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光华大学发生了一件事，学校选出校务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徐志摩，在国民党支持的特务学生杨树春闹事事件中，坚决反对政府干涉校政，他因此而被政府当局辞退，在胡适等人的介绍下，为他在北京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当然，徐志摩本人也早就厌恶了上海这种浊蚀人筋骨的十里洋场，他多次说自己不是洋场人物，不适合洋场生活，一直劝陆小曼离开，可陆小曼就是不听。在上海，除了腻烦就是腻烦，没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一次，徐志摩没有迁就陆小曼，独自北上。

虽然陆小曼没有答应与志摩一同北上，可言语之中却是埋怨他的，责备他忍心离开体弱多病的自己。徐志摩只好苦口婆心地给陆小曼解释：“上海的环境我实在不能再受。再窝下去，我一定毁；我毁，于别人亦无好处，于你更无光鲜。因此忍痛离开；母病妻弱，我岂无心？所望你能明白，能助我自救；同时你亦从此振拔，脱离痼疾；彼此回复健康活泼，相爱互助，真是海阔天空，何求不得？”

说明了自己离开上海的原因后，他又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苦衷，在上海家中没有任何愉快可言：“我们这对夫妻，说来也真是特别；一方面说，你我彼此相互的受苦与牺牲，不能说是不大。很少夫妇有我们这样的脚跟。但另一方面说，既然如此相爱，何以又一再舍得相离？你是大方，固然不错，但事情总也有个长理。前几年，想起真可笑。我是个痴子，你素来知道的。你真的不知道我曾经怎样渴望和你两人并肩散一次步，或同出去吃一餐饭，或同看一次电影，也叫别人看了羡慕。但说也奇怪，我守了几年，竟然守不着一单个的机会，你没有一天不是有约会的，我们从没有私生活过。到最近，我已然部分麻木，也不想望那种世俗幸福。即如我行前，我过生日，你也不知道。我本想和你同吃一餐饭，玩玩。临别前，又说了几次，想要实行至少一次的约会，但结果我还是脱然远走，一单次的约会都不得实现。”徐志摩说到这些的时候，想必内心既有悲苦，又有怨愤，所以这次北上可以说是有些“负气”的。

他和陆小曼缺乏精神共鸣。身为丈夫，竟然不能和妻子单独约会，说出来有几个会信？陆小曼的确是有些过分了，竟然完全地冷落了志摩，既然待在这里也是被晾着的份，何不换个让自己心里舒服点的地方？

徐志摩其实是个舍不得爱人的人，虽然两地分居给彼此相见带来了不便，而且身边没有女人温情的话语和悉心的呵护，可他不敢奢求小曼为自己做这些，他只希望小曼有一天能被自己说服，和自己一同北上。

人在北京，却经常写信询问她的身体状况，鼓励她精进，换来的却是小曼的嗔怪和挖苦，以至于后来志摩写信求她：“你来信说几句亲热话，我心里不提有多么安慰？已经南北隔离，你再要不高兴我如何受得？所以大家看远一些，忍耐一些，我的爱你，你最知道，岂容再说。”志摩和小曼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了。

为了生计，徐志摩在上海和北京之间奔波，他说：“我在狠命写《醒世姻缘》序，但笔是秃定了，怎样好？诗倒是作了几首，北大招考，尚得帮忙。”朋友们都看到了志摩的忙碌，所以劝他到北京来，让他把小曼也接着一起来。

徐志摩在信中劝小曼：“你如能真心帮助我，应得替我想法子，我反正如果有余钱，也绝不自存。我靠薪水度日，当然梦想不到积钱，唯一希冀即是少债。”此时的他，经济方面已经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他担心再这样下去，自己的才华和灵气会渐渐泯灭：“安乐是害人的……我的笔尖再没有光芒，我的心上再没有新鲜的跳动，那我就完了……要知道堕落也得有天才，许多人连堕落都不够资格。我自信我够，所以更危险。因此我力自振拔，这回出来清一清头脑，补足了我的教育再说——”他想让小曼迁就自己一次随他来北京，可她至终不肯。

为了回来便利，志摩从航空公司财务组主任保君健那儿拿了张名片，上面写着，不管是哪次邮政班机，他都能免费搭乘。小曼得知此事后，内心非常不安，对他说：“我不想让你坐飞机，赶快将保君健的名片给我。”志摩说：“你知道我们如今的经济状况，你不让坐免费飞机，坐火车是要花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有那么多钱坐火车？”遇到实质性问题，小曼也是没办法，只好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上，志摩是没法少回来的，家中一摊子事要他收拾。仅1931年上半年，志摩就在上海、北京来回奔波了八次，可他们之间的结不仅没能好好解决，反而隔阂日渐加深。小曼给徐志摩一封信中说：“近日甚少接家书，想必是侍候他人格外忙了，故盼行动少自尊重，勿叫人取笑为是。”

