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郊区那些望去互相雷同的单元楼里，一个个单元里的住户们，他们的命运也雷同吗？

我常常觉得，也是雷同的。

确实。雷同的方面实在太多。带穿衣镜的大衣柜样式雷同。沙发的样式雷同。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的牌号大体雷同。新添置的组合柜以及柜上多宝格中的唐三彩马也雷同。连家中的争吵和牢骚也是雷同的。

必须从这种眼光里解脱出来。

应当探微发隐，从而知道每一家每一位实际上都相当地独特。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那个三角架。是用几根铁条焊的。上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平面。平面上铺一块小小的印花布，上面摆着一只最平常的花瓶，插着最平常的塑料花。用最节俭的办法追求着不打算降格的美。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活着很不容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但并不是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懂得珍惜。珍惜时间。珍惜安宁。珍惜机会。珍惜感情。归根结底，是珍惜生命。

珍惜旧照片吗？

他望着我，没有马上回答。他的眼睛流泻出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情绪。

原来我是专门搜集旧照片的。

他拿出不下三十本照相簿。大部分是插袋式，都插满了时下流行规格的彩色扩印相。而我翻动得那么样地匆促。我的兴趣与相片的新旧度成反比例。

难道我有权利遗憾？难道他有义务惭愧？

港澳同胞。

海外华侨。

外籍华人。

这是三种概念。层层递进地尊贵吗？至少，眼下在北京，三种人还有着三种不尽相同的价码。但都比本乡本土的中国人高。

他，吴达文，之所以能住进这个新居民区的新楼的新单元里，全赖侨务部门的关照，他该算是个“老港胞”。

他父母是二十年代从广东中山县翠微乡北山岭去香港定居的。除了香港本地的土著，那该是最早的香港居民。他三十年代一度去港，后来回云南昆明上西南联大，毕业后又去香港。一九五一年，他三十二岁，同许多向往新中国，决心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一把力的香港知识分子一样，他从香港回到内地，到达北京，进入清华大学，担任一位名教授的助教。

从香港回来，他只拎了一只小小的皮箱。他舍弃了在香港的一切。包括相当丰富的私人照相簿。他觉得最牵动他情怀的不是留在照相簿里的那些东西，而是可以陆续拍摄下来的未来。

然而，后来的很多年里，他始终没有建立起像样的私人照相簿。

他用那双被细琐皱纹包围着的眼睛望着我。他在反问我吗？

旧照片。保存它们需要耐心，需要眷念之情，需要安全感，需要恰宜的人文环境。

他只留下几张。他觉得那已耗去了他许多的勇气。

一张是他在香港告别母亲时拍摄的（图90）。另外几张是他妹妹的（图91、92、93、94）。这些都是他返回内地后，亲人给他寄来的。也曾在某一个时候想撕毁，想烧掉，后来终究还是留存下来了。

难道，我只对这样的相片感兴趣？难道，只因为另一些照片还都没有超过半个世纪，我就有权利加以漠视？

所有的照片都应是平等的。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生存状态的见证。

港澳同胞。

海外华侨。

外籍华人。

他回来定居了。但他同这三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多年前，他不与他们通信，尽量抑制自己不去想念他们。但他们是一种客观存在。

过去这种存在比如今还多。随着自然规律的推进，老一辈的逐渐减少着，而最新的一辈彻底归化于出生地的社会，他们又并不“寻根”，所以渐渐与他不生干系。

如今香港还有舅舅、表弟一家。美国有哥哥一家、妹妹一家，年迈的舅母（图95）、叔伯嫂子、外婆、姨（图96）、侄儿侄女一大堆。墨西哥有表舅。马来西亚有姐夫。外甥女在澳大利亚，外甥在英国。

“海外关系复杂”。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这一条使他吃尽了苦头。

他被认为有着某种确凿的嫌疑。

那一天他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

临界值。在生死之间。

专案组正在开会。他破门而入。狂叫：“我到底有什么罪？你们还要把我整多久？整到什么份儿上才算完？”

