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7级 张冬

1977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集体记忆，这一年因“**”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我的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是我从小的梦想，那时老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梦想是美妙的，现实是冷酷的。历史是我的弱项，中学从没开过历史课，都以党史代替。中华几千年的历史要在短短一个月内恶补。于是，我一头扎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看了全部历史展。两天紧张的考试顺利完成后，我又返回农田，继续我“战斗的一年”。1977年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光阴荏苒，40多年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有些已成为过眼烟云，有些却留下了不灭的记忆。1978年春节过后，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3月初，我背着行李踏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成为“**”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

第一批大学生，成为570万高考大军里时代的幸运儿!

我们入学时“**”刚结束，一切还尚未走上正轨，百废待兴。没有教材，上课基本上靠手记老师所讲，至今我还保留了两本完整的外国文学课的笔记本。中文系给1977级和1978级配备了最强的教师队伍：教古典文学的启功先生、杨敏如教授，教古汉语的许嘉璐教授和陆宗达教授，教现代汉语的杨庆蕙教授，教民俗学的钟敬文教授，教现代文学的黄会林教授，教外国文学的匡兴和陈惇教授，教东方文学的陶德臻教授，等等。他们都是国内学界的知名大师，学贯古今，经纶满腹。记录他们授课内容的课堂笔记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料。那时大学里教授职称还没恢复，我们一般都尊称年长的老师为先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们授课思路开阔，广纳各家学说，不拘一家之言。当时由于深受“**”统一思想的影响，我们期末备考时会寻求标准答案。老师则告诫我们，做学问要重视基础理论，要多了解、善比较，批判性地分析各家学派观点，集思广益，大胆立论，小心求证。那时候校园风气比较开放自由，鼓励大胆质疑，鼓励独立思考，勇于尝试民主。先生们讲课总是先介绍各家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佐证。我们1977级学子有幸接受大师们的授课，他们学识渊博，勤于思考，善于启发，使我们终身受益。

1977级同学在十年“**”中失去了学习机会，读书的黄金时代在“**”中荒废了。有机会重返课堂，大家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三点一线，从宿舍到教室再到食堂。晚饭之后跑到图书馆抢座位，读书读到闭馆。当时校舍实行统一关灯制，晚10点准时断电，但是走廊和盥洗室留灯，一些同学就在那里看书，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校园学习风气可以说是只争朝夕，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除了规定的课程，中文系还安排了很多讲座和报告会。大阶梯教室通常座无虚席。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术交流非常活跃、自由，既有大胆否定，也有广泛吸纳；少了清规戒律，多了自由探讨。我们中文系尤其活跃，记得在大一时开展了的“伤痕文学”讨论。因为1977级都是从“**”中走过来的一代，每人都有自己的亲身体验，所以说那次“伤痕文学”大讨论，也是对“**”比较早的一次集体反思。学生不仅自己举办各种新潮文学活动，还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记者团，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学生代表，积极参与推动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初次尝试民主选举也是我们1977级独特的经历。

1977、1978级学生从“老三届”到1977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历届都有。“老三届”有的入学前已经成家立业且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刻独到。“小三届”则对知识的获取如饥似渴，也从师兄师姐身上获益匪浅。我们班韩旺辰同学是“老三届”,有一套很好的学习方法，常常手抄资料索引复写给大家，我至今保留着他当年手写的资料索引小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