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曾给后世留下了诛杀开国功臣的说辞，但朱元璋在执掌朝政期间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君王。正相反，在明朝初期，朱元璋一直励精图治，并且非常重视和鼓励人们的诤谏之言。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做，这与他复用前朝旧臣和大开取士之门的原因有着相同之处。面对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天下，朱元璋希望这个王朝帝国变得越来越好。这一份责任，仅凭他自己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完不成的。他需要并且也必须去听取更多的意见，从而才可以避免自己走上专断独权的道路。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一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奉天殿视朝完毕后，对身边的翰林侍制吴沉说道：“一位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须要重视两件事情：进贤和纳谏。这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兴衰的事情。”其实，朱元璋求纳诤言的心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时候，朱元璋与诸多参将谈心时就透露过自己对如魏徵这般良臣的渴望。他说道：“不知道魏徵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还会再一次出现在人间。”谋士俞中回答说：“如果还有如太宗一样的帝王出现，那么魏徵就一定会再现人间。”这个回答，很得朱元璋的心。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他便立下了要做如唐太宗一般名留青史的帝王了吧！
1366年，朱元璋又一次对左右群臣强调，如果臣子们有所建言，一定要当面向他详细陈述。在登基之后，他又屡次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臣子们能够提出建言或诤言的渴望，并且希望大臣们能够到民间去体察民情民意并反映给自己。尽管如此真切，但朱元璋并没有听到多少有用的意见和建议。为此，他曾发出感慨，说：“朕一直以来都想听到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许诺不会责怪群臣的直言不讳，可是至今为止仍没有人愿意当着朕的面说出真话。”这时，他身边的侍臣回答说：“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政，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朱元璋知道，这样的回答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另一番赞美，却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他直接指责对方，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这番话，再一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诤谏的渴求。朱元璋指出，只有昏庸的君主才不愿意听到自己的缺点而拒绝了全天下的善良之言，只有那些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爵禄的人才会害怕被降罪而不敢有所建言。如果君臣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国家社稷必定会走向倾覆。
为了鼓励和推动臣民的诤谏，朱元璋意识到必须以明确条文的形式来规定此举无罪，才可以使进言者放下心中顾忌。为此，他出台了三项举措：
第一，规定不论臣民，都可以直接向皇王进言，任何人不得进行阻挡。朱元璋曾宣布：“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见，皆得尽言无讳。”《皇明祖训》中更有明文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这项规定明确指出，如果各级衙门及官员阻挡了进谏的人，便要以奸臣之罪来论处。朱元璋希求建言的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为了使进言者放心直言，还规定要对言事者进行保密。朱元璋曾为此专门颁布过一条命令，曰：“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人们想要向皇帝言说某事，写的文书要密封起来直接送到御前。为了防止有人中途阻止或破坏信件的传递，朱元璋还成立了专司“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机构，取名为通政司，职责便是负责专门递送臣民的密封奏章。
第三，为了鼓励人们多建言，还对言而有实、有利的人进行奖励。同时还规定，不必对言而不实的人进行处罚。其明文规定曰：“臣民凡有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而谀者，决不可容也。”也就是说，虽然对言而不实的人不进行处罚，但如果有心怀谗佞的奸诈小人恶意举报他人，就应按照律法规定严加处置。如此一来，既鼓励人们建言献策和举报监督，同时也打击了谗害忠良的行为。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鼓励下，不少臣民都纷纷响应帝王号召。不论是官还是民，其上言议事、针砭时弊、倡议革新等内容，朱元璋都择其可行者而一一付诸实施。洪武年间，因进谏有益而得到职位升迁的官员不在少数。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臣子冒着可能被砍头的风险而进谏，且丝毫不给朱元璋留一点颜面。
有一次，朱元璋大发脾气要杀人。监察御史欧阳韶却不畏圣上龙威，径直走上殿前，高呼“陛下不可”，执意大冒圣颜而阻止朱元璋肆意杀人。还有一次，朱元璋命宦官从城外带进一班女乐进宫享乐，正遇上了监察御史周观政监守奉天门。周观政言称此举有伤风化，坚决不让宦官进城。尽管宦官声称此是皇帝亲命，却也未得到入城的允许。无奈之下，宦官只得先自行进宫复命。良久，宦官出来对周观政说：“皇上已经决定不用这班女乐了，御史大人也请息怒吧。”换作他人，也就不再追究了，然而周观政是个耿直的人，他要面见圣上进言此事。然而，还没有等他走到宫内，朱元璋却主动迎了出来，并对周观政解释说：“现如今宫中早已经废止了丝竹音乐赏玩之事，这班女乐不过是我想请来与自己家人赏玩罢了。现在朕已经后悔有这样的决定了，周御史你这件事做得很对呀！”
通过这两件小事，也足以看出洪武年间人们诤谏的社会风气已经颇为浓厚。之所以有这个局面，与朱元璋本人对进言之事的真心渴求密切相关。但人非圣贤，朱元璋也曾因为被人冒犯进谏而动过怒，甚至降罪于他。但在事后他醒悟过来时，又将之重新任用，并且嘉奖他直言敢谏的精神。在这些人中，曾被举荐为山阴教谕的韩宜可是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当时，朱元璋在朝中非常仰仗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和中丞涂节三位大臣。但在韩宜可看来，这三个人都是奸佞小人，是不宜重用的。为此，他竟然当着此三人之面为朱元璋递上一份弹劾的奏章。结果，韩宜可却因此而获“排陷大臣”的罪名。也即是说，朱元璋认为韩宜可是在恶意诽谤他人，因此要下大牢、判重刑。但这件事过去不久，朱元璋便意识到自己的处置可能有问题，于是便命人将韩宜可释放并让其任陕西按察司佥事。
此后，韩宜可并没有因为这次获刑的事件而改变性情。重新任职后，他听说有万余名受到处分的官员被贬谪在凤阳屯田，他又上书说，国家设置刑罚是为了禁断罪恶、以儆万民，但刑罚要按情节来区分轻重。如果不对具体的犯罪原因做出区分，甚至还有可能被人公报私仇，那么这样的处罚就是不得当的。在一万多名官员中，必定有不少人是受到了过度处罚，甚至是被冤枉的。这一次，朱元璋终于采纳了韩宜可的进言，并对凤阳屯田的官员重新进行了刑罚审核。
再后来，韩宜可进京面圣，碰巧遇到了朝廷把一批犯罪官员的家中女眷分赐给诸司官员。韩宜可不但拒绝了这样的赏赐，他还给朱元璋递上了一封奏章，曰：“犯罪之人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自古以来便有的体制。但因为一人犯罪而连坐全家人等，这就是对法律的滥用了。而且男女之别是人间大伦，如此处置那些犯有罪过的官员家中女眷，这不但不合道德，更加有伤风化，这哪里是当今圣上应该做的事情！”看完了奏章，朱元璋又一次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对诸多女眷另行安排。
以上，不过是朱元璋在广开言路之后与臣子们之间发生的几件小事，但却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是十分上心的。若当朝天子乐于听闻诤言，那么臣子们也敢于直话直说。君臣之间，应该共同为家国奉事，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有了这样共同的理想，又有哪个王朝不能长治久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