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的解析过程中，我们如此频繁地遇到梦的荒谬性，以至于我们不能不对它的起源和意义加以研究。因为如前所述，对那些否认梦的价值的人而言，正是梦的荒谬性为他们的主要论点——把梦当成微弱而支离破碎的心灵活动的无意义产物——提供了论证的基础。

我先提出一些梦例，表明其荒谬性只是表面现象，一旦梦的意义被仔细研究，其荒谬性就消失无踪了，下面是几个（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涉及做梦者已故父亲的梦。

Ⅰ

这是一个6年前丧父的患者做的梦：他父亲遇到一次严重灾祸——乘坐的夜班火车脱轨了。车座挤压到一起，他的头被夹在中间。做梦者看见他躺在**，左眉上方有一条纵向伤口。父亲会遇上车祸这件事使他惊奇不已（他在陈述梦的时候补充说，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双眼是那么明亮！

根据梦的流行理论，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解释这个梦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假设，做梦者在想象这一车祸时，必然忘了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但是，随着梦的进行，这一记忆一定会重现，使他对自己梦的内容感到吃惊。然而分析告诉我们，寻求这种解释显然无济于事。做梦者已经委托一位雕塑家，为他父亲制作一座半身塑像。塑像于做梦前两天雕好，那时做梦者第一次看了一眼。他认为这件事正是灾祸。雕塑家从没见过他父亲，只能根据照片进行雕塑。就在做梦前一天，出于孝道，他派了一位老管家去雕塑室，看他对大理石塑像是否有同样的看法：头部雕得太窄了。现在，他又从记忆中想起构成梦的诸多材料。他父亲每当受困于商务危机或生计困难时，总是习惯于用双手挤压前额两侧，好像他的头太宽了，想把它压缩些。患者4岁时曾目击一次手枪走火事件，弄黑了父亲双眼（“他的双眼那么明亮！”）。他父亲生前每当沉思或者悲伤的时候，前额总会形成一道深深的皱纹，位置就在梦中出现伤口的地方。皱纹在梦中被伤口代替这一事实，又引出梦的第二个诱因。做梦者曾经为小女儿拍照，底片从他的手中滑落，捡起来时，底片中小女前额眉上被纵向划了一道裂痕。他不禁迷信地产生不祥之兆，因为他也曾经弄碎母亲的一张底片，没过几天，母亲就去世了。

因此，这个梦的荒谬，不过是言语表达上的一个疏忽所导致的结果，它没有把半身塑像及底片与真人区分开。我们每个人［在看一张照片时］都有可能说：“你不觉得父亲出了什么问题吗？”梦中出现的荒谬其实很容易避免。仅就这个梦而言，我们会认为，其荒谬性是可以接受，甚至是有意设计的。

Ⅱ

以下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几乎完全相似的梦。（我父亲故于1896年）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匈牙利的主要民族）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这里我看到一幅不甚明确的小画：有一群人，好像是在德国国会大厦。有人站在一两张椅子上，其他人围在旁边。我记起他去世时躺在**，很像加里波第，并由于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

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呢？这个梦做于匈牙利因国会作梗而陷入混乱和危机之时，其后苛洛曼·泽尔[167]拯救了他们。梦中呈现为一幅小画的细节情境与梦的解释并不是无关的。梦念往往被表现为与真实情况一样大小的视觉图像。但我在梦中看到的那幅小画，是一本奥地利史书中一幅木刻插图的再现。那幅木刻描绘的是著名的“Moriamur prorege nostro”（意为“我们誓死效忠国王！”）事件。［这是奥地利贵族对特里萨继位后请求他们支持的反应。特里萨于1740年继承王位，并在战后继位。］——我记不清在哪里读过一个梦，梦中人物的形象十分矮小，其来源是做梦者白天看到的雅克·卡罗特的蚀刻画。画中确实有许多非常细小的人物形象，其中一部分描绘的是30年战争的恐怖景象。在这个事件中，玛丽亚·特里萨在普雷斯堡议会上。与画中玛丽亚·特里萨一样，梦中我父亲被一群人围着。但他是站在一两张椅子上［“椅子chair”=“Stuhl”］。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因而是主裁判［“Stuhlrichter”，字面意为“主席裁判”］。（德文习语“我们不需要裁判”为此提供了一个联系纽带。）——我父亲去世时，我们围坐在床边，的确说过他看起来很像加里波第。他死后体温回升，脸颊越涨越红……每忆起这些，我就不禁想到：

Und hinter ihm in wesehlosem Scheine

Lag，was uns alle b?ndigt，das Gemeine.[168]

这些令人振奋的思想还在另一层意义［为分析理解］“共同命运”［“gemain”］上做好了准备。我父亲死后体温回升与梦中“他死后”的说法对应，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最大的痛苦是由肠道完全麻痹（梗塞）引起的。各种不敬的想法都是由此而来的。我的一位同龄人在读中学时就失去了父亲，那次我自己也深受感染，并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有一次，他轻蔑地告诉我他的一位女性亲戚的一次痛苦经历：她父亲死于街头，抬回家解衣时发现，他在临死或死后排了大便［“stuhl”］。他女儿对此感到很悲伤，因为这一丑陋的细节损坏了她对父亲的记忆形象。这里我们找到了表现于梦中的愿望，“死后应该在孩子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谁会不这么想呢？梦的荒谬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其表面的荒谬仅在于，它给一个比喻以字面的形象。虽然比喻本身是合理的，但我们总是习惯于忽视比喻中各部分之间的矛盾所包含的任何荒谬性。这个梦例使我们又一次感到，其表面的荒谬是有意而精心制作的。

梦中经常出现死人[169]，他们好像活人一样和我们发生联系，并一起活动，这引起了种种不必要的惊奇，并导致一些颇有影响的解释。这些解释使我们对梦的意义的不可理解被一些坚定的信念取代了。其实这些梦的解释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经常会想，“如果我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说呢？”梦表达不了这种“如果”，而只能把他表现于某一具体情境之中。例如，一位继承了祖父大笔遗产的年轻人，一次由于花钱过度而感到自责，这时他做了一个梦：祖父又活了，并要他做出交代。如果我们知道并且断言，他祖父毕竟是死了，那么我们就会认为，这个梦的批判性，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安慰的想法，也就是他的祖父不可能看到他花钱过度；或者不过是一种满足感，即他祖父再也不可能干涉他花钱了。

