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克尔[1879]的敏锐观察使我们注意到梦中表达的情感,我们不能像通常习惯的那样,清醒后便轻易地忽视其内容。“如果我在梦中害怕盗贼,那么盗贼当然是想象的——但害怕是真的。”梦中的高兴当然也如此。我们的感觉表明,梦中体验到的情感强度绝不逊色于清醒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感强度;与其观念性的内容相比,梦投入更大的能量使其情感成为我们真实的心理体验。当然,在清醒状态下我们不可能这样体验情感,因为,如果一种情感不与某一观念性的材料相结合,我们就无法对这种情感进行精神性的评估。清醒生活中,如果情感与其相应的观念内容在性质或强度上不一致,我们也会感到茫然。
观念内容在梦中往往不伴有我们在清醒生活中必然伴有的情感结果,这总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声称,梦中的观念被剥夺了精神价值,但在梦中相反的情况并不少见,其中强烈的情感与某一主题内容相关联,虽然这一主题内容似乎不应该引起这种情感。在梦中,我可以处于一种可怕、危险或讨厌的情境之中,却没有恐惧感或厌恶感,或者相反地,对无害的事情表示恐惧,对幼稚的事情表示高兴。
梦生活的这个特别之谜,一旦由梦的内容进入梦念,就会比其他任何梦的难题更突然、更彻底地消逝。在梦念中,我们不必去理会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分析表明,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观念材料经受移置和替换,而情感则保持不变。正因为观念材料受到了梦的伪装作用,它与未加改变的情感不和谐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分析发掘出原先的正确材料,这种奇怪也自然消解了[197]。
对接受稽查作用的抵抗影响的精神情结而言,情感就是其构成成分之一,它几乎不受影响,而且仅它本身,就能指导我们如何弥补缺失的思想。这在精神神经症中比在梦中更显而易见。神经症的情感,至少在性质上是稳定的,虽然其强度可能会因神经症注意的移置作用而增大。如果一个癔症患者因自己对微不足道的小事担惊受怕而感到奇怪,或者一个强迫症患者对自己无中生有的痛苦自责而感到惊奇,那他们就错了,因为他们把观念内容——微不足道或子虚乌有——看成基本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把这种观念内容作为其思想活动的起点,他们的抗争也是徒劳的。精神分析通过向他们指出,情感是合理的,并通过被压抑或置换了的替代物,找回原来属于这一情感的观念,把他们引向正确的道路。这一切的必要前提是,认识到情感和观念内容并不构成有机统一体,和我们通常习惯认为的相反,它们是两个分离的实体,只是被糅合在一起,因而精神分析又可以把它们相互分开。梦的解析表明,事实的确如此。
下面先给出一个梦例,其中观念内容本应引起的情感,都在表面上缺失了。分析对此做出了解释。
(一)
她在沙漠里看到三只狮子(lions),其中一只正在大笑,但她并不害怕。之后,她肯定离开了狮子,因为她在往一棵树上爬。但她发现,她担任法文教师的表姐已经在树上了,等等。
分析发掘出以下材料。这个梦的无关诱因,是她英文作文中的一个句子:“鬃毛是狮子的饰物。”她父亲蓄的胡须看起来很像鬃毛。她的英文教师是莱昂斯小姐(Miss Lyons)。一位熟人送了她一本洛伊[Loewe,德文字意为“狮子”]的民歌集。这就是梦中三只狮子的来历,她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曾经读过一本小说,讲述了一个黑人因鼓动同伴造反而遭到猎犬追捕,并爬到树上逃命。在极度兴奋中,她又陆续想起一些记忆片断,如《飞叶》这本杂志中描写捕捉狮子的方法:“把沙漠放在筛子上筛,就会筛出狮子。”还有一则很有趣的逸闻,但并不太恰当,内容是有人问起一位官员,他为什么不讨好顶头上司,他回答说自己已经尽力了,但上司已经高高在上了。做梦当天,这位女士拜访了她丈夫的上司,这个事实使整个梦变得容易理解了。丈夫的上司对她彬彬有礼,并吻了她的手。虽然他是一位“名人”[“big bug”,德文为“grosses Tier”=“大动物”],并且是她故乡首府的“社交名流”,但她对他没有丝毫畏惧。所以,这只“名流”狮子和《仲夏夜之梦》中的那只狮子一样,揭示的是志同道合。所有梦中出现的、做梦者又不害怕的狮子都是如此。
(二)
作为第二个实例,我可以引证那位年轻女子梦见姐姐的小儿子死了,并躺在棺材里的梦。这里要补充的是,她对此既不痛苦又不悲伤。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原因。这个梦不过是她想再次见到那位恋人的愿望的伪装,而情感又必须与愿望而不是与其伪装协调一致,因此才不会有悲伤情绪。
在某些梦中,情感确实至少与置换它最初产生于其中的事件的观念材料保持着某种关联,但在另一些梦中,情节的分离则更深入,从而与其所属的观念完全脱离,而与梦境因素的新成分相配合。这种情况与我们对梦中判断活动的发现完全相似。如果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梦念中得出的,那么这种结论也被梦所包含。但梦中的结论被置换于完全不同的材料。这种置换往往遵循着反题对立原则。
下面的梦例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我已经对这个梦做过最彻底的分析。
(三)
有一座城堡,先是靠近海岸,然后又不是直接靠海,而是靠近一条狭窄通向海的运河。城堡司令是P先生。我和他一起站在大接待室里,接待室有三个窗户,窗前有雉堞般的扶垛。我隶属于驻防部队,类似志愿海军官员。由于处在战争状态,我们害怕敌舰的到来。P先生正要离去,并对如果出现敌舰我们应如何应付进行了交代。他伤残的妻子也带着孩子们住在危险的城堡内。一旦轰炸开始,就必须把大厅撤离干净。他呼吸沉重,转身要走。我问他,在必要时如何与他联系。他说了几句后,突然倒毙在地上。我的问题无疑增加了他不必要的负担。我对他的死印象不深,其后我在考虑是否将其遗孀留在城堡内,是否将他的死报告上级,以及作为第二长官,我是否接替城堡司令。我站在窗前,看着过往的船只。这些都是商船,在深蓝色的水面上疾驰,有的立着烟囱,有的筑有甲板(与序梦中的车站相似——这里没有报告序梦)。这时我弟弟站在我身边,一起看着窗外的运河。有一只船使我们惊慌地喊道:“战舰来啦!”结果却只是我们自己船舰的返航。又过来一只小船,从中间被截断,显得很滑稽。船上装着奇怪的杯状或盒状物体。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早餐船来了!”
