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所实行的诸多统治政策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用途和功效的管理者。为了维护皇权，他也曾试图利用宗教来强调自己手中的王权是神授且不可侵犯的，但最终却发现此举效果并不理想。这使他意识到，在起义初期所采用的谶纬方法可能与治理天下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是他便把目光转移到了儒家的治国之术上。

大明王朝的天下是诸多武将用性命换来的，大概看到当朝皇上开始重用文臣时，一些武将心中很有些不服气。这些武将个个都是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的暴脾气，但在面对文臣当道且陛下生性多疑的现实状况时，他们只好采取迂回的路线来改变朱元璋过分相信儒士文人的态度。

有一次，朱元璋在朝堂之上当着众多武将大肆表达自己对文人治国的态度，他声称“马上可以得天下，但却不能马上治天下”。话音还未落，有一名武将出来回禀说：“陛下圣明，论及治理天下，我等莽夫确实有所缺失。但臣以为，即便是文人也不能过于相信。臣虽不才，但也见了很多常常喜欢讥讽、挖苦、诽谤他人的文人嘴脸。又如张九四一生崇信文人，甚至将高官厚禄、府邸大院统统赏赐给读书人，但在他当上东吴王之后，这些不学无术的读书人却给他进献了‘张士诚’这个名字。现在想来，真是令人笑掉大牙。”

朱元璋不解“张士诚”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妥之处，于是好奇地追问。没想到，这位久经沙场的武将却在朝堂之上作起了学问，他回答说：“臣平时也读一些圣贤书，《孟子》里有一句话是‘士，诚小人也’。圣上明鉴，这批自称读书人的臣子难道不曾读过《孟子》里的章句吗？他们给东吴王献名‘士诚’，实则不过是与他们的主子玩弄心机罢了。”这位将士明白，话说至此便已经说到了朱元璋的心坎上。果不其然，朱元璋虽然没有在朝堂之上表明任何态度，但下朝之后他却亲自去《孟子》一书中翻到了这句话，再细细思索起朝堂上文臣的奏章中的一些章句，仿佛每一句都可以映射到他自己，这便让朱元璋对文臣的进言起了几分疑心。此后不久，恰恰又发生了魏观事件，朱元璋便更加怀疑手下文臣的“狼子野心”了。

魏观是湖广蒲圻人，元末时期曾在蒲山避乱。朱元璋在攻打武昌这一时期，曾请魏观入朝为太子讲授经典。之后，魏观奉命出任苏州知府一职。魏观上任之后，着重于正风俗、施教化、知府事，在短时间内就使苏州城内的风俗大有改观。当时，苏州民间流传着一首称赞魏观的民谣，唱曰：“走了陈烙铁，来了清廉官，百姓有福了。”由此可见魏观不仅为官清廉，而且确实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为了改善苏州府衙的环境，魏观把处理政务的地点移到了张士诚当年建造宫殿的地方，不想这一无心举动却被人奏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虽然对魏观敬奉有加，却也派人前去探查具体情况。使臣回禀说：“魏观不但重新修整了张士诚当年的旧屋，而且还盖了新房，新房的屋梁上写着‘龙盘虎踞’四个大字。”这一汇报结果让朱元璋心神开始不安。他追问使臣：“这‘龙盘虎踞’四个字究竟有何深意？”使臣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其实，并非朱元璋不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而是他不太愿意相信魏观会有冒犯主上的野心。此时，魏观有无此心思已经不重要，更为关键的是，朱元璋本人开始产生了疑心。最终，魏观还是被杀了。朱元璋对文人臣子的崇信开始瓦解。

朱元璋并不是认为一介文人可以动摇了他的天下，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权威受到任何威胁和挑战。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一威胁甚至已经辐射到了科举考试之中。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本是由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三场考试之后阅卷发榜，有心人却发现，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都是南方人，北方的举子竟然无一人中榜，这便给人落下了口实。很快，便有人向朱元璋举报称湖南茶陵人刘三吾有意偏袒南方学子，试图在朝中结党营私。朱元璋得到如此奏报，自然十分恼火，他对指挥佥事张信说：“朕设科举考试，是为了公平选取天下人才，然而从未听说北方人不出人才的事情。如果主考官刻意偏袒南方人，我倒要看一下这些人的试卷到底如何。”张信是个很会办事的人，他私下同其他几位考官对所有考卷重新检阅后，才选择了部分北方学子的试卷呈交给朱元璋御览。

朱元璋耐心看了几份试卷后，发觉所作文章确实欠些火候，于是他便下诏维持发榜内容，认定刘三吾并无徇私之罪。然而，落榜的北方学子并不罢休，他们甚至把张信也状告到了御前，认为他有意把文采并不太好的部分试卷呈送给朱元璋，这也是欺君之罪。朱元璋一听此言，心中早已有了些猜忌。他又命人把所有北方学子的试卷都呈上来，要亲自看一看是不是连张信也会从中作梗。

与此同时，北方学子再次上告御状，称刘三吾等考官在开考之前就曾向部分江南学子泄露考题。听到此事，朱元璋也不再去计较北方学子考卷的质量如何，只命人对泄露考题一事严加查办。三日后，一切结果查明，违规之事确实存在，朱元璋便对这次科举的几名主考官均赐予了刑罚。

在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朱元璋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不可轻信任何人。相比较人心而言，更让他放心的则是严明的律法。刀起头落后，便再没有人敢对朱家江山说三道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