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初冬，在北京会到美国作家荷汀丝·卡莉榭尔和她的丈夫卡尔蒂司·哈纳克。卡莉榭尔女士因为入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会及全国文学艺术学院成员，声名在哈纳克之上，所以成为我方接待的主宾。其实哈纳克先生也是一位创作丰富的作家。见面时，二位都惠赠了他们的大作。哈纳克所赠的一本，倒更引出了我浓厚的兴趣。因为据他自己说明，这本小说集中的六篇小说，都是由一组私家所藏的旧照片触发出灵感的，小说集的封面设计，以及书名本身，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图117）。我便趁兴告诉他，我正在《收获》杂志上搞一种名为“私人照相簿”的文学试验，这就又引起了他的兴趣，可惜我们之间不能直接对话，而我们所谈及的具体方面翻译起来又很麻烦，所以未能深入交谈。这么匆匆地见过一面，坦率地说，我对他的创作和为人可谓不得其详，他对我想必更是印象朦胧，不过我们这样两个社会背景差别巨大的作家不约而同地对旧照片发生了兴趣，却总还是一桩值得回味的事。旧照片总能引出我丰富而翻卷的思绪，这使得我的一位朋友深觉诧异，他对我说：“作为摄影艺术以外的私家照片，其特点便是一览无余的确定性，你对它们何来那么多的感受呢？”诚然，摄影艺术以外的私家照片，往往刻板而单调，举凡群像，更有“排排坐，吃果果”的幼稚之弊，乍看上去，确实一览无余，难提兴味。但倘是一张年代稍远的旧照，于仔细端详之中，便不禁会发现上面总隐现着两个惊心动魄的角色：一个叫历史，一个叫命运。于是，在照相表面所呈现的单调中，也便弥散出了难以言喻的丰饶，这就难怪我的思绪要升腾翻卷了。

去年年底接到从德国邮来的一个大纸匣，那邮资是相当之贵的，拆开一看，原来是一本厚重的德文书，经请教懂德文的朋友，告知我是一册关于德国人骆博凯上世纪末在中国南京任清朝江南陆师学堂总教习始末的历史书，此书的成因，是骆博凯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间，在南京拍下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后来他带回了德国，成为他家“私人照相簿”中的藏品，到一九八二年，这些旧照片引出了他家后人及后人朋友的兴趣，遂由一位“好事者”将这些旧照片以及骆博凯留下的日记、札记、书信等材料，编成了这样一部书。这部书的立意、价值究竟如何，需得有谙熟德文和中国近代史的同志加以翻译、分析后方可确定，我只能是翻阅一通其中的旧照片，但不管编书者的意图如何，这些旧照片所给予我的刺激，是强烈而痛楚的。

这本书是德国波鸿大学汉学系主任马汉茂教授寄赠我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书到几天以后，他的信才到。他说他从《收获》杂志上看到了我搞的“私人照相簿”，觉得很有意思，他鼓励我继续搞下去，寄这本书给我，是供我参考，自然也是有使我觉得“吾道不孤”，增强自信的意思。其实我搞的这个“私人照相簿”，与得到的上述美国小说集和这本德国文献书都很不相同，我是并不拘泥于一个家族、一个地方、一个事件、一个历史阶段的。我固然有横的纬，也有竖的经，我最大的乐趣便是经纬交错地织出可以充分驰骋想象力的锦缎，换句话说，便是在历史与命运的交叉点上去领悟一些什么，而我所诚恳期望于读者的，也便是从这个角度去共同完成一种文学创造。

现在我们来看一张骆博凯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所拍的南京明孝陵神道上的石刻群的照片（图118）。那个时候中国的国势衰微到了什么程度，从照片可以一目了然。但细看便有不得其详的刺目之处——石刻巨象背上堆满了碎石，把这些碎石搁到象背上去，而且一直搁到不能再搁的程度，该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事，那么，是谁，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做成了这么一桩怪事呢？