船舰的疾驰,海水的深蓝色,烟囱的浓烟——这一切交织起来,给人以紧张和不祥之感。
梦中的地点由我在亚得里亚海上几次航行的目的地(米拉梅、杜伊诺、威尼斯、阿奎雷尔)混合而成。我还清楚记得,几个星期以前和我哥哥一起去阿奎雷尔的那次短而愉快的旅行[198]。关于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海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对我那些美国亲戚命运的担忧,在梦中也有暗指。梦中有两处情感值得注意。一处是本应出现情感的却没有出现,即我对城堡司令的死没有印象。另一处是我以为看见战舰时十分害怕,并且在睡眠中一直有恐惧感。这个梦建构完善,情感的分布没有任何冲突。我没有理由对司令之死表示害怕;而作为城堡总指挥,在看到战舰时,我自然会感到害怕。分析表明,P先生只是我自己的替身而已(梦中我成了他的替代者)。我就是那位突然死亡的司令,梦念牵涉着早亡之后,我家人的未来命运,这是梦念中唯一使人痛苦的事情。梦中的恐惧肯定是被从此事中分离出来,并转而与我看到战舰发生联系。分析在另一方面表明,战舰得以产生梦念的地方却充满了欢乐的回忆。一年前我们去过威尼斯,住在奇尔沃尼河岸。一天,风和日丽,我们凭窗远眺湖面,那里比往常热闹很多。英国的一个舰队即将到来,为此准备了盛大的接待仪式。突然,我妻子像小孩似的惊讶地喊道:“英国舰队来了!”同样的话在梦中却使我大为惊恐。(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梦中言语来源于现实生活;下文即将表明,我妻子惊呼的“英国”一词也没有逃脱梦的工作。)因此,在将梦念转换成梦的过程中,我已经将欢乐转为恐惧,而且,这里我只想指出,这一转换本身也表达了梦念的一部分。这个梦例表明,梦的工作可以随意地把情感从它与梦念的联系中分离出来,并随意地安插进它们选择的任何梦的内容中。
在这里,我还想对“早餐船”做一详细分析,因为它的出现,使一直保持合理连贯的梦境以毫无意义的方式结束。后来我更详细地回忆起梦的对象,并惊奇地发现,船是黑色的,而且,由于它从最宽的中部被截断,它与伊特拉斯坎博物馆里的一些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十分相似,即具有两个把柄的黑色长方形陶制托盘,上面放有像咖啡杯或茶杯之类的东西,跟我们现代餐具有点相似。我们被告知,这是伊特拉斯坎妇女的梳妆盒(toilette=toiletset),带有装胭脂和香粉的小盒。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要是能带回去给太太用就好了。因此,梦中餐船意指黑色的“礼服”,即丧服(toilette,意为“衣服”),直接表示死亡。它还使我想起葬船[199],古代用这种船装运死尸,来进行海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船会在梦中返航:
老人安坐船头,静静地驶回海港。[200]
这是失事后的返航[“Schiffbruch”,字面意为“ship-break,船断裂”]——餐船从中部断裂了。但“早餐”船的名字来自哪里呢?它来自“英国船舰”中的“英国”(或“英语”,English),因为英语“早餐”(breakfast)一词意为“打破斋戒”(breaking fast),而“打破”又与船只失事(“ship break,船只破裂”)发生联系,斋戒则与黑色礼服或者丧服相关联。
只有早餐船这个名字是由梦念建构出来的,而梦中的事物早已存在,并使我想起最近一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事情。我们由于不相信阿奎雷尔的饮食,就自己从格里齐亚带着食品,又在阿奎雷尔买了一瓶伊斯特里安名酒。当小邮船经过德拉密运河和咸水湖缓慢驶向格拉多时,游客中只有我们兴致勃勃地在甲板上吃早餐。我们很少吃得那么开心。这就构成了梦中的“早餐船”,正是在这最高兴的生活乐事背后,梦隐藏着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的最忧郁的思想。
虽然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情感与产生它的观念材料相分离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并不是从梦念向梦过渡时,唯一而且最核心的变化。如果我们把梦念的情感与梦中情感加以比较,那么很清楚,凡是梦中的情感都为梦念所有,但反过来就不一定了。梦与其源泉精神材料相比,在情感方面要贫乏一些。当我重新建构梦念时,总是发现,其中最强烈的精神冲动一般都企图压倒其他对立的冲动,而力求进入梦境。回过头来看,梦就显得不那么鲜明,而且缺乏任何强烈的情感色调。梦的工作不仅把梦的内容,而且也把思想的情感色彩降至平淡无奇的程度。也许可以说,梦的工作造成了对情感的压抑。以那个植物学专著的梦为例。与梦对应的思想,包含着对行动自由和命运自主权的强烈激动的要求,但由此而产生的梦使这一要求显得平淡无奇:“我写了一本专著,就摆在我面前。里面有彩色插图,而且每册都夹着植物标本。”这使我想到,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和平突然降临,战斗痕迹一点都看不见了。
事情也不都是这样,梦本身也可以有生动的情感表现,但这里我想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梦大多数显得平淡无奇,但如果深受感染,就很难进入梦念之中。
