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骑自行车到远郊去散心，当我骑累了，在公路边歇息时，无意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小碑。严格来说，那还算不上是一块碑，它只不过是一块不甚规则的长方形石片，碑面体积同一本三十二开的书相仿，上头用焦油歪歪扭扭地写着：“筑路工王进福牺牲在此。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蹲到它的面前，拨开杂草，望了它好久，反复地读着上头的字。我估计这是与王进福相好的工人立的。这碑下不会有王进福的遗体。它只不过指明着王进福终止他一生的地点和时间。我试了试那小碑的稳固性，发现它只不过是插在并不瓷实的土中，使劲一拔，肯定就能把它拔出来。然而它竟并没有被人拔去，甚至除了我也还没有别的路人发现过它。我让拨开的杂草恢复自然状态，于是杂草便又几乎掩没了它。要不是我恰好在那个地方歇脚，并且我起初坐下的地方恰好能望见它的一角，再加上偏我眼尖，它也是不会让我发现的。

骑车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一直在想：这条平原上的公路，修造的过程中该是不会有多少危险的，何以也有筑路工牺牲？那给他立碑的人，仅只是为了寄托对他的哀思，还是有意留下这么一个标志，使我这样的偶然发现者，在惊动中有所领悟呢？

回来以后，我把这事说给亲友们听，有的不相信，认为是我编造的雅趣，有的虽然相信，即以为无甚意义，更有一位判断为是筑路工人互开玩笑的产物，我却始终为这一发现动情，后来还曾约了两位朋友根据记忆去沿路寻找，谁知怎么也找不到了，为此至今我心里还怅然不止。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寓意深邃的哲理语言。其实人生在世，大凡都走着已经开出的路。世上三百六十行中，有一行是专为别的人开路的。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大概公路是最多，也最与人们相关的了。我家阳台下面，便是公路，但我站在阳台上时，所注目的，所欣赏，所慨叹的，往往只是对面的塔楼、远处的树叶、穿梭的车辆、人行道上的垂柳和花坛，公路本身，往往被忽略。路，实在是太平凡，太单调了。在发现王进福小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起路来。以往每当路过正在铺沥青修路的场所，我总本能地掩着鼻子，快步或快蹬而过，心里还不免埋怨他们污染空气。后来我就能驻足或停车注视上一阵了。修路的工人即使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也穿着厚厚的石棉服，头上戴着脑后有遮罩的石棉帽，在那里铺敷沥青，也有的离化油锅远些，则赤膊上阵，块块肌肉都臌胀着，将所积蓄的力，无保留地倾注到路上。我便想到了王进福。最平常的一段公路上，其实也凝聚着王进福式人物的精血。而其实一条路的筑成，还需有人踏勘，有人设计，有人组织施工，有人在造成后管理和保养。路的生命，是由无数人的生命组合而成的。

也曾发过奇想，到有关筑路的部门，去查阅花名册，找到王进福所曾在的班组，找到他的亲属，并征集到有关他的相片。但确实太麻烦了，并且即使找到，相信在相片方面也不会有多么大的收获。奇想往往只是过眼烟云，联想就不然了。联想是奇妙的曲线，执拗地联想下去，常可有意外的切实的收获。由王进福的碑，我一路联想下去，便想到了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公路事业的老工程师。而想到他，中间的链节之一，是一位编辑。

前两天还收到一家杂志的约稿信，请我为《我和编辑》栏写篇文章。那是很有得可写的。我之走上写作道路，端赖编辑帮助，并且我自己也当过编辑。

记得是一个傍晚，下着小雨，有人敲我家的门，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青年，两只眼睛很大，衣着很朴素，他打着一把桐油雨伞，雨丝在伞顶上敲出淅沥的声音，屋内的灯光，照出那伞的暗红色，伞发出一种不大好闻的桐油味道，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双方都很惊异。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二十八年前了。

来人称是广播电台的编辑，使我受宠若惊。

我那一年十七岁，还在上中学。来人大约原以为我会大一些，至少已是个在职干部。他是看了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两首小诗，而专程来约我为他们的节目编广播剧的。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同一位编辑接触。

