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1978级 董泽芳

1978年，我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山区来到了驰名中外的北京师范大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是我的人生转折点。

命运转折点：从无缘大学到梦圆大学

我出生在一个“小商业”家庭，7岁丧父，因生活无着落，母亲便带着我和两个年幼的妹妹迁回祖籍湖北红安，投靠了年过花甲的伯祖父和伯祖母。因家庭人口多又缺乏劳动力，生活极其艰苦。我从小学到高中，穿的都是母亲用旧衣改做的衣服。上高中时从家往返学校有60千米路，我因担心母亲做的布鞋被公路上的小石子磨穿，来去都是打赤脚。即使条件艰苦，但我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酷爱读书。自小学到高中，除体育外，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曾被评为全校的优秀干部和学生标兵。但1965年高考，我因伯祖父是富农而政审不合格，未被录取。回到农村一干就是12年，无论干什么事我都能认真负责，而且干得很出色，很快就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正当我铁下心来准备扎根农村、安心从教一辈子时，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33岁的我以湖北黄冈文科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京师范大学。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激动万分，恍如梦中，彻夜难眠。欣然写下：复考喜讯振人心，同场竞笔两代人；本安杏坛守桑梓，岂料折桂跃龙门；三杯薄酒谢亲友，一身土气上北京；改写人生谢时代，修治齐平报国恩。

身份转折点：从农民到教授

在农村的12年，我犁田、耙地、栽秧、割麦、施肥、洒药、开山、炸石，什么活都干过。当过水利施工员、区宣传队队长以及农民夜校、民办小学与中学老师。工作不断变换，但身份仍然是农民。

庆幸我在而立之年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当上了一名大学教师，圆了我早年的教师梦。

我给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要做到四个“学会”,念好二十字经：学会做人(志、信、仁、刚、谨),学会求知(学、问、思、创、行),学会保健(立、保、护、养、调),学会研究(题、料、论、法、文)。要求学生诚信做人、笃实求学、潜心科研、心安立命。在教学形式上，我注重研究型、互动式；在教学内容上，我力求理实联通、古今贯通、中西融通。我对教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对学生循循善诱，宽严相济。同时，我努力开展科研，先后承担了全国“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及湖北省高校科研重点项目共26项，独著或主编专著33部，发表论文260余篇，主编“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论丛”(32本),先后获全国及省级教学、科研奖31项，以及湖北省高校优秀党员、湖北省优秀教师、曾宪梓基金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等荣誉。

角色转折点：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校长

我从20岁开始当农民夜校老师，后来又当了多年的民办小学与中学老师。在农村当民办老师的经历，使我深刻地认识到农村的艰苦与农民子弟对读书的渴望，同时也体会到当一名好老师的责任，以及孟子所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快乐。

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工作中，我非常注重教学科研工作，但只要党的事业需要，就会服从组织安排。我先后担任过教育系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和《教育研究与实验》杂志主编、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中南地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与荆州师范学院(今已与其他院校合并为长江大学)院长等；我还做过支部书记、院总支部书记和大学党委书记等。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牢记母校“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为教育事业尽心竭力。

40多年沧海桑田，40多年春华秋实，社会与个人都发生了巨变，唯一不变的是对母校的感恩之心。最后以一首小诗表达我的心情：时风送我上青云，崇师励教拜蓟门；千秋夫子传木铎，百年学府继金声；名师启迪增智慧，校训导引铸灵魂；桃李不言自成蹊，深情不负母校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