关于梦的工作过程中情感压抑问题,这里还不能给出全面的理论解释,因为这需要首先对情感理论和压抑机制做最艰辛的研究。我只想指出两点,由于某些其他原因,我不得不把情感的释放描绘成向身体内部的输出过程,与运动和分泌的神经发动过程相类似[201],与专向外部世界发送的运动冲动在睡眠中受到阻抑一样,由潜意识思想在睡梦中唤起输出的情感,可能也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于梦念过程中的情感冲动,可能原本就很微弱,因而进入梦中的情感也就微弱。由此看来,“情感压抑”并不是梦的工作的结果,而是睡眠状态造成的。这可能有正确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同时记住,任何相对复杂的梦,都是各种精神力量相互抗衡妥协的产物。因为一方面,构成愿望的思想不得不与稽查作用做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经常发现,在潜意识思维自身内部,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也相互抗衡。因为所有这些思想都可能各自伴有某种情感,如果我们把情感压抑看成对立各方交互压抑,以及稽查作用对各种冲动进行压抑的结果,应该不会错的。所以,我们必须把情感抑制看成梦的稽查作用的第二结果,正如梦的伪装是第一结果一样。
下面给出一个梦例,其内容的平淡可由梦念之间的反题对立加以理解。这个梦是每个读者都会感到恶心的一个短梦。
(四)
一个小山丘上,有一个好像是露天厕所的东西:一条很长的座板上,有一个很大的洞,座板的后缘厚厚覆盖着一层大小不等、新旧各异的小粪堆,背侧长满草丛。我对着座板小便,长长的尿流把一切冲得干干净净,粪堆很容易就被冲入洞内,只是座板末端好像还残留了一些。
做梦过程中,我为什么丝毫不感到恶心呢?
这是因为,正如分析所示,这个梦是由一些最愉快、最惬意的思想产生的。分析中,我立即想到,奥基斯王的牛厩被海格立斯冲洗得干干净净。海格立斯就是我,山丘和草丛来自奥塞湖,当时我的孩子们正住在那里。我已经发现神经症的幼儿期病因学,让他们住在那里,是为了避免他们患病。我的一位女性患者为表示谢意,送给我一件家具作为礼物,座板(当然,没有那个孔洞)就是对这件家具的精确复制,使我想起这位患者是如何尊敬我。甚至大便的呈现,也能做出令我高兴的解释。不管在现实中,我会对此感到多么恶心,但在梦中它是对意大利美丽国土的回忆。我们知道,在意大利小镇,厕所设施与梦中完全一样。把一切冲洗得干干净净的尿流,无疑是伟大的象征,格利佛正是以这种方式扑灭了利利普特的大火——尽管这使他在那个小人国王后那里失宠。大师拉伯雷笔下的超人高康大,也是用这种方式对拜火教徒实行报复的,他跨在巴黎圣母院上,向这座城市撒尿。只是在做梦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临睡前翻阅了加尼尔为拉伯雷作品画的插图。说起来也奇怪,这里有证据表明,我就是那位超人。巴黎圣母院的平台,是我最喜欢的巴黎风光。每天下午只要有时间,我总爱登上大教堂的塔楼,在妖魔鬼怪之间上下攀爬。尿流将粪便冲洗干净使人想起这句格言:“它们正在消失。”我想,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一格言当作癔症治疗著作某一章的标题。
下面是引起这个梦的真正令人兴奋的原因。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傍晚我就癔症与性倒错的关系做了一次讲演。讲演的每件事都使我深感不快,并且对我而言,似乎毫无价值。讲演使我疲劳,也使我对自己的困难工作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渴望摆脱对所有这一切有关人类龌龊之事的唠叨,和孩子们在一起,去欣赏意大利的美景。带着这种心境,我从讲堂来到一家小餐馆吃了点露天快餐,因为我对别的东西没有胃口。但是,有一位听众跟着我,在我就着咖啡吃卷饼时,他要和我坐到一起,并开始奉承我,说从我的讲演中学到多少东西,他现在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每件事物,以及我如何通过这种神经症理论清洗了奥基斯王牛厩式的错误和偏见。总之,他说我是个伟人。我的心境和他的赞美很不搭调;在厌恶中,我努力使自己不那么恶心,并趁早回家以便摆脱他。临睡前,我翻了一下拉伯雷的书,并读了康拉德·费迪南·迈耶尔的短篇小说《一个男孩的悲哀》。
梦就是从这些材料中呈现出来的,迈耶尔的小说还勾起我童年的一段回忆(参见关于图恩伯爵的梦的最后一个片断)。白天的苦恼和厌恶的心境在梦中持续着,并为梦的内容提供了几乎全部材料。但晚间产生了一种相反的心境,即强烈甚至夸张的自我肯定,并取代了前者。梦必须找到一种在同一材料中同时表达出自卑和自大的形式,二者的妥协使梦模棱两可。但是这些对立冲动的相互抑制,也产生了一种淡漠的情感基调。
根据愿望满足理论,如果作为反题的自大妄想(虽然被压抑着,但有一种愉快的情调)又与厌恶感同时呈现,那么这个梦就不可能形成。因为,令人痛苦的事情不大可能在梦中得到表现,而梦念中的痛苦,如果不同时披上一层愿望满足的伪装,就难以进入梦中。