在他的帮助下，我编了几个小小的广播剧，都被采用播出了。当时临近中学毕业，我投考北大中文系的呼声很高。我已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点文章，又有广播剧在电台播出，人们都以为我进入北大不成问题。但我最后竟未能考取北大，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我。我虽说去报了到，心里很别扭。我躲着亲友熟人，也不想再搞什么业余创作。

也是一个傍晚，夕阳金红，那位编辑到学校找我来了，他见到我就说：“我原来的志愿，就是上师范，当老师哩。”一句话提起了我的神来。我答应继续给他们搞广播剧。

就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也不一定是来约稿，我也不一定是为了编广播剧，时不时地来往一下，再后来我们之间简直没有什么稿件关系可言，我们的交往或许算得上是朋友吧。但我深知要以严格意义的朋友而言，我其实还算不上他的朋友，充其量不过是个熟人而已。他的真正的朋友，都不是我这种入了名利场的俗物。

他的真朋友之一，便是一位比他差不多大三十岁的公路专家。他们的友谊，始于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春天，召开过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当时先进生产者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不仅包括工农兵，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我找到了一份当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名单里这样一些名字最令人无比感慨：吴晗、林枫、张之霖、舒舍予。在开过那次盛会的十多年后，他们惨死于“文革”之中。“十年风水流年转”，难道真有那么个规律？而名单中也有命运相对稳定的人，比如我要写的这位齐树椿。他一九〇九年出生于河北蠡县，一九二七年毕业于天津国立北洋工学院土木系，从此他就开始了筑路生涯，即使在“文革”中，他也只靠边了不算长的时间。一九七二年，齐总（这是自一九六四年他就任交通部第一公路设计院总工程师后，人们对他的赞称）才退到二线，任设计院顾问和院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八六年他已七十七岁，这年夏天他退休并将院史工作移交完毕。从此他开始利用自己和别人修好的路各处旅游。

找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第九期的《新观察》杂志。封面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正在冰川峡谷进行公路勘测的工程师形象（图131）。作画者是已故的名画家董希文。画上所画的人物，正是齐树椿。董希文后来的遭际很不妙。他那幅《开国大典》的油画最早是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实际情况画的，但后来不得不一会儿涂掉这一位，改成那一位，一会儿又涂掉那一位，改成再一位，最后又恢复上不该涂掉的。世上画家，被折腾得厉害的恐怕以他为最。据齐树椿回忆，为及时配合《新观察》的头条通讯《雪山冰川上的探路人——记全国交通先进生产者齐树椿工程师》，董希文特意访问了他，并当场为他画像，本来搞幅钢笔或水粉画也就行了，但董希文还是画成了一幅油画，并及时提供给了《新观察》杂志。《新观察》上的通讯写得很长，文笔相当活泼，却只谦逊地署着“本刊记者”字样。当时的时代气氛，确实是对与会的先进人物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电台的那位编辑，便是在那时候结识齐树椿工程师的。齐树椿当时已经四十七岁，而那位编辑还不到二十岁。其实后者当时还并不是编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他去听了齐树椿的一次报告。据他现在回忆，齐总并没有什么口才，讲得很平实，会场气氛也并不热烈活跃，但不知怎么的，在几个他所听过的报告中，偏齐总的报告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怎么个深？报告的内容早已忘光，留下的齐总的神态，至今仿佛还可触摸——那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一个渴望着与别人沟通的人。

后来团市委又组织了个小型座谈会，崇敬齐树椿的年轻人又去了。散会后，他走过去同齐总交谈，谈的什么也早已忘光，但齐总那种绝非敷衍应付的认真的神情，又一次给他心灵以冲击。于是他就去齐总家里进行了拜访。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粗粗一看绝无特色。不过，眼细心细的年轻人很快便发现了屋角的一套东西：胶鞋、卷尺、长过一尺的大型手电筒、草帽、行军壶……齐总的爱人告诉他：“就不让收起来，说是随时准备着上路。”

他进屋时，发现齐总正一个人坐在床边，玩一种独自消遣的扑克牌游戏——经过多年交往以后，他知道那是齐总唯一的娱乐方式。

他们随便交谈起来。年轻人问齐总：“您说我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好呢？”齐总直率地说：“你也来修路吧。有关的专业不算少哩。”年轻人便告诉他，自己选择的是文科。“那你就报师范。”齐总热情地鼓励他说，“当老师，也是修路。给下一代修心里头的路。”