遇见已故亲属的梦还另有一种荒谬性，它表达的不是滑稽或嘲弄[170]，而是一种极端的否认，并由此使梦有可能表达做梦者认为不可思议的、被压抑的思想。除非记住梦对所希望的事和真实的事不加区分这一事实，否则我们无法阐明这种梦。例如，一位照料病危的父亲，并对父亲的死深感悲伤的男士，在父亲死后不久，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梦：他父亲又活了过来，并以惯常的方式同他谈话，但（明显的事实是）父亲真的已经死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只有我们在“父亲真的已经死了”后面加上“是做梦者愿望的结果”，并把“他自己不知道”解释成做梦者已经怀有父亲之死的愿望，这个梦才可以理解。他在照料父亲时曾反复希望父亲死去，也就是说，他的确曾有过一个仁慈的想法，认为死亡可以结束父亲的痛苦。甚至在父亲死后的哀悼期，这一同情的愿望仍然是他潜意识自责的主题，好像是真的由于他的愿望而过早结束了父亲的生命。这种自责在梦中得以表达，是因为做梦者早年反抗父亲这一幼儿冲动的复活。但促成梦的荒谬性的，正是梦的刺激因素与日间清醒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171]。

梦见生前被做梦者喜爱的死者，确实为梦的解析带来困难，而且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原因在于支配做梦者与死者关系的特别强烈的情感矛盾。在这种梦中，经常出现的梦境是，死者最初像是活人，然后突然变成死人，接着又变成活人。这让人迷惑不解。我逐渐明白，梦中死与活的交替，意在表现做梦者对梦见的人的死活是无所谓的。（“他是死是活，对我都一样。”）当然，这并不是真的无所谓，而只是一种愿望，意在帮助做梦者否认他那强烈而往往是对立的情感态度，从而构成其矛盾心理的梦的表征。对其他与死者有关系的梦而言，以下规律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梦中没有提到死者已死的事实，那么做梦者就是把自己等同于死者：他是在梦见自己的死亡。如果在做梦过程中，做梦者突然惊奇地对自己说：“嘿，他已经死了许多年了”，那么他就是在否认这一等同，即否认梦意味着自己的死亡[172]——但我愿意承认，梦的解析还远远没有揭示这类梦的全部秘密。

Ⅲ

在下面这个梦例中，我抓住了梦的工作蓄意制作荒谬的活动，这种荒谬从梦的材料是绝对难以理解的。它是我准备度假并遇见图恩伯爵不久之后做的。我租了一辆马车，让车夫送我去火车站。路上，他提出一些反对意见，好像我已经使他疲惫不堪，我就说，“我当然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着火车道走。”我好像和他驱车走过了一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对这个混乱而没有意义的梦的分析，得出下面的解释。前一天，我租了一辆马车去多恩巴赫[173]的一条偏僻街道。但车夫不知道这条街在哪里，就自作主张地驾车转来转去，我发觉后告诉他正确路线，并批评了他几句。在后来的分析中，有关车夫的思绪转向了贵族。当时，我们中产阶层百姓对贵族的印象就是，他们喜欢坐在车夫的位子上。图恩伯爵其实就是奥地利这部大车的车夫。梦的第二句是指我的哥哥，我因此也把他当成车夫。那年我取消了一次和他一起去意大利的旅行。［“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着火车道走。”］这个取消是对他的一种惩罚，因为他总是抱怨我在这种旅行中一贯使他疲惫不堪（这一点原封不动地呈现于梦中），说我坚持马不停蹄地从一处赶往另一处，在一天内看完太多的风景。做梦当晚，我哥哥陪我去火车站，但还没到站时，他就在郊区站跳下车，要乘郊线车去伯克斯多夫[174]。我跟他说，他可以和我多待一会儿，乘干线车去伯克斯多夫，而不是乘郊线车。这就引起梦中我坐马车走过的那段通常要乘坐火车的旅程。这是对事实的一种颠倒——是那种“你也一样”的争辩。我对哥哥说的是：“你坐郊线车的那段路，相当于陪我一起坐干线车的路程。”全部混乱就产生于我在梦中用“出租马车”来代替“郊线车”（但这一代替大大有助于把车夫和我哥哥的形象联结起来）。于是我成功地在梦中形成一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与我在梦中说的话（“我不会与你一起驾车沿着火车道走”）直接矛盾。然而，由于我没有任何必要混淆郊线铁路和出租马车，所以我必然是在梦中有意安排了整个迷局。

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必须探明梦的荒谬的意义，以及允许甚至有意制造荒谬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梦的解释如下：对我来说，这个梦必须具有某种与“fahren”[175]一词有关的荒谬或者不易理解的内容，因为梦念中含有一个要求表达的特别判断。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一位风趣好客女士的家里——她在同一个梦的另一部分呈现为“女管家”——我听到了两个猜不出的字谜。由于在场的其他人都熟知谜底，所以，如果当时我企图瞎猜一定显得荒唐可笑。两个字谜是根据“Nach-kommen”和“Vorfahren”二字的双关语意形成的，谜面是：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 主人的吩咐：

Ein jeder hat’s， 它躺在坟墓

Im Grabe ruht’s. 被所有人拥有。］

（谜底：“Vorfahren”［“驾驶到”和“祖先”；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前”和“前辈”。］）

尤其让人迷惑的是，第二个字谜的前半部分与第一个字谜完全相同：

Der Herr befiehlt’s，［御者遵照了，

Der Kutscher tut’s. 主人的吩咐：

Nicht Jeder hat’s；它躺在摇篮，

In der wiege ruht’s. 不被所有人拥有。］

（谜底：“Nachkommen”［“跟随”和“后裔”；更接近字面的意思是“来到……之后”和“后继者”］。）

当我看到图恩伯爵庄严地在前面驾驶，并因听他赞誉伟大绅士不厌其烦地被生出（或变成后裔）而陷入费加罗式的心境时，这两个字谜便被梦的工作采纳为中介思想。由于贵族很容易被混淆为车夫，而且我们又曾一度称驾车人为“schwager”［“车夫”和“堂兄弟”］，所以凝缩工作就能把我的哥哥介入梦中。然而，在这一切背后运作的梦念是，“为祖先而自豪是荒谬的，倒不如自己就是祖先。”正是以为某事“是荒谬的”这一判断，才导致了梦中的荒谬。这同时也澄清了梦的其余不明确的地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会认为，我已经与车夫驾过一段路程了［vorhergefahren（“已经驾过”）—vorgefahren（“驾到”）—Vorfahren（“祖先”）］。

