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8级 郑华生

我在农村插队8年，在林场当工人两年，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时候，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既不激动也不兴奋。但我意识到这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虽然没有什么考前准备，但我还是很自信的。在农村，民办教师不让我做，但在村里，有人要写诉状，要写入党申请书，参军要代表全县新兵讲话，都找我代笔；在公社100多人的文化辅导员学习班上，连公社的宣传部部长都不知道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的历史渊源，我知道；在上中学时，很多中外著名小说我都读过，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我看过；世界主要国家的位置和首都我都记得。

1977年高考还是各省各自命题的。广西考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和地理，总分400分。题目很浅，地理出了一道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我填了：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缘，燕山脚下，距渤海149千米。后又加了个括号写：即东经116°20',北纬39°56'。就是不写“北京”两个字。谁想到出这么简单的题呢?聪明过头了。考了4门，我估计有300分以上，但没被录取。大概是因为出身不好，我政审不合格。

没被录取，也没有很失望，依然日出而作，披荆斩棘，植树伐木。很快又公布了1978年的招生简章，全国统一命题，文科考5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也考，但不计入总分；总分为500分。简章还说这次高考是要公布分数的。这一规定使我再次参加了高考，我的考虑是：即使不被录取，我考出一个分数来，也可以让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工友知道我不是笨蛋。我没有请假复习，因为请1

天假就要扣1.03元工资，我当时的月工资是26元，1.03元可以买1.25斤猪肉，我舍不得。每周六下午5点，我还照常拉着100多斤的柴火，骑自行车经过县城，骑30多千米送回农村的家。我只能晚上在深山老林的林站的煤油灯下看书。其实也没有什么书看，没有像样的课本，也没有复习资料。复习地理，我只有两张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还有一本薄薄的“**”时的课本。但我的地理考了94分，差6分就满分了。我的总分为354分，全县文科第一名。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县城引起了轰动，到处都在传有一个挺老的林场工人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其实当年我只有30岁。我到公社迁户口，那个文书盖章时说：“我这个公章第一次进北京。”当时自己有多自豪、多荣耀就不用说了。到了学校才知道，我的考分还是比较低的，有数学考满分的，总分超过400分的也大有人在。据说当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高于北京大学，全国文科状元就在我们中文系。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几年，正是中国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开放自由、最有朝气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古今中外杂七杂八的书，看了不少中外电影，听了不少学术报告。当时学校的报告会很多，做报告的都是名人。这些报告，思想很开放，信息量很大，有的还很超前，使我大开眼界。每到星期天我都到西单古旧书店看书，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连看几场电影。现在看来，我当时虽对专业学习很重视，但对考试不很在意，当年在大学学的课本知识很多都忘了。好在当年有不少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师给我们讲课，当时没有什么统编教材、部编教材，讲的都是老师多年的研究成果和独到的见解，使我学会了做人、学会了读书、学会了思考，这是终身受益的。质疑和独立思考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还时时思考。即使上天在发笑，我还是要思考。

感谢国家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感谢自己抓住了机遇，有了新的人生。怀念母校，怀念老师，怀念学友。我永远铭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以“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