于是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填下了一溜师范专业的志愿。有的老师和同学对他很不理解，为之叹息，因为他们觉得他功课非常之好，实力雄厚，报考师范未免屈才。

但年轻人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电影评论文章，在一次评奖活动中获了奖，引起了电影学院的注意。他们来找他，发现他艺术感觉很好，于是动员他去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去应考，竟考取了。记得上表演课头一回做小品，同学吴贻弓拉他搭档，吴扮演一位记者，请他扮演一位被采访的先进生产者，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角色，因为他心中有个现成的齐总。

他去报告齐总自己竟上了电影学院时，齐总淡淡地说：“啊。那也好嘛。”他想，齐总看来同电影这一行非常隔膜。也许齐总从此会对自己冷淡下去的吧？

不久，他家中发生了重大变故。产生了经济危机。他后悔当时没有婉拒电影学院，而去上师范大学（他一定能考取的），师大吃饭不要钱，比较容易渡过难关。可是上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不仅应当自己购买许多参考书，甚至最好应当有自己的乐器、照相机、收音机和留声机……

他去齐总家，齐总一眼看出他心态异常。简单地一问，他简单地一答之后，齐总不紧不慢地说：“不要紧。我来供你上大学。”并立即让爱人从柜子里取出来五十块钱，交到他手中。当时的五十块钱，在人们眼中是很大的一笔财富。他捏着那五十块钱，泪水涌上了眼眶。

但他又遇到了更大的变故。他病倒了，只能休学。康复以后，电影学院两年未招新的导演专业学生，无班可随。于是他由电影学院推荐到了广播电台，当了电台的编辑。一当就差不多快三十年了。在这三十来年里，周围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与齐总的忘年之谊，却始终不渝。

我们的报刊宣传报道过无数的先进人物。有的人物本身后来起了变化；有的时过境迁，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有的仅仅是因为这世界的信息量太大，而被渐次淹没。我翻阅着一大叠当年关于齐树椿先进事迹的通讯报道。仅仅是这样一些段落，已使我感佩不已：

（为了勘测康藏公路）他常独自一人奔跑在滂沱大雨里，晚上找不到住处，就躲在石洞下面，生起一堆篝火，用来惊吓野兽，一面烤烤湿透冻硬了的衣服。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因为粮食接济不上，仅有的一点粮食也霉了，他就和同志们一道吃霉米，霉米吃完，就摘野果挖雪猪来充饥。有一次，他从昌都返回马尼干戈的途中，途遇大雨，十一天十一夜，衣服一直没有干过……

以齐树椿为首的探冰队伍到了鸪（地名）。这里距离冰川仅两三公里。他们顺着冰川活动的方向，爬上一座山。从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六公里长、三公里宽的冰川，像一面大水银镜子斜躺在前面的山谷里……第二天……向着冰川冲刷的深沟前进，走进沟里的一共三人，有齐树椿、技术员李国珍、警卫员王保山。……沟，很深很陡，中间是急流，两旁是七八十公尺高的峭壁，根本没有路，齐树椿只好像只壁虎似地紧贴在陡壁上，用手扒着石缝，一点点地往下挪……有些地方连放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腾出一只手用刀子挖一个脚窝……他们终于下到沟底。到了沟底就得蹚水了，先有膝盖深、后来齐腰深，最后只有脑袋露出水面……勘测完了，归路上，大伙拿着“平板仪”看了一下冰川裂纹，裂纹有二百五十公尺厚，和八十层楼一样高！

……

但到了今天，齐树椿的这些英雄业绩，已没有报刊再予提起，当年那些被有关通讯报道感动过的人，仍能记住他的名字和他这些行为的，恐怕也不多，甚至寥寥了。而那位当年年轻而如今已经不年轻的编辑，却仍旧记得，并常常在自己想象的银幕上，放映出这一切来。电台的编辑转来了齐总的一些照片（图132、133、134、135）。我很失望，一张工作照也没有。我所渴望的不寻常的东西，这些照片里一点也寻找不出来。但我还是以齐总为主体来写这篇《私人照相簿》。因为我想到了王进福的小碑。想到了那为王进福立碑的他的同伴。我想到了路，无数平原上的路和高原上的路，想到了齐总参与修筑的大西北的那些盘山公路，那些雪线上的路、跨越冰川的路。我更想到了穿越三十年的友谊。世上确有用汗水凝结出的业绩，确有厚实纯正的灵魂，以及洁净美好的人际关系。