于是，如果梦念中包含有某事“是荒谬的”成分，也就是说，如果做梦者任一潜意识思想是以批判或嘲弄为动机，那么做的就是荒谬的梦。因此，和在梦中将某种梦念关系加以颠倒或利用运动抑制的感觉等方法一样，荒谬也是梦的工作用以表达矛盾的一种方法。然而，梦的荒谬并不能简单地译为“不”，它意在重现梦念的心境，正是梦念把嘲弄与矛盾合为一体。梦制作所有荒谬的事，目的就在于此。通过这种方法，梦念的一部分又被赋予梦的形式[176]。

事实上，关于这种意义的荒谬梦，我们已经碰到过一个令人信服的实例，即那个我未经任何分析就解释了的梦：做梦者梦见一出瓦格纳歌剧演出直到早晨7：45，指挥站在塔上指挥乐队，等等。其意义显然是：“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个疯狂的社会；应该有的总没有，不想有的全都有。”——做梦者在梦里将自己的命运与表妹相比较。前述梦例与已故父亲产生联系也绝非偶然。在这些梦例中，制作荒谬的条件具有共同的特征。早在做梦者童年时，父亲行使权威就引起做梦者的反感；而从做梦者来说，父亲的严格要求使他们细心观察父亲的任何弱点。但是，特别是在父亲死后，他的形象引起的是孝心，从而加强了稽查作用，使任何这种反感不能以意识的形式加以表现。

Ⅳ

以下又是一个有关已故父亲的荒谬梦。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一封信，说的是1851年，A在我家突然发病而住院的医护费用问题。我对此感觉很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没有出生；第二，这件事可能与我的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了。我走到隔壁房间，把这件事告诉他，他正躺在**。令我吃惊的是，他想起了1851年，有一次他因醉酒而被禁闭或拘留。那时他正在T公司工作。我问他：“那么你是经常喝酒了？你是否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好像就是紧接着信中提到年份的后一年。

从前面的讨论我们可以推论，这个梦一定要展现荒谬，只能是暗示着梦念中某个特别痛苦而且强烈的争论。更为奇特的是，我们发现，梦中的争论是公开进行的，而我父亲正是嘲弄的直接对象。这种公开性似乎与我们关于稽查作用与梦念关系的假设相矛盾。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在这个梦中，我父亲的出现只是一个假面形象，而争论的对象实际上只是一个在梦中以某种隐喻表现出来的人，问题就变得更清晰了。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梦表现着对其后隐藏的是做梦者父亲的人物形象的反抗，但在这个梦中，情况正好相反。这个梦把我父亲当成一个稻草人，来掩饰另外一个人；梦因此能够以这种不加伪装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通常被认为是神圣的人，因为这时我确定无疑地认识到，我父亲并不是这个梦真正意指的对象，是梦的有趣起因导致了这个结果。我听说，对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精神分析治疗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177]这一事实，我的一位年长同事表示惊讶和怀疑，接着就做了这个梦。梦的最初几句以明显的伪装方式暗指了一个事实，即这位同事曾一度接替了我父亲未能完成的职责（“住院的医护费用”），而且，当我们不再友好时，我陷入了一种情感冲突，正如当父子之间产生误解时，由于父亲的地位及其以前所提供的帮助而必然导致的情感冲突一样。梦念是强烈抗议那位同事指责我进展太慢，他的指责先针对我对病人的治疗，后来又涉及别的事情。我倒是很想知道，难道他知道有谁比我的疗效更快吗？难道他不明白，这种病很难治愈，并且会持续终生吗？四五年与一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何况病人在治疗期间，还觉得生活好转了许多呢？

这个梦的荒谬印象，大多起源于把不同梦念部分的句子不经任何转换过渡地拼凑到一起。例如，“我走到隔壁房间，把这件事告诉他”这句与前面句子的主题脱节，并准确地再现了当初我未征求父亲的同意，而告诉他我准备结婚时的情境。所以，这句话向我表达的是我父亲的宽宏大量，并与另外某人的行为形成对比。必须指出，这个梦被允许嘲弄我父亲，是因为在梦念中，他被敬为他人的楷模，而稽查作用的本质在于，允许对被禁止的事物说谎，而不许说出实情。接下来一句，即他想起“有一次他因醉酒而被禁闭或拘留”，在事实上不再与我父亲有任何关联。这里，他所代表的人物是权威梅纳特[178]而不是别人。我曾满怀敬意地追随他的足迹。而他对我的态度，除了初期有过一段赏识外，后期转变为**裸的敌意。这个梦使我回忆起，他告诉过我，他年轻时曾一度因氯仿中毒而住进疗养院。它还使我回忆起他临终前的一件事。关于男性癔症问题，我曾经和他进行长期论战，论题是“是否存在男性癔症”[179]，对此他一直是否认的。在他临终住院期间，我去探视过他。他详细说明了他的病情，最后说：“你知道，我其实算是男性癔症一个最典型的病例。”他终于承认了自己一直固执反对的事，这让我又惊又喜。这个梦之所以能够用我父亲作为梅纳特的屏蔽，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是对梦念中一个条件从句简洁而充分的表达，即“如果我是第二代，是一位教授或枢密顾问官的儿子，那么我肯定能发展得更快。”所以在梦中，我把父亲当成是枢密顾问官或教授了。梦中最显眼、最迷惑人的荒谬，是1851年这个年份，它似乎与1856年没有什么差异，好像5年的差异不算什么。这正是梦念所要寻求表达的。四五年时光正是上文提到的梅纳特支持我的时间，也是我让未婚妻等待结婚的时间，而且说来也巧，这也是梦念急切利用的，使患者完全治愈的最长时限。“5年算什么？”梦念问道。“对我来说，它算不了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在我面前还有足够的时间，而且，正像我最终实现了你不相信的那件事一样，我同样也能实现这件事。”此外，除了表示世纪的数字，51本身是在另一种对立意义上决定的，这也是它在梦中多次出现的原因。51是一个对男性特别危险的年龄。据我所知，有好几位同事在这个年龄突然去世，其中一位，是在被晋升为他期待已久的教授头衔后，没过几天去世的[180]。

