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

“战国”的名称，源于《战国策》。这部书是西汉学者刘向根据《国策》而编定的。确切地说，这并不是一部史书，因为它是以对这一时期的事件的记叙和演绎为主，并没有《春秋》那样的时间观念，更缺乏一致性和准确性。因此，这一时期到底始于何时，史家有种种不同说法。有根据《春秋》记事结束而开始的（公元前479年），也有根据“三家分晋”（公元前453年）或被封为诸侯而开始（公元前403年）的。而战国时期的结束则比较明显，那就是秦始皇对中国的重新统一（公元前221年）。

严格说来，战国与春秋时代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两个时代的划分，根据的多半是一些形式上的东西。诸侯的争霸，在战国时代照常进行只是某些旧势力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新势力开始扮演主要角色。首先，越国在灭吴国之后，自身也精疲力竭，渐渐销声匿迹了。其次，在春秋时代尚能掀起一定波澜的中小国家，比如鲁、卫、宋、郑等，也失去了发言权，只能苟且偷生。再其次，齐国的田氏，虽然取代了姜氏，但是，他的掌权始于春秋末期，到了战国初期，他已经无力进行政治改革，终现败相．在逐渐消失的旧势力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晋国。而新势力的代表，则是三家中的魏国。魏国在战国初年的一时强盛，主要得利于魏文侯主持下的政治改革。这场改革，不仅振兴了魏国，也使其他国家看到了国富民强的曙光。随后进行改革的赵国和韩国虽然不及魏国，但也曾经扮演过强国的角色。楚国自春秋末年被吴国击破之后，一直没有缓过气来，而更可惜的是，吴起在楚国的改革又胎死腹中。所以，在整个战国期间，楚国再也没有出现在强国之列。

真正的新生力量是偏居西部，忍辱负重的秦国。在战国初中期，由于强大的魏国只能向西部拓展，秦国几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有幸的是，就在魏国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秦国相继出现了几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先有秦献公的稳扎稳打，接着是秦孝公的发愤图强，使进入中期的战国时代终于形成东西方力量的暂时平衡。然而，这一平衡马上就被秦国打破，而秦国的力量来源，就是商鞅主持下的长达20年的全面改革。在秦国进行彻底改革的同时，山东六国却在不停地厮杀，结果是，精明的齐威王，击败了自以为是的魏惠王，使韩、赵、魏三国由攻变守，成为齐、秦之间讨价还价的砝码。面对秦国的军事威胁，山东六国各打自己的小算盘，在连横与合纵之间徘徊不定，终使秦国乘机不断向东蚕食，势不可挡。而惟一能与秦国抗衡的齐国，则因为自高自大，被默不作声的燕国击破。这样一来，进入战国末期，秦国形成一枝独秀之势，统一天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春秋时代是分权时代。各国都急于在已有的地盘上站稳脚跟，没有人会想到统一天下的事情。可到了战国时代，分权已走到了尽头，集权的任务便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之上。但是，集权的难度远胜于分权。任何一个诸侯国，要想拥有统一的实力，一定得先在自己身上做文章，而这篇文章的核心就是政治改革。在春秋末期，新、旧政治制度之间就展开了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世袭贵族的特权和地位。新制度反对贵族的世袭权力，主张不拘一格地根据实际功绩选拔政治人才，这明显更适应新形势。当然，铲除世卿世禄的运动是不彻底的，它的一个大尾巴就是君主的世袭制。不过，改革总比不改革强，较彻底的改革总比半途而废的改革强。秦国的政治改革在打击世袭贵族之势方面最为彻底，它便统一了中国。

各国的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而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在战争的促动下，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两大支柱：一是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大面积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二是国家通过没收贵族田产和鼓励垦荒，获得了大量公田，使无地的贫民成为最有劳动积极性的自耕农。另外，兴修水利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而这方面依然是秦国走在了各国的前头、著名的都江堰和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对于秦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与此同时，战争也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与战争直接相关的铸造业和建筑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商业的发展则集中在山东六国。特别是制盐业和制铁业，成为商业活动中的龙头老大。不过，在当时的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里，农业比商业更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命运。农业只能兴盛一个国家，而商业则容易滋生腐化。秦国是重农轻商的代表，这使它能够一门心思地发展生产，加强军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