齐总所在的交通部第一公路设计院在“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迁往了西安。齐总带头去了西安，从此长期定居在那里。他毕生的筑路事业是和祖国大西北的公路开拓联系在一起的。他自然常常出差来北京，绝大多数是来开有关的会议。电台编辑每次都去招待所看他。一九七九年，那时齐总已经退到二线，但因当时上面考虑修筑京津唐之间的高速公路，所以又把他这匹老马唤来了。那回他在北京，电台编辑把我拉去同他见了一次。我以为我会见到一位被我们的许多电影和话剧规格化了的那样一种气度轩昂、文质彬彬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结果我见了一惊，站在我面前的齐总太像一位烧锅炉的老工人，他不戴眼镜，一身朴素的褪色的中山装，一双半旧的布鞋，头发全白了，剪得短短的，根根都竖立着，脸膛红红的，皱纹不多，但每条都很深。我不记得那回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印象之中，大多是我和电台编辑在说话，他是寡言的，唯有真诚的微笑，始终挂在他的脸上。

后来，我问过编辑朋友：“你和齐总两个人见面时，都聊些什么呢？”

他淡淡地说：“也并不一定聊什么。有时候就那么面对面坐着，坐到他或我有事必须离开。”

这真古怪。最真挚的友谊，往往就是这么超越常态。

直到最近，因为我通过编辑朋友问他借用照片（图136、137），并希望他把那回勘测冰川的事迹再丰富一些细节，齐总他才写了一封长信来，他的一些经历，编辑朋友也才第一回知道。他在信上说：“自一九三四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至一九八六年退休止，共工作了五十二年，都是从事公路建设，并未中断，且在高原、边疆工作了较长时间。……我毕业时的照片，原是为同学录而照的，在我们同年毕业的同学中，只有两人穿便服，一个是欧阳宝铭，穿的是绸长衫。一个是我，穿的蓝布长衫。解放前我常穿黑斜布制服，解放后则常穿蓝咔叽中山装。直到现在，有的人说：解放前的工程师大多是笔挺的西装，光亮的皮鞋，像你这样的穿着的确不多。一院的老书记甚至开玩笑说我穿得像叫花子。有的说是朴素。其实，好服装我也有，就是不想穿，不爱穿。吃的也是这样，但食量已多年未变，好吃的，绝不过量，不好吃的也一定吃够。这可能和我多年的野外作业生活有关。”对于一九五六年把他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大加宣扬的勘测冰川一事，他并未在信中补充什么细节，反倒对一九四六年三月至八月任青新公路踏勘队队长时的经历，有详尽的叙述：“青新公路自青海湖边起至新疆蜡羌，长约一千二百公里，中经柴达木盆地，柴达木盆地被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哈萨克人所占据，头人为胡斯曼和胡赛音（解放后被镇压），他们不但将蒙古族同胞惨杀赶走，还时常向外骚扰，安西的一个公路道班就被他们全部杀死，所以那里被视为畏途，无人去，情况也鲜为人知……但我后来还是领着踏勘队朝那里去了。那里蚊子成群，我们每人发了一只牦牛尾，以便打蚊子。进入盆地不过二三天，蚊子就很多了，只得将衬衣缝好套在头上，留口、眼三个洞，用牛尾不停地打，蚊子还是不住地向口、眼中碰，每到一站，骆驼、马身上爬满蚊子，白马变赤马，实非夸张！支锅做饭时，锅边上都爬满了蚊子，幸而都是无毒的，且早晚气温低时，蚊子不活动。有的地方，还有一种苍蝇，从眼前飞过时，即向眼内产子，不久即成蛆，弄不好眼就瞎了，我曾有两回遭此害，幸用药棉将眼中的蛆擦出……但更大的威胁是占据那一片地方的胡赛音……来了个胡的人，说王爷（指胡赛音）要我去他的住处，我说，我不去，有事可以在我们住地和他的住处当中的地方谈，后来他们答应了，但我们这方面谁也不愿意去跟他们谈判，我只好自己去了，走到谈判地点，就看见胡的人在沙丘上架好了机枪。胡带着十几个人，气势汹汹逼近了，我这边只带着两个人，他们当中的一个大汉突然袭击了我这边的一个办事员，把他从马上揪了下来，我便跳下马，高声喊：‘你们要干什么？要想打吗？’这时胡赛音就近前声色俱厉地问我：‘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修路的，这里有野兽，有土匪，所以我们带着枪，为的是警卫。’他态度稍有缓和，我也便缓和，他见我缓和，就又强硬起来，他强硬我也强硬，这样反复几次，约一个钟头，最后他表示愿意让开我们所需经过的路……”