恰好前年深秋我去了南京，并且在同一处地方拍了照片（图119），把两张照片作一对比后，我想除了思路格外古怪的人，总能感受到历史的推进、时代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吧？当然，我又忍不住回忆起，前年深秋南京的另一处名胜地，不知是谁，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偏把吃剩下的西瓜皮，耐心而技巧地套在一溜石栏的柱顶上，并随意抛置在很难捞取的一个水池中。在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进步而自豪的同时，我又深刻地意识到，我们这个民族还存在着多么艰巨的心灵建设的任务，这该能被读者们所理解吧？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张当年骆博凯与他的中国随从们的合影（图120）。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骆博凯真是名副其实地耀武扬威，雁翅般排列在他两旁的，是毕恭毕敬的中国人。最左边的一位或许是他的管家，年纪似乎已近七十，脸上的神色大可用“狐假虎威”四个字概括；左二是位中年人，弄不清他手里拿着个什么东西，似乎是一支雪茄烟，这大概是骆博凯特意导演过的姿势，以说明有专门的中国仆从伺候他的起居饮食乃至于斟酒递烟；左三是位年轻的壮汉，唯独他不完全撇着八字脚。很像是练过武功的拳师，或许便是骆博凯的保镖吧？左四面带惶恐之色的高个子不消说是骆博凯的收发员，他的姿势更暴露出生硬导演过的痕迹；骆博凯右边紧靠马头的一眼可以判断出是个马弁，他穿得比其余人都差，姿势也最不规范，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潜在的不安，或者竟是愤懑；另一骑在马上的穿的应是戎装，或许是骆博凯的一个副官；最右边的一位我想该是个看门的。不消说这该是骆博凯从中国带回德国去的最得意的留影之一。

中德两个民族在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有着许多不愉快的事，这是毋庸讳言的，但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和民主德国、联邦德国都有着较好的关系，两个民族之间的民间往来更是有增无减。一九八四年冬天，我也到联邦德国进行了一次短期访问，现在我选出一张在维尔茨堡大学图书馆前拍下的照片（图121），同当年骆博凯的旧照片作一对比。我并不是一个怀有狭隘民族情绪的人，因此我无意于进行机械的对比，比如，以九十五年后的某一天，一个中国人站在了德国土地上，拍照时居于中间，两边倒是德国人，以此而得到一种廉价的心理满足，不，我是从两张照片的对比中，去努力领悟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经曲折，虽有朦胧乃至混乱乃至一时倒退，却终究能显露出来的客观规律。我相信人类历史是由这种规律确定其走向的。

历史如此，个人命运呢？个人命运似乎要微妙得多。也就是说，为偶发性因素而逸出原来的轨道，甚至发生自己和别人都未曾逆料的转捩，都是并不少见的。历史是长寿的，因此它总可以纠正错误，并且证明出客观规律的威严，而个人的命运就大受局限，因此历史往往悲壮，而个人命运则往往悲怆。

记得在德国维尔茨堡，我曾同一位女士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是从科隆乘火车抵达维尔茨堡的，下了火车，一位金发碧眼的女郎迎上前来，用很不错的中国普通话问我：“您是刘先生吗？”我笑着回答说：“我想我应当是。因为这列火车上只有我一个是中国人。”我们握手以后，她自我介绍说：“我们维尔茨堡汉学系派我来接您。您将住在波尔先生家里。我的名字叫葛伊莎。”我知道她说的是特意为自己取的汉名，一般学汉学的都要给自己取一个汉名，一般又都用谐音的方式，比如马汉茂，便来源于赫尔穆特·马丁，于是我问她：“您用的是哪几个字呢？”她微笑着告诉我：“诸葛亮的葛，秋水伊人的伊，莎士比亚的莎。”难为她说出“秋水伊人”这四个字来，光凭能说出这四个字，她的汉学也并非入门水平了。

当天傍晚，她陪我在市区里散步，走过有着许多比真人还高大的雕像的主教桥，我们进入一家临河的咖啡馆。那家咖啡馆里只有两种色调，一种木质的深棕色，一种由藤蔓类大叶片植物构成的深绿色，光线都由遮蔽处泻出，柔和而暗淡，看不出的音箱中送出似有若无的浪漫曲旋律。我们选了一个高达一米五以上的小圆桌，在两旁高达一米的小圆凳上坐下，把脚搁在圆凳下部的箍圈上。葛伊莎叫了一杯不带奶不带糖的浓咖啡，我叫了一杯日本绿茶。饮料送来以后，葛伊莎莞尔一笑，问我说：“我抽支烟，你不介意吧？”我颇觉惊讶，并劝告她说：“我倒并不介意。不过，抽烟不是对你的身体没有好处吗？”她点燃一支细长的女用烟，似玩笑非玩笑地说：“我的命不好，所以要抽烟。”

我们的讨论就从那支香烟开始。

我问她：“你的命何以不好呢？你何以认定你的命不好呢？”

她玩弄着手中的一个金属扁盒，那是装烟的，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然后又合上，沉吟地对我说：“每支烟总是要被抽掉的。但每一回轮到哪一支？我取烟总是随便一摸，没有固定次序的。这就是烟的命运。”

隔了一会儿，她又说：“烟的使命，是让人抽。不过我这支烟，总没让人取出。”

对于葛伊莎，至今我不得其详。不过在同她短短几天的接触中，我大略地知道，她已经学了好几年的汉学了。德国的大学制度，我也不得其详。似乎有的学生可以一直在学校里待着，参加过几年级的考试，通过了，便算是几年级以上的学生，不去考，或没通过，也便那么继续上着。有的已经通过最后一年级的考试，算毕业了，却又可以再读别的专业。当然，有的是去考硕士、博士前、博士。