1931年3月19日，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言辞严厉的信，信中斥责陆小曼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上海，是因舍不得鸦片和与她一同抽鸦片的人。他说：“我想只要你肯来，娘为你我同居幸福，决无不愿同来之理。你的困难，由我看来，决不在尊长方面，而完全是积习方面。积重难返，恋土情重是真的……就算你和一个地方要好，我想也不至于好得连一天都分离不开。况且北京实在是好地方。你实在过于执一不化，就算你这一次迁就，到北方来游玩一趟：不合意时尽可回去。难道这点面子都没有了吗？现在我需要我缺少的只是你的帮助与根据真爱的合作。”这封信不仅体现出了志摩的严肃，更感觉到他们夫妻之间的疏远。

接下来的另一封信，志摩谈及来北京的事。这次他开始哄小曼：“饭后去中和，是我点的戏，尚和玉的《铁龙山》，凤卿文的《昭光》，梅的头二本《虹霓关》。我们都在后台看得很高兴。头本戏不好，还不如孟丽君。慧生、艳琴、姜妙香，更其不堪。二本还不错，这是我到此后初次看戏。明晚小楼又有戏，但我不能去。小曼，北京实在是比上海有意思得多，你何妨来玩玩。我到此不满一月，渐觉五官通美，内心舒泰；上海只是消浊筋骨，一无好处……小曼，我觉得离家已有十年，十分想念你。小蝶他们来时你同来不好吗？你不在，我总有些形单影只，怪不自然的。”他知道小曼喜欢看戏，喜欢热闹，想借此诱哄小曼来一次，可小曼仍然不理。摆足了架子。

多次请求未果，徐志摩在1931年5月12日的信中开始责怪小曼的懈怠：“我想到你那乱，我就没有勇气写好信给你。前三年我去欧美印度时，那九十多封信都到哪里去了？那是我周游的唯一成绩，如今亦散失无存，你总得改良改良脾气才好。我的太太，否则将来竟许连老爷都会被你放丢了的。你难道我走了一点儿也不想我？现在弄到我和你在一起倒是例外，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想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牛这两星期不但要上课还要补课，夜晚又不得睡，心里也不舒泰。”此时的小曼正和翁瑞午等人游杭州，连一封信都顾不上给他回，小曼终日呼朋唤友、吃喝玩乐，与志摩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

志摩埋怨小曼不给自己整理衣物：“我家真算糊涂，我的衣服一共能有几件？此来两件单哔叽都不在箱内！天又热，我只有一件白大褂，此地做又无钱，还有那件羽纱，你说染了再做的，做了没有？……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随后又提及她来北京的事：“要演戏得来北京演，要根本调养也得来北京。”见陆小曼不回信，他便责怪道：“连一个恶心字也不给我寄。”这一激，还真激出一封信，她写道：“顷接信，袍子是娘亲手放于箱中，在最上面，想是又被人偷去了。家中是都已寻到一件也没有。你也须察看一下问一问才是，不要只说家中人乱，须知你比谁都乱呢。现在家中也没有什么衣服了，你东放两件西放两件，你还是自己记记清，不要到时来怪旁人。我是自幼不会理家的，家里也一向没有干净过，可是倒也不见得怎样住不惯，像我这样的太太要能同胡太太那样能料理老爷是恐怕有些难吧，天下实在很难有完美的事呢。玉器少带两件也好，你看着办吧。既无钱回家何必拼命呢，飞机还是不坐为好。北京人多朋友多玩处多，当然爱住，上海房子小又乱地方又下流，人又不可取，还有何可留恋呢！来去请便吧，浊地本留不得雅士，夫复何言！”

志摩被小曼呛得不轻，他只觉心灰意冷。1931年6月25日的信终和小曼她摊牌：“不过你一定要坚持的话，我当然也只能顺从你（指不来北京的事）；但我既然决在北大做教授，上海现时的排场我实在担负不起。夏间一定得想法布置。你也得原谅我。我一人在此，亦未尝不无聊，只是无从诉说。人家都是团圆了。叔华已得通伯，徽因亦有了思成，别的人更不必说常年常日不分离的。就是你我，一南一北。你说是我甘愿离南，我只说是你不肯随我北来。结果大家都不得痛快。但要彼此迁就的话，我已在上海迁就了这多年，再下去实在太危险，所以不得不猛省。我是无法勉强你的；我要你来，你不肯来，我有什么法想？明知勉强的事是不彻底的；所以看情形，恐怕只能各行其是。”志摩决定不再迁就、勉强小曼，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