读完这信，我颇为困惑，因为齐总在信上所详细讲述的，竟是解放前国民党治下的勘测经历。我问编辑朋友：“齐总为什么偏挑这一段来回忆，而且一回忆又这么详尽呢？”他安详地说：“他渴望着沟通。他一生就是为了沟通而耗尽心力。大地上的路，是把这个地方同另一个地方沟通。有时候沟通很不容易，要冒很大的危险，但一旦沟通了，那快乐是难以形容的。人际关系中，有各种各样的沟通，但齐总所追求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纯洁的沟通，也就是你们作家常说的理解。‘文革’当中，相对而言，他受的苦头不算太厉害，但那时大概就有人追究他，为什么在国民党治下也要卖力地去勘测，去修路？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后来也不断地提到他面前来：为什么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下，还那么卖力地修路？为什么在‘四人帮’猖獗时期，也还修路？为什么在‘洋跃进’的错误方针下，也参与修路？在这类问题面前，齐总内心一定是很痛苦的。他不是一个脱离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一九五五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的埋头修路，实在是不该谴责，不应质问的。解放前，他只是怀着为沟通中国穷乡僻壤的朴素想法，解放后，他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广大的人民群众。他那渴求并实践沟通的一生，实在值得我们尊重与敬佩。”齐总送来的照片（图138、139、140），竟大多是供工作证之类所用的“一寸免冠正面照”，我不禁问电台编辑：“难道他那些野外作业的照片，‘文革’中全被销毁了吗？”他告诉我：“以前我也没见过齐总有什么野外工作照。记得也问过齐总，为什么不拍点那样的照片？齐总说了我才知道，早年搞公路勘测的用具非常简陋，用不起照相机；后来有了照相机，也都用来拍地貌资料，想不起给自己拍什么纪念照；再说，深入到荒野冰川一类地方以后，会遭遇上种种意料不到的灾难，有时整个行囊都会丧失，连一盘卷尺都剩不下，可那也得凭经验获取一些必要的资料和数据。齐总走路，无论何时总保持那么一种速度，步幅总那么大，开头跟他一起散步或逛公园，我总觉得他未免古板，为什么不可以高兴时快些，步子大些，沉思时慢些，步子小些呢？后为才搞明白，他在以往的勘测中，常靠默记步数来估算距离，因为他长期注意控制步幅，使其均匀化标准化，所以得出的数据，常与后来用仪器量出的大致吻合。”我本来也想在这文章里穿插几张齐总与电台编辑的合影，但我得到了同样令我惊奇的回答：他们相交多年，竟没有想到在一起拍一张照！

齐总的相片既然不够精彩，我便又翻检起手头的相片来，看有没有可以配用的。我想不少人同我一样，都有一些“留之无趣、弃之可惜”的相片，大都是因为拍摄时光圈不对、焦距不准、取景不当、双手抖动等缘故而照坏的，也有的属于家里传下来而与自己并不怎么相干的，更有的简直就想不起来是怎么跑到自己手里来的。这样的一些相片，往往上不了“台盘”，即入不了私人照相簿，而被杂乱地搁置在纸匣或其他容器中。我就有一只大纸匣，专放这类“簿外相片”。因为齐总的事，使我浮想联翩，所以这纸匣中若干平时勾不起我任何想法的相片，却突然在我眼中具有了原未料到的意义。