Ⅴ

这又是一个与数字有关的荒谬梦。我的一位熟人M先生受到一篇文章的过激抨击，我们都认为抨击者是歌德。M先生自然是被击垮了。对此，他在餐桌上大加抱怨；但是，他对歌德的尊敬并没有因为个人经历受到影响。我想弄清年代，又好像不可能。歌德死于1832年。由于他的抨击显然是在此之前，所以当时M先生一定很年轻，我想可能是18岁。然而，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是十分确信，从而使整个计算变得模糊不清。顺便指出，抨击见于歌德《论自然》那篇著名的文章中。

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梦为它的荒谬辩护的方法。我是在一次就餐时认识M先生的。不久前，他为有全身瘫痪迹象的弟弟做检查。他的怀疑是正确的，检查过程中出现了一场尴尬局面，因为患者无缘无故地谈起他哥哥的童年蠢事。我问起他的生日，并要他做些简单的算术题，以测验其记忆力的缺陷，但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已经看出，我自己的行为，就像是在梦中的一个瘫痪病人（我对我们处在什么年代都不是很确定）。梦的另一些材料来自另一个新近的源头。我的一位医学杂志的编辑朋友，对我的柏林朋友弗利斯的近著发表了一篇很不友好的“毁灭性”批评文章。文章出自一位缺乏判断力的年轻评论家。我想我有权对此加以干预，并要求编辑消除影响。编辑对发表这篇批评文章深表遗憾，但无法做出任何更正。我于是断绝了与这家杂志的联系，但在断交信中却表达了一个希望，即我们的个人关系不应受到影响。这个梦的第三个来源，是我的一位女患者对她弟弟精神疾病及其如何在狂乱中呼喊“自然！自然！”的描述。医生们相信，这种呼喊来源于他阅读歌德那篇《论自然》的抨击文章，并表明他在自然哲学研究方面的过度劳累。但在我看来，即使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个词的使用也带有性的意味。至少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我这个想法：那位不幸的患者不久就割下了自己的**。发作时他正好18岁。

此外，我朋友那本受到严厉批评的著作（另一位评论家说，“不知是作者疯了，还是读者自己疯了。”）是关于生命的编年资料的，并表明，歌德漫长的一生对生物学具有重大意义。所以很明显，我在梦中把自己放在我朋友的位置上了。（我想弄清年代）但我像是一个瘫痪病人，而且梦中充满了荒谬，所以梦念是在说反话：“当然啦，疯狂的傻瓜是他［我的朋友弗利斯］，你们评论者才是博学的天才。但为什么不能是相反的呢？”这种颠倒在梦中有大量例证，例如，歌德抨击年轻人是荒谬的，但一个年轻人抨击不朽的歌德则是正常的。又如，我从歌德的卒年算起，对那位瘫痪病人却从他生年算起。［这个梦前已述及。］

然而我也已经表明，没有哪个梦不受到利己主义动机的驱使，所以，对于梦中我把朋友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代替他的位置，我还必须做出解释。我在清醒生活中的批判力不足以对此加以解释。但那位18岁患者的故事以及医生们对他呼喊“自然！”的不同解释，都暗示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性的病因论与大多数医生之间的对立。我可能是在对自己说：“你朋友遇到的那种批评你也可能遇到——事实上，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遇到了。”因此，梦中的“他”可以用“我们”来代替：“是的，你是对的，我们才是傻瓜。”这个梦还暗示，歌德那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使我想起“我正在思考”，因为我在中学毕业时，对职业选择犹豫不决，正是在一次公众演讲中，我听到有人大声朗读这篇文章，才使我决定研究自然科学[181]。

Ⅵ

前面我曾提到过一个梦，其中并未呈现我自己的自我，然而，这个梦仍然是自我主义的。我报道的一则短梦中，M教授说：“我儿子是近视眼……”，我将此解释为一个序梦，意在引出一个我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的梦。以下就是当时没有陈述的主梦，它将荒谬和难解的言语形式引入梦中，对此需要加以解释。

罗马城由于发生了某些事，必须把孩子们转入安全地带并顺利完成了。随后，梦境变成了在一个古式双扇大门（梦中觉得是西恩纳的“罗马门”）前，我坐在一个喷泉边，悲痛欲泣。一位妇女——侍女或是修女——带来两个男孩并交给他们的父亲，这位父亲并不是我。其中大一点的孩子显然是我的长子，但没看清另一个孩子的脸。带孩子来的妇女要他与她吻别。她的鼻子红得十分显眼。孩子拒绝吻她，却挥手相别，并对她说“Auf Geseres”，然后又对我们两人（或者一个人）说“Auf Ungeseres”。我觉得这最后一个短语表示了一种偏爱[182]。

这个梦建构于在我看过一出名为《新犹太人区》的戏后产生的纷乱思绪。犹太人问题关系着他们子女的未来命运，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国家，又关系到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自由地跨越国界——所有这些，都很容易在有关梦念中加以识别。

“我们坐在巴比伦河边哭泣。”和罗马一样，西恩纳以美丽的喷泉而闻名。要使罗马在我的梦中出现，就必须选择一个熟知的地方来代替它。在西恩纳罗马门的附近，有一座巨大而明亮耀眼的建筑，那是曼利柯米欧疯人院。在做梦前不久，我听说有个宗教信仰与我相同的人，被迫在一家公立疯人院辞去辛苦得到的职位。