对于梦念中的情感,梦的工作除了承认或者将之消除外,还有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即把某些情感转化为它们的对立面。为了解释梦,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条原则:梦中的每一成分本身都可以尽可能代表其对立面。至于它代表什么,只能依据上下文背景来决定,我们事先一无所知。对此,一般人有一种怀疑意见,认为“梦书”在梦的解析时总是采纳对立原则。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思想很容易在某一事物和它的对立面之间形成密切的联想,将这一事物转化为其对立面是完全可能的。它与其他移置作用一样,也可以为稽查的目的服务,但它也经常是愿望满足的结果,因为愿望的满足无非是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物用其对立面来取代。正如有关事物的观念可以通过转化为对立面而呈现于梦中,梦念的情感也是如此,而且很可能情感的倒转总是由梦的稽查作用实现的。在社会生活中,主要是为了伪装的目的,我们也使用情感的压抑和反转,与梦的稽查作用十分类似。在和别人交谈的过程中,如果我想说一些对他怀有敌意的话,却又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恭维,那么最重要的是不向他泄露我的情感,其次才是选择表达思想的言语形式。如果我用并非不敬的话和他交谈,同时却露出仇恨和轻蔑的神情和姿势,那么效果与我当面表示轻蔑也没什么不同。所以,稽查作用要求我首先压抑情感,而且,如果我善于伪装,那么我就会表现出相反的情感——发怒时假装微笑,想损害他人时却好像很温情。
情感的这种倒置,我们已经遇到过一个精彩的梦例。在“我叔叔的黄胡子”的梦中,我觉得对朋友P情深意浓,同时我的梦念把他看成傻瓜。正是从情感倒置的这一梦例中,我们得到了梦的稽查作用存在的第一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须假设是梦的工作凭空制造了对立情感。一般来说,梦的工作只是发现了存在于梦念材料中现成的对立情感,并利用产生于防御动机的精神力量使之强化,直至为了梦的形成,它们取得了支配地位。在上述关于我叔叔的梦中,反题对立的绵绵情意,可能产生于某种幼儿期材料(正如梦的后半部分所示),因为我在儿时最早体验到的叔侄关系的性质已经成为我所有友谊和仇恨的源泉。
费伦茨(1916)所记录的一个梦为情感的这种倒置提供了极好的例证[202],“一位年长的绅士在夜间被妻子唤醒,因为他在睡梦中大笑不止,使妻子感到十分害怕。他随后说他做了这个梦:我正躺在**,一位熟识的绅士走进卧室。我想打开灯,但怎么也打不开。于是妻子起床帮我,但也未能成功。妻子因为在那位绅士面前半**身体而觉得尴尬,于是放弃了,又钻回被窝。这一切显得那么滑稽,使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虽然妻子问我:‘你笑什么?你笑什么?’但我还是笑个不停,直到醒来。第二天,那位绅士感到很沮丧,并且开始头痛,他想:大概是笑得太多而累着了。”
“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个梦就不那么滑稽可笑了。进入卧室的那位‘熟识的绅士’,在梦念中是作为‘伟大的未知’的死亡形象——这一形象是前一天在他心目中唤起的。这位老绅士患有动脉硬化,因此在前一天完全有理由想到死亡,梦中放声大笑就是对死亡念头的悲伤和哭泣的代替,他打不开的灯正是生命之灯。这种忧郁心情可能还与他的**有关。不久前他曾想**,但是尽管妻子半**身体帮助他,**还是失败了。他认识到自己已经日薄西山了,梦的工作成功地把他的**和死亡念头转变成一幕滑稽剧,并将哭泣转为大笑。”
有一类梦完全可以被称为“伪善的”,并构成对愿望满足理论的严峻考验[203]。当希尔费丁夫人把有关彼得·罗塞格记录的下列梦例提交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讨论时,就已经引起我对这类梦的注意。
罗塞格在小说《解雇》中写道:
我一直是个睡眠很好的人,但有很多夜晚失去了安宁——因为多年以来,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平凡生涯中,裁缝的生活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使我失去安宁。
在白天,我好像并没有太多或太强烈地反省过往事。一个摒弃世俗外衣而试图征服地球和天国的人尚且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即使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时,我也没有思考过夜间的梦。只是到了后来,我形成了凡事必思考的习惯,或者世俗习气稍有抬头时,我才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只要一做梦,梦中我就是一个受人雇用的裁缝,并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师傅的店里无偿地工作。当我在他身边裁缝洗熨时,我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城里人,我不该这样坐在他身边,而是应该找点别的什么工作。但我总是在度假,总是有暑假休闲时光,并因而总是坐在他身边充当他的助手。这常常使我恼怒,使我感到浪费时间的悲哀,我应该有更好更有用的事情可做。有时工作出了差错时,我还必须忍受师傅的斥责,尽管我从来没有报酬。当我卑躬屈膝地在黑暗的店里工作时,我经常想引起他的注意,并提出要离开。有一次我还真的这么做了,但师傅毫不在意,我只好又坐在他身边开始裁缝了。
