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系(哲学系)1977级 姜庆明

1982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作为张静如教授首批招收的硕士研究生，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3年。之后留校，在恩师身边又工作了将近5年。今天，回忆起当年在先生门下学习工作的情景，那些过往的小事，都一点点地浮现在眼前，平平淡淡，却刻骨铭心。

说实话，作为学生第一次见张先生时的情景，我多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作为学生，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先生布置我们学习的第一课是认真阅读《新青年》杂志。先生虽然强调这是很重要的课程，却没有布置具体的思考题目及相关的学习要点。那时我就每天去图书馆借阅《新青年》,曾经弱弱地问过：“广告也要看吗?”张先生的答复是：“广告也是历史的一部分。”于是，我就连广告在内，不断地翻看、摘抄。这种看似毫无要求的史料阅读，自然不被当时的我理解。留校工作后，因为参加编辑《李大钊史事综录》等工作，我又在张先生的亲自安排下，像读研时天天看《新青年》一样，在一段时间内，先是几乎每天都到位于中国美术馆附近的某单位借阅《白坚武日记》,每篇必读并摘抄出相关内容；接着几乎天天泡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借阅《北京大学日刊》缩微版，阅读摘抄……先生就是在这些具体的指导中，让我逐步了解了什么是第一手资料及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尽管后来因为出国，我离开了所学的专业，但这种学习方法的影响可以说延续至今。

课程安排也体现了先生对史料教学的重视。我们的史料学课是先生亲自联系，安排在北京大学张注洪教授家里上的。在张注洪教授家里，我们两个学生与老师围桌而坐，清茶相伴，接受面对面的专享课程。听着张注洪老师娓娓讲述各时期史料的价值、史海中的往事、史料中的传奇，我感觉浩如烟海的史料就是张注洪老师的囊中之物，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沉睡的史料在张注洪老师的介绍叙述下，顿时鲜活起来。每次上课，我都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座史料学博物馆。这个课程听起来，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那时的其他课程，先生也都尽可能地安排由史学名家亲授。回想这段学习经历，特别感谢张先生的指导、安排和教诲。那时学者们潜心攻读、踏实研究的学风及名家风范让我受益终身，今天想来深感幸运。

在今天网络入户、信息爆炸的时代，靠百度写文章下结论的所谓“学者”层出不穷，更加显出能够真正沉下心来，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进行研究，踏踏实实地做学问的学者是多么难能可贵。

1984年年底，研究生学业结束时，先生请我们吃了一顿毕业大餐。记得那餐中有道菜是几十元的大虾。后来第二届研究生毕业时，仍然是先生请客，我也在场。今天，我们或许会觉得这很稀松平常，但在20世纪80年代，先生自掏腰包请我们吃海鲜大餐，让我难忘他对学生的一片真情!时隔多年我从国外回来后，忽然发现学生毕业请老师的谢师宴盛行起来。这让我马上想起当年先生请的那顿大餐。时代发展总会有变迁，回想当年的往事，绝非评论一餐可以言尽。先生为人豁达大气，同时对学生又不失细微的关怀。在毕业后留校工作的5年中，先生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他对学生的殷切期望，除了学业上的严格指导，还体现在那些不知不觉的细微小事中。正是这些平常不过的小事，不惧岁月年代的流逝，时至今日依然留存在学生们的心中。

我回国后，虽然与先生见面不多，但仍然感受着先生的关心。就连我家人的工作变动也得到过先生的关怀。师恩惠及家人，是学生的幸运，更体现了先生的风范。

润物细无声。在随想随记的这些小事中，平实、豁达、亲和的长者张先生，治学严谨、思维开放、与时俱进的学者张先生就在眼前。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感恩北京师范大学的培育，感谢先生的教导。对于40多年前能够跨入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门，我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