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8级 张明

算起来，和我本人产生了直接联系的高考有3次。

1972年的4月，作为一名知青，我在新疆呼图壁县芳草湖农场下乡，当时叫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时值“**”,砸烂“封资修”的教育制度、“停课闹革命”已经6年。忽然传来消息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不多久就有新疆大学、新疆工学院等本地区高校的老师到农场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参加考试、审查录取。我立即到我所在的六分场场部报了名，并参加了在总场举行的语文、数学考试。这实际上是一次本地区主办的不被称作高考的“高考”。

考试后不久，六分场的文教干事刘老师见到我说：“张明，你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你就收拾行李准备去上大学吧!”听后我的心中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但最终，因为家庭具有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出身不是“红五类”,我在政审关被刷掉，一盆冷水把我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心凉。我暗暗发誓，今后决不再参加类似的考试。

1977年10月下旬，报纸上登出了恢复高考的通知，举国震动。我这时已被抽调到乌鲁木齐的一所中学任教将近5年，面对这一特大喜讯，我却表现得迟钝与犹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想，当年的誓言需要推翻吗?难道我还要去经受一次因家庭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打击吗?周围不少好心人也纷纷劝我：“古人云，人到三十不学艺。你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就这样，我最终还是没有报考，与本有资格参加的一次难得的高考机会失之交臂。后来得知，也确有个别考生虽成绩合格，但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而名落孙山。但无可争辩的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昭示着坚冰已经打破，航船已经开通，一个百废俱兴、充满活力的新的历史时期已到来!

出乎我的意料，短短的几个月后，在过年后的春季，国家又很快公布了1978年的高校招生方案，其中明确表达了出身、家庭等不再成为录取考生的樊篱的意思。我如释重负，一切顾虑烟消云散，迅速报了名。

由于白天单位里的工作相当繁重，我就只能在夜晚复习功课，每天也就睡四五小时。经过5个月左右的苦读，我终于在31岁生日到来之际，于1978年10月上旬成了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大龄学子。

入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同宿舍的4个大龄同学来到天安门前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永恒的历史瞬间。作家沈从文在一篇散文中说，天安门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见证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我接续沈老的话说：天安门也见证了1977、1978年高考的恢复，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沧桑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