在这样令人厌烦的梦中醒来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啊!我于是下定决心,如果这种挥之不去的梦再出现的话,就用力摆脱它,并大声呼喊:“这只是骗局,我正躺在**睡觉……”但第二天晚上,我又梦见自己坐在裁缝的店里。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而且还不可思议地具有规律性。一次,我和师傅在阿尔贝霍夫(我第一次当学徒时,在他家干过活儿的农民)家工作,师傅对我干的活儿特别不满意,脸色阴沉地说,“我倒要看看,你心不在焉地在想什么。”我想,最合理的事情莫过于站起来告诉他,我和他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让他高兴,然后离开。但我没这么做,当师傅领来一个学徒,并要我给他让出地方时,我也没有反对。我走到一个角落继续缝纫起来。同一天师傅又雇了一位短工,这是个伪君子——他是波希米亚人——19年前曾在我们这里干过活,并且曾经在从小旅馆回家的路上掉进河里。当他想坐下来时,已经没有座位了。我疑惑地看着师傅,他说:“你没有天赋,你走吧,你被解雇了!”我听了这话就惊醒了。
黎明的曙光透过未拉窗帘的窗户照进我熟悉的房间。我置身于艺术品之中,我那精致的书架上矗立着永恒的荷马、伟大的但丁、无与伦比的莎士比亚、光辉灿烂的歌德——他们都是流芳百世的人物。隔壁传来孩子们清脆的声音,他们刚刚醒来,正在和母亲玩耍。我似乎又重温了那田园般的甜蜜,那宁静诗意的生活,我经常从中深深体会到一种沉思的人生乐趣。然而,不是我先向师傅提出辞职,而是师傅解雇了我,这又使我感到懊恼。
我又是多么惊喜!自从师傅解雇我的那天晚上起,我就开始享受宁静,我再也没有梦见那长长的裁缝生活了——那种朴实无华的生活确实令人快乐,但也给随后几年的生活蒙上了沉重的阴影。
在这位年轻时曾是雇佣裁缝的作家所做的这一系列梦中,我们很难看出愿望满足的主导地位。做梦者的全部乐趣都在于他白天的存在,而他在梦中却被不幸生活的阴影所困扰,尽管他最终摆脱了这种生活。我自己做的一些类似的梦,使我能够对这一主题做出一些说明。作为一名年轻的医生,我曾长时间在化学研究所工作,却未能掌握这门科学所要求的娴熟技术,正因如此,在清醒生活中,我从来不愿回想这种稚嫩而丢脸的初学时期。另一方面,我却经常梦见在实验室里工作、进行分析以及各种实验。这些梦和考试梦同样使人不快,而且从来都不怎么清晰。在我对其中之一进行分析的时候,我的注意力逐渐集中于“分析”一词,它为我理解这些梦提供了一把钥匙。从那时起,我就变成了一位“分析家”。现在我从事的正是被高度评价的分析,尽管这当然是“精神分析”。现在很明显,如果我对白天进行的这种分析工作感到自豪并自我吹嘘是多么成功,那么我的梦就是在提醒我那些不足为傲的失败的分析。它们是对暴发户的惩罚梦,就像那位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雇佣裁缝所做的梦一样。但是,在暴发户的自豪和他的自我批评之间,梦如何能够与后者站在一边,并选择理智的警告而不是非法的愿望满足作为其内容呢?我已经提出,这个问题的回答具有一些难度。我们可以认为,梦的基础,首先形成于一种夸大了的野心幻想,但那些给这一幻想泼冷水的各种谦卑思想也进入梦中。我们应该记得,心灵中有受虐狂冲动,可能正是这些冲动造成了类似的倒置。我并不反对把这类梦与“愿望满足的梦”区分开来,称为“惩罚梦”,这也不意味着我所提出的梦的理论有什么欠缺,它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权宜措施,以应对某些人认为“对立面可以聚为一体实在奇怪”的问题[204]。但对一些这种梦的仔细研究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我做的一个实验梦的一个模糊的背景部分,我正处于医学生涯中最忧郁和最落魄的年龄,自己仍然没有获得一个职位,也不知道如何生计,但是同时突然发现,我可以在好几位女性中选择婚姻对象!于是我又一次变年轻了,更主要的是,她——这位与我历经多年风雨的女性又一次年轻了。于是这个梦的潜意识诱因被揭示为一个步入暮年的老人的痛苦愿望。虽然发生于心灵其他层次上的冲动,确实也决定着梦的内容,但唯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愿望——向往年轻——才使这种冲动有可能呈现为一个梦。甚至在清醒时,我们有时也会对自己说:“今天一切都好,往事不堪回首;然而那时也不错,至少我很年轻。”[205]
我自己经常做的另一类梦也可以看成伪善的[206],其内容是与断交多年的朋友重归于好。但分析表明,总有些原因使我与这些昔日的朋友彻底断交,并与他们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但梦表现的宁愿是相反的关系。
要对想象力丰富的作家记录的梦做出判断,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他在记录过程中已经省略了他自己认为不重要的内容细节,这样会造成一些问题。只要梦的内容被详加报告,那么这些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奥托·兰克曾向我指出,格林童话《小裁缝》中有一个完全类似的暴发户的梦。那个裁缝已经成为英雄,并且成为国王的乘龙快婿。一天晚上他和公主同寝时,梦见过去所学的手艺。这引起了公主的怀疑,于是公主第二天晚上派警卫窃听他的梦话并打算逮捕他。但是这位小裁缝在梦中受到警告,就有意地改正了自己的梦。
梦念中的情感要变为梦中情感,需要通过删除、凝缩和倒置这些复杂过程。这些过程可以在详尽分析后适当加以合成的梦中看出来。我再引几个梦中情感的例子对此进行验证,人们会发现我列举的几种可能性,在其中得到了体现。
(五)
