习的形式。它是我最难忘的大学生活样态之一。

40多年前,我与全班62位同学一样,荣幸地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77级的一员。说老实话,对只受过4年正规小学教育、支离破碎的初中教育,后在中学工作6年半的我来说,大学既是梦想,也高深莫测。

从得知被录取的那天起,我就坚定了一个信念——埋头学习,汲取知识,追赶时代。当然,还得少管“闲事”。不料,刚入学,班主任就让我当了临时团支部书记,此后,更有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校学生会副主席等职务接连不断,每天忙里忙外,做各种学生工作,专心学习的梦想终于化作泡影。

那年月,除了上课,图书馆、文史楼305(我们的专用教室)、宿舍、新一和新二阶梯教室都是同学们读书的场所。众所周知,1977级的年龄、教育基础、工作经验大不一样。跟“老高三”学养厚重、见多识广的同学相比,我们简直就是“没文化”,这对我的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班那些“老高中”“老初中”同学一入校就被我们冠以“老”名,是谓尊重。于是老刘、老廖、老唐、老陈、老杜……叫得格外亲切。他们底子厚,有章法,知识面广,不论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总能侃侃而谈,让我望尘莫及。至今,每当我回味大学生活时,对他们那种乐于分享的精神总心怀感激。

不知道从哪个学期开始,我们班就形成了“托拉斯”。这是一种自发形成的学习小组,地点多设在某个男生宿舍,不定期讨论学习中遇到的热点、难点。一到期末,它便成为集体复习的场所。“托拉斯”开张的日子,宿舍上下铺都挤满了人,通常由一人或几人主讲,大家质疑、讨论。刘子安是“学霸”,每次都当仁不让。这也难怪,老刘入学前在国营大厂是工人理论组的,后来成为北京市委工人理论宣传组的主力。他读过哲学、政治经济学领域几乎所有的经典著作,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等著作上留下的“眉批”都快超过原文了。老刘的思维与理解力、分析表达能力皆无与伦比。后来我才知道,他的高考数学成绩也是满分,如果不是“**”,真不知道他会选择什么专业!我们非常爱听老刘的辅导,简练准确,讲解生动,加上眉飞色舞的表情,简直比上课还有趣。

想起大学4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托拉斯”。那时候我们班多有共同进步、不让一个人掉队的觉悟,集体主义情结高涨。在每个人都如饥似渴、争分夺秒的状态下,老刘等同学拿出时间、精力、热情,将学习心得与大家分享,实在难能可贵。我在这种分享中获益匪浅,很快适应了大学生活,也多多少少实现了入学之初的学习“梦”。我时常回想起这个流动在宿舍里的“托拉斯”,感念我的同学们,惦记不常见面的,怀念已经故去的。

在历史专业领域,我不在优秀之列,但历史系1977级是我永远的班集体,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