短语“Auf Geseres”（梦中情况使我们联想到“再见Auf Wiedersehen”）及无意义的反义词“Auf Ungeseres”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我从语言学家那里获知，“Geseres”是一个真正的希伯来词汇，由动词“goister”派生而来，最好译成“受苦”或“厄运”。从俚语用法来看，它的意思好像是“哭泣和哀悼”。“Ungeseres”是我自己杜撰的一个单词，最初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单词，但起初我不明白它的意义。然而，梦结尾处那句说“Ungeseres”表明比“Geseres”更加偏爱的短语激起了我的联想，并同时澄清了这个单词的意义。这种关系同样产生于鱼子酱，不咸的［“ungesalzen”］鱼子酱比咸的［“gesalzen”］鱼子酱更受人喜爱。“将军的鱼子酱”是贵族的虚荣，这背后潜藏着我对一位家庭成员的玩笑性暗喻，因为她比我年轻，所以我希望她将来能照看我的孩子。这也符合以下事实，即我家另外一位成员——我们精干的保姆，在梦中表现为那位侍女或修女。而且，在“咸—不咸”和“Geseres-Ungeseres”之间没有任何过渡观念，这可以从“发酵—不发酵”［“ges?uert-unges?uert”］的关系中得到理解。在逃离埃及时，以色列人来不及使生面发酵，他们就在复活节这天，吃未发酵的面包来纪念这件事。这里我想插叙一些我在这部分的分析过程中突然产生的联想。去年复活节，我和柏林的一位朋友来到陌生的小镇布累斯劳。我们在街上散步时，有一位小姑娘问我去某条街怎么走，我只好说不知道。随后我对朋友说，“但愿这位小姑娘长大后，能有更好的眼力来选择指路人。”不久，我看见一个门牌上写着“海罗德诊所。就诊时间：……”我说，“但愿这位同行不是儿科医生。”同时，我的朋友谈起了他关于两侧对称的生物学意义的观点，并说道：“如果我们能像独眼巨人那样，在前额中央有一只眼睛……”这便引起了序梦中那位教授的话“我儿子是近视眼……”，于是，我就理解了“Geseres”的主要来源。M教授的这位儿子，现在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中学生时，得了一种眼疾，医生说正是这种眼疾引起了他的焦虑。他解释说，只要眼疾只限于一侧就无碍，但如果波及另一只眼睛，那就严重了。患病的那只眼睛很快治愈了，但不久另一只眼睛也出现了感染的迹象。这下孩子的母亲急了，就把医生请到他们乡下偏僻的住所。但医生这次持另一种观点，他对孩子母亲大声喊：“你怎么说这是‘Geseres’［‘厄运’］呢？如果一边好了，另一边也会好的。”结果他说对了。

现在，我们对这一切与我以及我家庭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M教授儿子上学时的课桌，后来被他母亲作为礼物送给了我的长子。我在梦中，正是通过他说出告别词的。由这一转换所产生的愿望不难猜出。但梦建构桌子，也有防止孩子出现近视和单侧视力的用意，因此梦中才出现“近视”并提到两侧对称。我对单侧性的关注不只有一种意思，它同时指身体的单侧性和智力发展的单侧性。梦中出现的情境，不正是以荒谬的形式与这一关注相矛盾吗？孩子转向一侧说完告别的话后，又转向另一侧说相反的话，好像是要保持一种平衡。他的行为方式好像是要对两侧对称加以注意！

所以，表现得最荒谬的梦，同时也是喻义最深刻的梦。每个历史转折时期，那些想说些什么却又不能说的人总是自称蠢人。对于那些犯禁的话，听众如果能够认为那只是胡言乱语并能一笑了之，就会很容易宽恕这些冒犯了。那位不得不装疯的戏中王子，其行为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梦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将哈姆雷特的自白用于梦，在机智和晦涩的外衣之下掩盖着真相：“只是在刮西北风时我才发疯，当风向转南时，我就能分清苍鹰与手锯！[183]”

至此，我已经解决了梦的荒谬问题。梦念绝不是荒谬的——无论如何，正常人的梦念绝不是荒谬的——当梦的工作面临着表达呈现于梦念之中的各种批判、滑稽或嘲弄的任务时，它就制作荒谬的梦，或包含荒谬成分的梦。[184]

我下一步的任务在于揭示：梦的工作不过是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因素[185]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组合而已；它的功能无非是按照它服从的四个条件对梦念加以翻译；此外，心灵是以其全部还是部分官能参与梦的活动，这是个不参照事实而错误地提出的问题。然而，因为在大量梦中，其内容包含做出判断、提出批评、表示赞赏，对梦的某些成分表示惊讶，还出现企图解释和争辩等，所以，下面我必须通过例证，来答复由这些事实所导致的各种反对意见。

［简而言之］我的答复如下：任何在梦中呈现为判断功能的明显活动，都不能被看作梦的工作的理智结果，而只能被看作梦念的材料，它作为现成的结构，而从梦念进入梦的内容之中。我甚至还能进一步引申，即使是醒后对梦的回忆做的判断，以及因梦的重现而引起的情感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梦念的一部分，并都应包括在对梦的解析之中。

Ⅰ

关于这种梦，我已经引用过一个显著例证[186]。有一位女患者拒绝把她做的一个梦告诉我，因为“它不够清晰”。她梦见一个人，但弄不清楚是她的丈夫还是父亲。随后又梦见一只垃圾箱［Misttrügerl］，这引起了下列回忆：有一次她刚收拾好屋子，对一个来访的年轻亲戚说，她下一件事是要弄到一个新垃圾箱。第二天早晨她收到了一个，但里面装满了山百合。梦的这一片断是用来表达一个常见的［德国］谚语——“不是长在自己的粪便上”[187]。分析表明，梦念与做梦者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有关，故事讲述的内容是有个姑娘生了一个小孩儿，但不知道这孩子的真正父亲是谁。因此，这个梦的表现已经渗入清醒的思想，即一个梦念成分在对整个梦的清醒判断中得到了表现。

Ⅱ

这是一个类似的梦例。我的一位患者做了一个他认为很有趣的梦，醒来后立即对自己说：“我必须把这个梦告诉医生。”分析表明，很明显这个梦是暗指一种通奸关系。这一关系开始于治疗初期，他还决定不告诉我[188]。

Ⅲ

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个梦：我和P一起去医院，路过一片房屋和花园，同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经常梦见这个地方。这条路我并不熟悉。他指给我一条路，一拐弯就到了一个餐厅（在室内而不在花园里）。这时我又问起多妮夫人，得知她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后面一间小屋。我走过去，但到达之前看见一个不太清晰的人影领着我的两个女儿；我和她们在一起站了一会，就把她们带走了。我因为妻子把她们留在那里而责备了几句。

醒后我有一种极大的满意感，因为我觉得通过这一分析就能理解“我经常梦见这个地方”的意义[189]。然而事实上，分析并没有告知我这种原因，它向我揭示的是，这种满意是梦念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梦的任何判断。我满意的是，我的婚姻为我带来了子女。P的生活经历起初与我十分类似，后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我，但他婚后没有子女。引起这个梦的两个事件，虽然不能对梦做出完全分析，却指出了它的意义。做梦前一天，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多娜·A-y（梦中改为多妮）夫人死于难产的讣告。妻子告诉我，为多娜接生的，正是为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接生的那个人，多娜的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因为不久前我在一本英语小说中，才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做这个梦的第二个原因是做梦的日期，那正是我大儿子生日的前一夜——他似乎有点诗人的气质。