如果我们回头来看那个关于布吕克老先生要我解剖自己骨盆的奇怪任务的梦,我们应该还记得,在梦中我并没有应有的恐惧感。现在看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愿望满足。解剖意味着我在出版本书时所进行的自我分析——这种分析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如此痛苦,以至于我将书稿付印推迟了一年多。我于是产生一种能够克服这种厌恶感的愿望,因此在梦中,我没有恐惧感。但我已经因为头发不再变得灰白而感到高兴——这是就“Grauen”一词的另一意义而言。我的头发已经变得相当灰白,这也提醒我不能再拖延了,而且在梦的结尾处,还呈现了这种思想:我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我艰苦旅程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考察两个梦,其中的满意感一直持续到梦醒之后。在第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预感到,我现在该知道“我以前就梦见过这个”意味着什么,而满意实际上指的是我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在另一个梦中,满意的原因是,我认为“被预兆”的事情正在实现的信念,而实际所指与第一个梦十分相似,这种满意与我第二个儿子的出生相一致。这里,梦念的主导情感在梦中持续着,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梦都不会如此简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分析稍加细究,就会发现,这种逃脱了稽查作用的满意,还受到另一个来源的加强。这另一个来源有种种理由害怕稽查作用,如果它不以产生于某种可能允许的来源并因而是合法的类似情感作为伪装,并以此为庇护,悄悄溜进梦中,那么它本身的情感在梦中出现肯定会遭到反对。
遗憾的是,对此我不能用实际梦例加以证实。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生活领域的事例,来说明我的主旨。假设有一个熟人,我很恨他,因此,如果他有什么不幸我会很高兴。但是我的道德本性又不允许流露这种冲动,因此不敢表达希望他不幸的愿望,压抑着对他的不幸的满意,并装出遗憾的样子。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现在的情况是,如果被憎恨的人因为自己做了坏事而遭到不幸的报应,那么我就可以尽情地表示满意,认为他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就可以和其他没有偏见的人保持一致了。这里可以指出,我的满意感也许比别人更强烈,因为我的满意感还有另一来源,也就是我对他的憎恨而得到加强。在社会生活中,当大家反感的人,或某个不得人心的少数群体的成员,犯有某种过错时,这种情况也会普遍发生。他们受到惩罚,一般来说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过错,还因为人们对他们的反感,这种反感在他们犯错之前是没有着力点的。毫无疑问,执行惩罚的人,在这样惩罚他们时,是不公正的,但是执行者长期以来保持的压抑被解除会带给他们满意,而且自己并不知情。这种情况中的情感在质的方面是正当的,但在量的方面则不然。自我批评在一个问题上的松懈,只能导致它疏忽对另一个问题的考察,就像大门一旦打开,就会有很多原计划允许以外的人蜂拥而入。
对神经质的人的一个显著特征——某种原因在他们身上所引发的情感,虽然在质上适当,但在量上过度的事实——在心理学解释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做出同样的解释。量上的过度起因于这种情感的原因过去一直处于潜意识压抑状态。这些来源成功地与真正的释放原因建立起联想关系,从而通过情感的其他原因而获得正当的表现途径。这是不受反对的,且是合法的。因此我们应当注意到,在考察被压抑的和起压抑作用的各种动因时,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对立的相互抑制,正如有时它们因相互合作而得到加强,从而产生某种病理效果一样。
下面我们就可以把关于精神机制的这些启示应用于对梦中情感表达的理解。梦中呈现的并很容易在梦念中找到适当位置的满意情感,往往不能只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充分的说明,而是需要从梦念中找出它的另一个来源,而这一来源正处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之下。作为这种压力的结果,这一来源在正常情况下所产生的不是满意,而是对立情感。但是,由于满意情感的第一个来源的出现,这第二个来源就可以把自身的满意情感从压抑中解脱出来,并强化着第一个来源产生的满意情感。因此,梦中情感是由一些来源共同决定的,即从梦念材料看,是多因素决定的。在梦的工作中,能够产生同一情感的来源,往往联合在一起共同产生这一情感。
从那个以“Non vixit”(已经死的)为中心的绝妙梦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对这些复杂关系有所发现。在那个梦中,不同性质的情感集中于梦的两点上。当我用两个词——梦本身使用的语言是“被奇怪的情绪所压倒”——使我的对手和朋友消失时,敌对和痛苦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在梦的结尾,我非常愉快,并继续相信那种在清醒生活中认为是荒谬的可能性,即存在着仅用愿望就可以使之消灭的亡魂。
