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8级 薛合伦

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千万“负翁”,我至今还在奋力挣扎，细想此时人生其实与当年的高考有关。

1977年恢复高考。初中未毕业的我，被认为没有参加高考的资格。

1978年春节后，婚假期间偶得一套数学课本，自学到能解高阶线性齐次方程的程度了，但仍不知道“△”怎么读。

1978年3月，我回到煤矿，以“具有高中水平”的名义，争取到高考资格。没书没资料，就跟朋友岔开时间看资料，学习了历史、地理。高考时的语文、政治，一靠积累，二靠蒙。

这次高考的第一个收获，是使我自信心爆棚。无知无畏的我竟然以为，只要愿意，没有我学不会的。

上大学以后，北京师范大学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独立思考的精神以及老师们的社会责任感，这使我后来受益匪浅。

毕业后不久，不安分的我下海了，偏偏又选择了走实体和科研这条十分艰险的路。挣扎的路上，偶尔也有一些亮光，如创造一些新的世界纪录。有理由认为，那还是沾了1977、1978级的光，也沾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光。

在我人生的重要关头，我的高考和我的大学多次被我用作敲门砖。

2001年，我去拜会中国材料学之父师昌绪院士，老人家日理万机，引荐人特意介绍我是1978级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后来，师老在自传中还专门提道：“薛总毕业于北师大。”

自我介绍是1977、1978级的大学生，在学者和大科学家面前往往比较灵验，后来在以“粮食与国家安全”为主题的会议上，我向袁隆平院士介绍了我们的材料后，又用上了这一招。袁隆平先生亲自安排首席种植专家郭守斌教授试验。后来电视台和新华社报道了正光纳米材料在创造水稻产量新的世界纪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科研已不易，推广尤其难。在没有有效市场机制的情况下，利益集团太过强大，新材料推广的难度超乎想象。好在我们的材料已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产生了一些影响，新华社也做了题为《特写：中国纳米材料为美国西部山区“解渴”》的专题报道。哈森实验室、墨尔本大学等也参与了测试正光纳米材料。

虽然学过的专业我早已“无知”了，但恩师们的风骨和社会责任感融入血液，在这艰难的路上，我才敢说“人在征途无定论”“残兵一聚再擂鼓，总要捷报化宏图”。

郭预衡先生关于“王纲解纽”的论述，里根是否学去解决美国的经济困境，已不可考。作为还在挣扎的民营企业家，盼望有关部门能学懂，也算是我的中国梦。

高考过去40多年了，一件事还没干好就老了，愿这一腔有点传承的老血继续热下去，因为对我而言，新的考试，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