首先是一张去年摄于香港的相片。记得那天路过那个地方时，我并未打算拍照。但手里捏着照相机，快门没有锁住，不知怎么无意中一碰，快门“咔嚓”一声响，便拍下了这么一个“空镜头”。以往我始终认为这是一张撕掉也不可惜的相片。现在仔细一看，忽然悟到它并非“空镜头”，不仅有好大的集装箱卡车，有小货车和小轿车，而且，还有最容易被忽略而实在不该被忽略的公路路面——那实在是凝聚着许多筑路人心血的一种值得我们动情的事物啊！

路把世界上所有的地方沟通了起来。相片呢？相片也在沟通。把过去和现在沟通，也将把现在和今后沟通。并且，相片还沟通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思维。但无论是修一条路来沟通两地，架一座桥来沟通两岸，还是建立一种有效的渠道来沟通两方面的心灵，都需以辛劳与坚韧为基本代价。

齐总和电台编辑之间那貌似寻常而又很不寻常的友谊，使我想到了许多许多。我在自己的“簿外相片”中发现了一张半个多世纪前父亲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已然发黄的相片（图141）。从相片两侧的题词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友谊该是深厚的。但自我懂事以后，父亲从未同我提起过相片上的这位朋友，母亲目前还健在，她也想不起父亲的这位朋友究系何人。友谊比爱情更难持久。除了政治的、时代的、际遇的因素之外，我们该悟到人与人心灵的真正而持久的沟通洵非易事。以往我从未仔细观察过这张相片。现在凝视着这张相片，我的思绪像长疯了的灌木，枝叶纷披。相片上该是一对夫妻。据周锡保所著《中国古代服饰史》所附“辛亥革命后妇女的上衣下裙的变化”考据，相片中那位太太的旗袍和发型恰是一九二六年最流行的样式。相片上的夫妻双双戴着眼镜，镜框是浑圆的，有趣的是，据说今年海外镜框的流行款式又复归于正圆；而且相片上丈夫手中的那种草帽和妻子手中的那种方盒形手提包，也已在海外复苏；人类的穿戴看来无非就那么十八年八十年为周期地来回时髦着，人类的情感呢？爱情与友谊呢？难道也总是时髦一阵便罢？难道也总是转着圈儿时兴？

我又从“簿外相片”中发现了一张发黄的相片（图142），这回我能认出其中的一位，那后排站立着的左数第二人是胡兰畦。此人曾同我家有过来往。记得解放初，我已随父母来到北京，住在钱粮胡同的一所宿舍大院中，有一天有位阿姨来访，穿着一身列宁装，戴着一顶八角帽，当时只有母亲在家，她见了母亲，招呼之后，竟上去吻了母亲脸颊一下，使我觉得非常滑稽。后来长大了些，看了些外国电影，才知道那是洋人的习俗。后来她又来过几次。但一九五四年后即不见她再来。长大后，也曾问过父母，那位胡孃孃怎么不再来了？父母神色都相当严肃，记忆中，是他们告诉我，那位名叫胡兰畦的孃孃，出了事情。从此我也就把这个人忘记了。但最近几年，在杂志上读到了她署名的一些文章，知道她原来参加过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见过高尔基，并且在此之前还见过老马克思主义者蔡特金，还加入过德国共产党，坐过德国法西斯的女牢。前些时又发现有一册《胡兰畦回忆录》出版，买来通读了，进一步了解到她一生的经历既丰富曲折又坎坷多舛。她最大的悲剧在于革命队伍内一些同志对她的长期误解和不公正对待。现在望着这张偶然留存在我手中的，她在上头微笑着的，显然摄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欧洲的旧相片，我痛切地意识到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同志间的沟通也谈何容易。

我想读者当不至于埋怨我扯得太远。读者实在不妨随我作关于路的种种遐想。从齐总其人，从齐总同电台编辑的友谊，从大地上的路，我们应当很自然地联想到人生的路，事业的路，情感的路，人际关系的路，从而产生出一种最强烈的沟通的渴望（图143）。

尽管实在没有把握，但我很想趁着最近颇有自由支配的时间，体力也还可支，骑车去到远郊，寻找那块为筑路工王进福所立的小碑。

我一定要去。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写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