在西方，学汉学的大学毕业生找职业并不那么容易，随着中国和西方的交往特别是贸易交往增多，就业的机会自然增加了，但学汉学的人数也在“中国热”中激增，这样，谋求有关职业的竞争也便激烈了。

我对葛伊莎说：“我要是香烟，我就主动滚到最有利的位置上，让人家一摸就把我摸到。”

她笑了，她说：“就是这样。我们迎向命运，命运也迎向我们。”

我接过去说：“我们选择命运，命运也选择我们。”

自然，我同这位德国女郎有着不同的追求，也就是有着不同的选择，我们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但我们都在确认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个人命运中可能遭逢的偶然性及无可奈何的一面保持着高度的清醒。

还是再看照片吧。下面是一张最不忍目睹的照片（图122）。也是一八九八年骆博凯在南京所摄。拍的是当年六个蜷缩在墙角的乞丐。乞丐是真实的，但场景是否经过骆博凯导演，颇令人狐疑。六个乞丐都并不孱弱，有的身体似乎还颇强壮，令人心悸的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当中的两位分明在吸食鸦片，左边第二位似乎手中也握着烟枪。这鸦片和烟具是他们乞讨来的吗？我怀疑是骆博凯在**他们拍照时临时给予的。当然这也不能武断地判定。不是直到今天的中国大地上，也还有乞讨起家的万元户吗？

不管怎么说，这张照片使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的一个方面：骇人听闻的贫穷和落后。

再看一张与之对比的旧照片。这是一张一八六〇年由外国人拍摄的北京满清权贵的消闲图（图123）。这大约是该权贵宅邸花园中的一角。两层楼的建筑上置有“云中之阁”的匾额。楼只两层，而奢言“云中”，并且措词直露，远没有“秋爽斋”、“天香楼”一类名目雅气，可以推测出这或许是个暴发户之家。主人端坐在楼下前廊中，穿的是便服，但下面露出厚底子的官靴，想必是刚从衙门里回来。身旁站着个男仆，拘谨之态可掬。楼上有九个人，至少有三至四位是他的妻妾。其中抱着孩子的一位面有得色。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不难辨认出所抱的是一个男孩。这张照片所显示出的豪华与奢靡在那个时代实在还远非大家气象，但如与前面的一张相片对照，也就不难想到，那样的一个中国，实在是不能不爆发革命的。而在革命的进程中，激昂情绪的狂飙式发泄，也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下面的几张照片，除最后一张外，都采自我家的私人照相簿。这都属于最不得其详的一类照片。比如那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照片（图124），系何人所摄？何以夹放在我家照相簿中如许多年？照片左侧那位留下背影的女士何许人也？现在都找不到答案。但中国大地上在出现了前面所刊出的荒凉的明孝陵神道、趾高气扬的洋人与垂手伺立的华仆、贫困潦倒不堪的乞丐、骄**奢侈的权贵一类景象以后，是一定会出现另一类景象的，并且反映那景象的照片，也会出现在一些私家的照相簿中。另一张照片（图125）也同样搞不清是怎么跑到我家照相簿中来的，背景很荒凉，光秃秃的山谷中还有尚未消融的积雪，但照片的前景却显示着近代文明的标志——铁路。奇怪的是照片上清楚地显露出了铁轨，却无论如何看不出枕木来。介乎山谷与铁轨之间的一群人，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只有左边第三、四个仿佛是洋人。实在是不得其详——这是中国人聘请外国工程师设计指导敷设的铁路呢，还是外国人雇佣中国工程师和行政人员敷设的铁路呢？考虑到此照片大约摄于本世纪三十年代，而且从立于人群正中间的中国人——长袍礼帽，挺胸凸肚，仿佛是其中最有身份的人——的姿态神情去判断，应以前一种可能性最大。不管这张照片有着多么多的不得其详的因素，它毕竟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侧面。望着这张照片，联系前面的照片，我想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艰难历程，对于一些最朴素的真理，比如为什么中国出现了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在本世纪中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只有在这以后，中国的铁路建设才有了一个飞跃的发展，等等，似乎都有了更深入的领悟。