对这个梦的有趣原因,我还未提及,这个原因十分重要,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梦的意义。柏林的朋友[弗利斯]告诉我,他正要进行一个手术,有关病情可以询问他住在维也纳的亲戚们。手术后的前几则消息并不确切,让我很不安。我本想亲自去看望他,但那时疾病缠身,无法启程。梦念告诉我,我所担忧的是朋友的生命。他只有一个妹妹,虽然我不认识,但知道她在年轻时的一场小病中丧生。(梦中,弗利斯谈论着他的妹妹,并说她在45分钟内就去世了。)我肯定想到,他的体质不会比他妹妹好多少,如果接到不好的消息,我无论如何也要前去看他——但去得太晚了,对此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207]。因为来晚而受到的这种谴责成了梦的中心主题,但被表现为这样一个场景:我学生时代就尊敬的老师布吕克,通过可怕的蓝色眼神责怪了我。造成这个[关于弗利斯]的场景变动的原因很快就清楚了。梦不可能以我所体验的方式来再现[关于布吕克的]情境,却由另一个人物保持了蓝眼睛,而消灭的角色却由我来承担——这显然是由愿望满足工作所造成的倒置。我对朋友康复的挂念,我对未能去看望他的自责和羞愧,他低调地来到维也纳(看我),我借口自己生病,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梦中我清晰感觉到的情感风暴,并在梦念的这个区域激**不已。
但是,梦还有另一个起因,对我产生了相反的效应。在手术后最初几天,我接到不好的消息,同时,我被告诫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此事。对此,我很不高兴,因为这表明对我的谨慎有不必要的怀疑。我很清楚,这些告诫绝非来自我的朋友,而是出于消息传递者的笨拙和谨慎。然而,它所伪装的指责使我很不快,因为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知道,只有实质性的指责才有伤害性,也只有这种指责才会让人不安。我所想的事情其实与这位朋友无关,而是涉及我早期生活的一个阶段。有一次我在两个朋友之间引起了麻烦(他们两位都很尊敬我),因为我在一次谈话中把一个朋友说的话,多此一举地告诉了另一个朋友。当时我也受到了谴责,而且到现在仍记忆犹新。这两个朋友之一就是弗莱契尔教授,另一个朋友的教名为约瑟夫,也就是我梦中的朋友和对手P。
不能保密的谴责,在梦中由“低调”的成分,以及弗利斯问我告诉了P多少有关他的事情所证实。但是,正是这个[关于我早年的不慎及其后果的]记忆的介入,才使我目前因为来晚了而受到的责备,转变为在布吕克实验室工作时受到的责备。而且,通过把第二个人变成梦中消失一幕中的约瑟夫,梦境中的指责就不仅指我来晚了,还指责我不能保守秘密。这样,梦中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及其原因都变得一目了然了。
我目前由于被告诫不要和别人谈论[关于弗利斯病情]而引起的愤怒,虽然轻微,却受到内心其他原因的强化而膨胀为对我实际上喜欢的人的一种仇恨。这一强化的原因来自我的童年期。我已经说明,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友谊或敌意,是如何起源于童年期与我那位比我大一岁的侄儿的关系,以及他如何比我优越,我又是如何很早就学会反抗他以自卫。我们既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同时,根据长辈的说法,又互相打斗、互相埋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这第一个人物的化身:他们都是亡魂。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侄儿又出现,并和我一起扮演恺撒和布鲁特斯。我的情感生活总要求我同时有一个亲密朋友和一个敌人。我总能得到新的朋友和敌人,而且,我童年时的理想情境又总能完全重现,使朋友和敌人集于一人——虽然不能像我童年早期那样,同时发生或不断交替。
关于引起某种情感的近期原因,如何能够回复到某一童年情境并被这一情境取代,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属于潜意识思维心理学问题,应该在关于神经症的心理学阐释中得到说明。就梦的解析而言,我们可以设想,童年期的回忆,可以在下列内容中唤起或以幻想形式加以重构。两个小孩争执某件东西(这件东西是什么无关紧要,虽然记忆或虚假记忆中很明确),每个小孩都声称是自己先抢到手并且应该拥有它。他们于是打了起来,结果强权战胜了公理。由梦的证据来看,我可能自己意识到错了(我自己注意到错了),但这次我是强者并占领了场地。失败的对手便跑向他祖父——我的父亲——去抱怨我。我的父亲告诉我,我却用“我打他,因为他打我”这句话来自卫。这个记忆也许是幻觉,是在我分析这个梦时想起的,它构成了梦念的一个中介因素,把梦念中的各种情感汇聚起来,就像一口水井把流入其中的水蓄积起来一样。梦念以此为出发点,按下列方式进行:“你对我让步是应该的,你为什么要推开我?我不需要你,我可以找到别的玩伴”等。于是这些思想就获得了进入梦中的途径。我也曾用这种“叫人让开”的态度责怪过我的朋友约瑟夫,他接替我在布吕克实验室做了演示员。但在这里,晋升又慢又烦。布吕克的两个助手在这个位置上都不像有提升的可能,年轻人不是那么有耐心的。我的朋友自知机会将尽,又与上司关系不那么密切,于是不时公开地表示不满;又因为他的上司[弗莱契尔]病重,所以P希望他离开,其用意恐怕不仅在于希望他晋升,搞不好还有更丑恶的目的了。并不奇怪,我自己在几年以前也曾经强烈希望填补这个空缺。只要有晋级的机会,那些应该受到压抑的愿望就不免抬头。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使在他父亲的病床边,也抵挡不住试戴王冠的**。可以料想,梦因为这个无情的愿望,惩罚的是我的朋友而不是我[208]。
“因为他野心勃勃,我就杀了他。”他因为等不及别人的退位,就自己退位了。这就是我在参加另一次大学揭幕仪式后,立即产生的想法。因此,我在梦中体验到的满意可部分解释为:“这个惩罚是公正的!你自找的!”