Ⅳ

在做完关于我父亲死后在马扎尔人中起着政治作用的那个荒谬梦之后，我醒来时有过同样的满意感，而且自认为，它是梦中最后一幕伴随而生的情感在醒后的继续。我记起他去世时，躺在**很像加里波第，并因诺言的实现而感到高兴……（梦还有一个后续部分，但我已经忘了）。分析使我能够弥补梦的这一空白，它涉及的是我第二个儿子。我以一个历史伟人［克伦威尔］的名字为他取了教名，这个伟人从童年时起，特别是自从我访问英国后，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在孩子尚未出生前，我就已经决定，如果是个男孩，就给他取这个名字。最后果然生了个男孩，让我有一种高度的满意感（由此可见，身为人父的那种被压抑的自大狂倾向是如何以思想的方式传递给子女的。很可能，当在现实生活中成为必要时，这就是那种感情的压抑得以实现的途径之一）。小孩能够呈现在这个梦中，源于以下事实：他具有和濒死老人同样可以被原谅的不幸——在床单上便溺。从这方面看，可以将Stuhlrichter［“主裁判”，字面意义为“椅子+裁判”］比作要在子女面前保持伟大和圣洁的愿望。

Ⅴ

下面我要转而考察在梦中表现的判断，而不是醒后继续或进入其中所做的判断。为了对此提供例证，我可以使用我为其他目的记录的梦例。在歌德抨击M先生的梦中，似乎含有大量判断活动。“我想弄清年代，又好像不可能。”从各方面看，这都是对歌德竟然会对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人发动文字抨击这一荒谬观念的批判。“我想他很可能是18岁”，这尽管糊里糊涂，但听起来也很像是一个计算的结果。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是很确定”，也像是梦中的一次疑惑不定。

所有这些，乍看起来都像是梦中做出的判断活动。但分析表明，这些话都可另做解释，从而是梦的解析必不可少的，并消除了梦的任何荒谬迹象。“我想弄清年代”一句将我置于朋友［弗利斯］的位置，而事实上，他正试图弄清人生的编年资料。这就剥夺了这种情况作为反对前面几句的荒谬的判断意义。插入成分“又好像不可能”应属于下面“我想很可能是18岁”的句子。对那位向我诉说其弟弟案例的妇女，我使用了几乎同样的字句。“要说他呼喊‘自然！自然！’与歌德有什么联系好像不可能。在我看来，更有可能的是它具有大家熟知的性的意义。”这里确实有一个判断，但不是在梦里，而是在现实中，并且被梦念回忆起来并加以利用。梦的内容利用这一判断与它利用其他梦念片断并没有什么两样。梦中判断赖以呈现的“18”这个数字，却还含有来自真实判断的痕迹。最后，“我对我们自己的年代却不是很确定”，其目的不过是要进一步将我与那位瘫痪病人相等同。在我对他进行检查时，这一想法确曾出现过。

对梦的表面判断活动的解析，可以使我们想起本书卷首为梦的解析工作定下的原则：我们必须把梦的表面连贯性看成非本质的假象，分别追溯梦的不同成分的各自起源。梦是一个聚合物，为了加以研究，我们必须再把它分解成各个片断。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出，梦中有一种精神力量在起作用，正是这种精神力量，造成了其表面的连贯性，也就是把梦的工作提供的材料加以“润饰”。这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重要力量的表现证据，下文我们将把它作为建构梦境的第四个因素加以研究。

Ⅵ

下面又是一个我已经记录过的梦中发生判断过程的例证。在那个关于市政务会寄来信件的荒谬梦中，我问道：“你是否不久后就结婚了呢？”我算了一下我的生日，当然是1856年，那好像就是紧接信中提及年份的后一年。这一切似乎都是一套逻辑的结论。我父亲是在他发病后不久，于1851年结婚的。当然，我是家中长子，生于1856年，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已知，梦中的错误结论源自愿望满足。其主导梦念是：“四五年不算什么，可以忽略不计。”上述结论，不管其内容和形式多么像是有逻辑的，都可以按照梦念决定的另一种方式进行解释。正是我的同事认为治疗时间太长了的那位患者，决定在治疗结束后立即结婚。我在梦中与父亲交谈的方式，很像是问讯或考试，也使我想起一位大学老师，他总是习惯于记录每位选他课的学生的详细细节：“出生年份？”——“1856年。”“父亲名字？”对于这一项，学生要给出自己父亲带拉丁文字尾的教名。我们学生认为，这位教授从学生父亲教名中做出某些从学生本人姓名中不可能做出的推论。所以梦中的做出推论无非是对作为梦念材料的做出推论的一个重复而已。这里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梦中出现的结论无疑是梦念派生的，但在梦念中，它既可以表现为一段回忆材料，也可以用逻辑的形式把一些梦念联结起来。但不管如何，梦中的结论，都代表着梦念的结论[190]。

由此我们可以继续分析上述梦例。那位教授的问讯，使我想起大学的学生注册表（我上大学时要用拉丁文填写），并进一步想起我主修的课程。医科需要5年才能毕业，这对我来说又太短了。我于是又默默地学了几年。在熟人当中，我被认为是个混子，他们还怀疑我能否及格。之后我决定立即参加考试，而且尽管耽搁了，我还是过关了。这是对梦念的新的强化，从而使我以挑战的姿态面对我的批评者：“虽然你们因为我浪费了时间而不相信我，但我还是及格了。我的医学训练最终也会得出一个结果，过去的事实表明，事情总是这样的。”