再下面的一张军人相片（图126），是我祖父的学生和朋友，在抗日战争初期，寄赠我父亲的。我只知道他实际早就是个共产党员，现在该近九十岁了。他一生的经历曲折坎坷。但也仅只是知道这么一点，还是不得其详。这张照片我从小就在家中的照相簿中看见过。使我感到兴味无穷的还不是相中人，而是那题在相片四围的口号，而那“五化”的口号中，“工作科学化，成绩艺术化”两句尤其令我吃惊。工作如何才能科学化呢？而成绩竟然要艺术化，这真亏他想得出来，也真有趣。这“五化”的口号据说并不是当年哪个方面统一提出的口号，而是他本着一腔男儿热血，自己题下，用以自勉，也用以励人的。因此，这张照片，似乎便具有了一种文物价值，从中至少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一种风采，一种趣味。相信再过几十年，那时的人们再看到这张照片，将会有更新鲜的感受吧。

再下面的一张照片（图127），展现着另一种人生图景，另一种情调和趣味。照片上那位打着遮阳伞的女士系何许人也？她的照片何以会出现在我家照相簿中？我仍健在的母亲，也想不起来了。人在一生中，常常难免和这样那样的人发生短暂的交叉关系，而在这种交往中，常常会互换照片，这些照片也便不经意地留存在各自的私人照相簿中。我现在把这张照片穿插在这里，绝无用它或照片上的女士，来同前面“前线归来”的军人照片作生硬对比的意思，我深深地懂得，历史是多么曲折，人生是多么微妙，焉知这张照片上的女士当时不是个革命者呢？即便不是，又焉知她后来是不是走上了革命道路呢？也有那么一种可能，她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她既不处于革命阵营也不处于反革命阵营，而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她已改造成为了一位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公民，又或许她后来去了台湾、香港、海外的什么地方，成了一个很难评价的人物……不得其详，不得其详！而在这不得其详之中，我们又可以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和哲理……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星飞沫，难以预料的命运烟云中的悠闲一瞬，“私人照相簿”中那些不得其详的不经意留存下来的“多余”照片，原来也可以挖掘出如许丰富的价值！

再一张照片是借用的，摄于一九四八年，在刚刚得到解放的土地上，来自延安的文艺战士正在为部队和群众演出歌剧《刘胡兰》（图128）。布景是简陋的，剧照是拙朴的，但所展现的一瞬，却相当生动，八路军伤员与刘胡兰之间的感情交流，完全不像是做戏，而显得那么自然和真挚。这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当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之后，回过头来看这张剧照，并且同前面的一系列照片合起来加以体味，我以为也能悟出一点什么。至少在我，是更深切地意识到，处在时代中的我，是不可能脱离开这个时代的，要在历史进展和个人命运的交叉点上，去寻找一种既能充分发挥自己聪敏才智，又能使比较多的读者和观众共鸣的那样一种创美路数。

写到这里，恰好接到香港林真先生寄来的精印学术资料《香港文学研究的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里面首先刊印着林真先生在第三届全国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林先生在发言中说：“一般人都生活在两种心理时间领域之中的。你可以自行选择要生活在无可挽回的过去之中，或是生活在满怀希望与憧憬的美好未来之中。你所做的抉择，将会进一步影响到你的人格、你的生活，以及你的每一种情况。”“从心理学的观点看来，根本没有‘纯粹的现在’可说的；因为时间本身是一项不停推移的尺度；不是过去，就一定是未来，没有什么现在的。”我体会他的意思，也是主张在创美活动中，将过去和未来串为一体，而这种选择过程，也即是在历史与命运的交叉点上去爆出耀眼的火花。在他编印的这本资料中，还影印着他本人收藏的部分香港文学家、艺术家的旧照片，期刊和书籍的彩色书影。现将其中的一张照片翻印在这里（图129）。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首推黄永玉，还有就是严庆澎。严庆澍这个名字我们乍看见也许会感到陌生，但一说他用过的笔名有唐人、阮朗，便不免会“啊”的一声，前几年，我们有多家出版社，以很高的印数，出版过他许多的长、中、短篇小说，其中自然又以《金陵春梦》最为流行，据说他已于几年前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我将这张照片穿插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香港的文学艺术发展史，我实在也没有那个资格，引动我兴趣的，倒是林真先生在照片上所加注的说明。十三个人物中，前面的一男，后面的一女，虽以林真先生的研究水平，也还是不能判断出系何许人也，只好姑称为“某先生”、“某女士”，也即是不得其详的意思。这倒使我悟出，文学艺术的群体，实在也是一池活水，有始终留在其中的，也不乏匆匆的过客，来当然都是乘兴而来，去呢？有兴尽而去的，也有兴未尽而不得不去的，而不得不去的人物之中，有江郎才尽或自身不检的，也有因客观原因而去的，这进出留去之间，也便构成了文学艺术发展史，同时也包孕着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的个人命运。

林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一位西方社会学家麦克·黑尔的话：

过去之未来是在未来中

现在之未来是在过去中

未来之未来是在现在中

这说法至少是有趣吧。或许可以当作一个聊备一格的参照系，来重新观看我这专栏中的种种采自私人照相簿的照片。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