在我的朋友P的葬礼上,一个年轻人说了些似乎不大合时宜的话,意思是说,主持人的悼词好像是说,这个人死了天就塌下来了。这句话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感受:他的悲痛心情被夸大的言辞给扰乱了。但他的话也激发了我如下梦念:“的确,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我已经送走了多少人!但我还活着,我比他们活得都长,只有我才拥有这个位置。”我害怕,如果我去探望朋友[弗利斯],却发现他死了,这一想法只能被解释为,我很高兴,因为我比别人活得更长,因为死的是他而不是我。而且,与我幻想中的童年景象一样,我独占了这块地方。这一起源于幼儿期的满意感构成了梦中情感的主要部分。我因为活着而高兴,并以传说中那对夫妇似的素朴的利己主义把我的高兴表达了出来,这对夫妇的一方对另一方说:“如果我们之中有谁死了,我就要去巴黎。”在我看来,很显然,我不会是要死的那一个。
不可否认,一个人在解释和报告梦时需要高度的自制力。他在与他同享生命的一群高尚的人之中,必然把自己呈现为唯一的坏人。所以在我看来,很自然,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亡魂存在或消失。我们已经看到,我的朋友约瑟夫是我儿时朋友的一系列再现。我能够不断地以替身来再现这一朋友,这也是我满意情感的来源之一,而且我觉得,对于我现在正要失去的朋友,我也应该能找到替身: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但梦的稽查作用又是什么呢?它为什么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利己主义思想进行最有力的反对呢?它为什么不把与这一想法相关的满意转变为极度的痛苦呢?我想,原因在于,针对同一个人的其他无可反对的思想,同时也得到满足,并且由他们的情感来隐藏被压抑着的童年体验的情感。在揭幕仪式上,我在思想的另一个层次上想:“我已经失去了多少珍贵的朋友!他们有的死了,有的断交了。幸运的是,我能为他们找到一个替身,这一替身比他们所有人都更重要,而且,在这种不容易建立新友谊的年纪,他的友谊永远不会失去,这又是多么庆幸!”能够为这些失去的朋友找到一个替身而产生的满意感,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我的梦中。然而,随之进入梦中的,还有由童年原因所产生的敌对满足。毫无疑问,童年期的情感强化了我现在的正当情感,但童年期的仇恨也趁机进入了梦中。
此外,梦还包含着对另一思绪的明确暗指,而这一思绪可以产生正当的满意情感。不久前,我的朋友[弗利斯]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女儿。我深知他对妹妹的早逝悲伤不已,就写信劝慰他,说他一定能将对妹妹的爱转移到女儿身上,而且,他的幼女一定能使他忘却妹妹的死所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因此,这一组思想与梦念的中介思想又发生了联系,而联想的道路却走向反面:“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唯有亡魂是真的:所有失去的都会回来!”这样,梦念的对立成分之间的联想链,就由下列事实建立起来:我的朋友为幼女取的名字恰好与我儿时经常一起玩耍的女孩同名,她与我同龄,而且是我最早的朋友和对手的妹妹。当我听说朋友为幼女取名“宝琳”时,我感到极大地满意。作为对这一巧合的暗指,我在梦中以一个叫约瑟夫的人来代替另一个同名者,并觉得无法压抑“弗莱契尔”和“弗利斯”这两个名字的前几个字母的相似性。这样,我的思绪转向自己孩子的名字。在给孩子们取名时,我坚持不落俗套,而要以他们的名字来纪念我曾爱过的人们,因而孩子们的名字就使他们成了亡魂。总而言之,我是想,难道生儿育女不正是我们走向永恒的唯一途径吗?
关于梦中情感这一主题,我还要从另一个角度稍做补充。睡眠者心灵的支配因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心境”,或者某种情感倾向,而它可能又对睡眠者的梦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心境可能起源于前一天的体验或思想,也可能起源于躯体因素。这两种起源都可以伴生其他的相关思绪。不管是梦念的这些观念内容以原始的方式决定了心境,还是以某种躯体因素为基础而解释的情绪倾向,次生地唤起了这些观念内容,从梦的建构的角度来看,这种分别都是无关紧要的。在两种情况下,梦的建构都服从一个条件,即梦只能表现那些作为某一愿望满足的事情,而且,只有从愿望中,梦的建构才没有区别。从愿望满足的意义上来讲,这种差异既可以忽略,也可以做新的解释。睡眠中的痛苦心境,可以通过产生梦所要实现的强烈愿望而成为动机力量。至于心境被附以何种材料,则取决于材料能否表达愿望的满足。梦念中的痛苦心境越是强烈并处于支配地位,那么最强烈的被压抑着的欲望冲动就越要利用这一机会试图在梦中得以表现。因为,本来不愉快的情感已经存在,欲望冲动的表现所要完成的艰苦工作也已经完成。这里,我们又碰到了焦虑梦的问题,我们很快就会在下文看到,这些焦虑梦构成了梦活动的边缘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