这个梦开头几句显然具有论证的性质。这一论证甚至不是荒谬性的，在清醒生活中，也完全可能发生：我收到故乡市政务会的信而颇觉蹊跷，因为：第一，1851年我还未出生；第二，这件事可能与我父亲有关，但他已经去世。这些陈述不仅本身是正确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收到这样的信，我也会做出与此完全相同的论证。前面的分析已经揭示，这个梦产生于内心深处痛苦和嘲弄的梦念。如果我们同时假设，稽查作用完全有理由运作起来，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梦的工作自有其动机，以梦念所包含的模式来制造一个对荒谬暗示完全有效的否决。然而，分析表明，梦的工作不能随意制作这种对应，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利用梦念材料。这就好像有一个代数方程式，其中（除数字外，还）含有加、减、根、幂等符号，而有人要抄录这个方程式，却不懂其意义，结果把数字和符号完全混淆了。［梦中的］两个论证可溯源如下：我关于精神神经症的心理学解释的某些基本前提，总是被那些初次听说的人怀疑和嘲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非常痛苦。例如，我不得不假定，对那些后来发病的人而言，他们人生第二年甚至第一年的印象，对他们后来的情感生活产生着持久的影响；而且，这些印象——尽管被记忆以各种方式加以歪曲或夸大——可能构成了癔症症状的最初且最深刻的基础。当我就此选取适当时机向患者做出解释时，他们总是以嘲弄的口吻模仿说，可以去寻回他们尚未出生时的记忆。父亲在女性患者早期性冲动中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我的这一发现，自然完全可能也遭到同样的冷遇。然而，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两个假设是正确的。作为证据，我想起了几个实例，其中，孩子在非常幼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后来的事件表明，他仍潜意识地保留了很早就去世了的父亲的种种记忆。这种现象不用精神分析是无法解释的。我知道，我的这两个论断所依据的推论，其有效性难免要受到争议，因此，梦的工作利用的恰恰是我害怕受到争议的结论的材料，来得出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这也是愿望的一个满足。

Ⅶ

在一个到目前为止，我还很少论及的梦的开头部分，明显有对突然出现的问题的惊讶表示。布吕克老先生一定给我安排了什么任务。真奇怪，这与解剖我自己身体的下部有关——解剖我的骨盆和大腿。我好像在解剖室看到了我的骨盆和大腿，但没有感到自己身体的缺失，也没有感到丝毫恐惧。路易斯·N.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坐着。骨盆已经被取出，现在既可以看到它的上部，又可以看到它的下部，两部分合为一体了。还可以看到厚厚的肉色凸起（在梦中，它让我想起痔疮）。它背面覆盖着某种像皱折的锡箔[191]似的东西，也必须小心剔出。这时我重获双腿，并在城里散步。但是（由于劳累）我要了一辆马车。让我吃惊的是，马车冲向一座房屋的大门，而大门居然打开了，使马车能够通过，并在另一端转了一个弯后又出来了[192]。后来，我做了一次旅行，穿越一片变幻不定的风景区，有一位阿尔卑斯山向导帮我拿着随身物品。由于考虑到我的双腿，他有时还背着我。道路泥泞，我们靠边行走。地上坐着许多人，像是印第安人或吉普赛人，其中有个女孩。之前我一直感到惊奇，在解剖后，我还能在泥泞的路上走得这么好。最后，我们来到一座小木屋，后面开了一个窗户。向导把我放下，并将原有的两块木板搭在窗台上，作为跨越窗台后那条深沟的桥梁。这时，我真的开始担忧我的双腿。我们没有跨越木板，相反，我看到两个成年男人，躺在墙边的木凳上，旁边好像还睡着两个男孩。好像帮我们跨越深沟的不是木板，而是两个小孩。我在恐惧中惊醒了。

任何对梦中凝缩作用程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这个梦的全面解释必将占用大量篇幅。幸好此处我只需论及一点，为梦中惊奇提供一例，如插入成分“真奇怪”所展现的那样。梦的起因如下。梦中协助我工作的路易斯·N.女士有次来访时说：“借我点东西看看。”我把赖德·哈加德的《她》递给她，并解释说：“这是本奇书，但充满了隐义，永恒的女性，不朽的情感……”她打断了我，说：“我知道。没有你自己写的东西吗？”“没有，我的不朽之作尚未完成。”“那么，你什么时候才能把你的那些所谓终极解释写出来呢？你说过要写一本连我们都能读懂的书。”她带着讽刺的口吻问道。这时我发现，这不过是有人借她的口，向我发出警告而已，于是我就不再说了。我想，即使我要出版有关梦的书，也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因为在书中，我势必要把自己的大量隐私性格公之于众。

Das Best was du wissen kannst，（能贯通的最高真理，）

Darfst du den Buben doch nicht sagen.（却不能对学生直说出来。）

因此，梦中要我解剖自己身体的任务，实际上，就是对我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布吕克老先生在梦中的出现是恰当的。甚至在我刚开始科学研究工作时，就曾经有一个发现，但被搁置起来，直到他大力督促，我才予以发表。与路易斯·N.谈话所引起的深层想法，由于太深了而不能进入意识，却分散于由赖德·哈加德《她》一书所引起的各种材料之中。“真奇怪”这一判断不仅适用于这本书，也适用于同一作者的另一本书——《世界之心》。这个梦的大量成分都来自这两本富有想象力的小说。泥泞的小路和路上的深沟取材于《她》；印第安人、女孩和木屋取材于《世界之心》。那个向导在两本小说中都是女性，都涉及一次危险的旅行。《她》描写的是一条过去无人问津的冒险旅途，结果通向一片新天地。梦中的双腿疲劳感，是白天的一种真实感受，它可能还伴有倦意和疑惑：“我的腿还能走多远！”《她》中冒险旅程的结局是，向导不仅未能为自己和他人找到永生，而且葬身于神秘的地下火海。这样的恐惧肯定在梦念中起着作用。木屋无疑是一副棺材或一座坟墓，但这个最不期望的梦念通过梦的工作，而表现为一次愿望满足，因为我曾经进过一次坟墓，但那是奥尔维托附近的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空墓，是一个狭窄的小室，墙边放有两条石凳，上面躺着两具成年男性的骷髅。梦中木屋的内部与这个墓穴一样，只是用木头代替了石头。梦好像是在说：“如果你必须留在梦中，那就但愿是一座伊特拉斯坎人的墓穴吧。”通过这一置换，梦就把最伤感的期待转变成最令人向往的希望了[193]。不幸的是，梦虽然可以把伴有某种情感的观念转变成对立面，但不能转变情感本身。下文将对此加以揭示。因此，尽管子女能够获得父亲所失败了的成就这一观念，即这就是对小说中，关于一个人的身份可以世代相传2000多年的离奇情节的一个新暗示成功地呈现了，但我还是在“恐惧”中惊醒了。

Ⅷ

在我的另一个梦中，也包含了对梦中出现的事件表示惊奇。这个梦的惊奇，还伴有一种非常明显、牵强附会甚至很明智的解释企图，仅就这一点，即使梦不具备另外两个吸引人的特征，我也禁不住要对整个梦加以分析。在7月18日至19日的夜间，我乘坐南线火车旅行。睡梦中我听到“霍尔松[194]（Hollthurn）站到了，停车十分钟。”我立即想到海参类动物（holo-thurians），又想到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又想到，这就是那些勇敢的人们徒劳地反抗国家统治权力的地方——是的，奥地利的反改革运动——好像是斯蒂里亚或蒂罗尔的一个地方。随后我看见一个模糊不清的小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这些人的尸骨和遗物。我想出去，但很纠结。站台上有妇女在卖水果，她们蹲在地上，举着篮子叫卖。我犹豫着，怀疑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但火车仍没有启动。我突然又置身另一车厢。里面的座位非常狭窄，以至于人的后背紧贴车厢壁。[195]这使我大吃一惊，但又想，我可能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里有人，其中还有一对英国兄妹。书架上有一排书清晰可见，我还看到了《富国论》和（克勒克·马克思韦尔的）《物质与运动》，那是一本棕色封皮的厚书。那个男人问起他妹妹，是否还记得席勒的一本书。这些书有时像是我的，有时又像是他们的。我想以一种证实的口气介入他们的谈话……我大汗淋漓地醒来，因为所有窗户都紧闭着。火车停在［斯蒂里亚的］马尔堡站。

我在记录过程中，又想起这个梦的一个新片断，我的记忆企图把它忘掉。我就一本书（用英语）对那对兄妹说：“这本书是某某的”但又改口说：“这本书是某某写的。”那男人对他妹妹说：“他说得对”。这个梦始于一个站名，站名肯定把我弄得半醒。但我用霍尔松代替了马尔堡站名。我听到的站名肯定是马尔堡，这可由梦中提到席勒为证，因为席勒生于马尔堡，虽然不是斯蒂里亚的那个马尔堡[196]。那次旅行我虽然买的是头等车票，却很不舒服。火车里挤满了人。在我乘坐的那节车厢里，有一对很有贵族派头的夫妇，他们显得没有教养，对我的进入显出不加掩饰的不悦。我很有礼貌地向他们打了招呼，但他们没有应答。虽然这对夫妻是并排坐着（背对车头），但她在我的眼皮底下，抢先用雨伞占着对面靠窗户的座位。车门很快关上了，他们交谈了几句，说是要把窗户打开。他们可能已经看出我正渴望着新鲜空气。在这炎热的夜晚，车厢完全封闭，很快就会令人窒息。旅行经验告诉我，这种冷酷和傲慢的行为表明，他们必定是那种免费或半价乘车的人。当检票员走过来，我向她出示我高价购买的车票时，这位女士用嘲讽，甚至带有威胁性的语气说：“我丈夫有免费通行证。”她外表庄重，神情不满，已经到了红颜将逝的年纪。那位男士则正襟危坐，一言不发。我困得都要睡着了。梦中，我对讨厌的旅伴采取了可怕的报复。谁都不会怀疑，在梦的前半部分不连贯的片断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羞辱。这个需要满足后，又产生了第二个愿望——更换车厢。梦境经常会完全不受阻碍地发生变换，所以，如果我迅速在记忆中找到更为可爱的人来替换旅伴，这一点也不稀奇。但这里有某事在抵抗梦境的改变而需要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到了另一节车厢呢？对此我并没有任何记忆，因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即我必定是在睡眠状态中换了车厢——这种事虽然少见，但作为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我可以找到例证。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人，在恍惚状态下乘火车旅行，而不表现任何病态迹象，直到突然完全清醒过来，而对记忆的缺失茫然不解。因此，梦中我是在宣布自己就是这种“自动漫游症”的患者之一。

分析还可以得出另一种解决办法。对调换车厢做出解释的企图，在我看来，似乎明显是梦的工作的事情，但实际上，它不是源于我自己，而是源于我的一位患者的神经症。我在别处曾提到一位在现实生活中教养良好、心地善良的人，他在父母死后，开始谴责自己具有谋杀倾向，并因此在生活中采取各种防御措施，而成为神经症的牺牲品。这是一例完全具有自知力的严重强迫症。起初他不敢上街，因为在街上一碰到单身行人，他就抑制不住要弄清他在何处消失。如果有人突然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他就会感到不安，并觉得可能正是他使这个人消失了。除去别的，这背后还隐藏着“凯恩幻觉”——因为“人人皆兄弟”。（《圣经》中凯恩杀死了他的兄弟阿伯尔，即谋杀者之意）由于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足不出户，闭门度日。但报纸不断地把外界谋杀案的消息送到他家，于是他的良心就开始怀疑自己可能就是谋杀案的凶手。如果他确信，事实上自己几个星期以来从未外出，这会使他暂时感到心安，但有一天他又想到，他可能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离开家，并犯了谋杀罪而毫不自知。从那以后他就锁起大门，把钥匙交给管家并严格吩咐，即使他要钥匙，也绝不给他。

这就是我企图将调换车厢解释成发生于潜意识状态下的起源。它是将梦念材料现成地搬入梦中，其目的明显是要在梦中将自己的形象等同于那位患者。我对他的回忆起源于随便的联想。我最后一次夜间旅行发生于数周以前，正是与此人同行。他已经痊愈了，陪我去外省访问他的那些请我去看病的亲戚。我们同坐一节车厢，整夜都把窗户全打开，而且只要不睡觉，我们就玩得很开心。我知道，他的病因始于童年，是对他父亲的敌意冲动，并与某种性情境有关。所以，只要我把自己认同于他，就是在承认某种类似的情感。事实上，梦的第二幕，以某种夸张的幻想结束，即认为那两位年长旅伴以那种冷淡方式对待我，是因为我的存在妨碍了他们事先计划好的夜间调情。然而这种幻想却起源于儿童早期生活的一幕，其中小孩可能因为对性的好奇心而闯进父母的卧室，结果被父亲赶了出来。

我想，提供再多的梦例，也不过是证实，我从上述梦例中所取得的结论，即梦中的判断活动不过是对梦念中某些原型的复现而已。一般来说，这种重复往往不怎么贴切，并且被放入不恰当的背景之中，但偶尔也会像最后一个梦例那样，被使用得十分巧妙，并首先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在梦中有独立的理智活动。从这一点看，我们下面应该将注意力转向精神活动。它虽然并非固定不变地伴随梦的建构而呈现，但只要它呈现，它就负责把同一梦中具有不同起源的各种成分融为一体，从而使梦显得有意义而不自相矛盾。然而在研究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必须先考察梦中出现的情感，并将梦中情感与由分析而揭示的梦念中的情感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