所有的头都转向他。一双双眼睛瞪圆了盯住他。都没想到。“死老虎”竟一下子如此之猖狂。

他继续狂喊：“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也有底，深一万一千零三十四米。世界上最高的山也有顶，高八千八百四十八米。我的罪怎么定不出个底儿呀！”

一九四五年他毕业于西南联大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山高有顶海深有底，他的嫌疑却深不可测无边无沿。

他没有得到所企望的回答，却遭到了更惨重的批斗。

……他登上了楼顶。头顶上星光惨淡。楼下面阴影交叠。他想到了自由落体运动。重力加速度。g=980厘米/秒2。

……然而他也想到了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图97、98）

他没有跳下去。

他在楼顶的边缘止了步。

他不想细说这些个事情。

他微笑着，请我注意他睡的床。一眼望去同楼里许多家庭的床没什么区别。他告诉我那只是表象。表象的确雷同。同一类的纤绒床罩。但他那床板却与众不同，完全是碎木头拼接的，并且到处都是缝隙。有几处已经断裂，用铅丝勉强加以连缀。

如今他一人住在这两室一厅的单元里。他不想换床。他与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女儿，曾同在这张**睡过。

妻子是个很平常的中学教师。教授外语。既能教英语也能教俄语。

妻子随他下放。随他流动。这张床随着他们。每晚托着他们入梦，或彻夜难眠。

“海外关系复杂”。

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只应该是为父的问题呀。但却株连到女儿。

大女儿中学毕业了。分配不上工作。只希求分到百货商店当个售货员。她身材高高的，像她的父亲。很懂事，懂礼貌。她站柜台，服务态度一定是好的。她只求当个售货员。父母只求她当个售货员。妹妹只求姐姐当上个售货员。

但是人家“择优录取”。

要看政治条件。

她的政治条件：劣。

她落选了。

当母亲的不死心。托人再去求情。

好心的中间人啊，你不该说出实情来！

那好心人握住母亲的手，絮絮地对她说：“不光是嫌她爸海外关系复杂哩，也有你的关系呢……”

“我？”母亲疑惑了，“我有什么问题呀？”

“说你历史上也有问题哩，你给美国人当过翻译哩……”

母亲从那好心人手中抽出了自己的手，久久地发愣。

她是给美国人当过翻译。那美国人是韩丁。韩丁是从解放前就跟着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后一直留在共产党中国。甚至当“红海洋”翻卷时他也仍是受欢迎的“国际友人”。

……可是在某些人眼中，凡在解放前给美国人当过翻译的人就有那个嫌疑。他们只知道白求恩。他们不知道什么韩丁。他们不去调查。调查什么呢？你有嫌疑，这就够了。你的女儿连到商店卖东西也没有资格。

……他发现妻子只是发愣。他问她，搬她的肩膀，她仍旧只是发愣。

后来她就久久地冷笑着，久久地喃喃自语：“怎么不找我问问？怎么不去查查？就这么嫌了我疑了我这么多年？……”

……查出了癌，她默默地死去了。留下几张遗像。留下她同他合睡过的这张床，留下辗转反侧时压坏的木条，留下许多没有诉出的心曲。

他知道有些人不爱听这些个事。他尽量不说。

他给水仙花淋上水。他还活着。他继续活动去。珍惜生活。珍惜生命。世上既然还有水仙花，那就还该为他而开。

一颗破碎的心，还能黏合吗？

也许。

我翻看着他那一大摞私人照相簿。

都是柯达、富士、樱花、柯尼卡的135型胶片照出的彩扩像。

他在西南联大原址寻访旧梦。他在清华园中与校友们欢聚。他退休后的处处屐痕，印在山麓，印在海滨，印在通幽的曲径，印在洞开的旷地。亲戚们的欢聚。祖孙之乐。他几乎是执拗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但所有的相片上都没有一丝一毫的狂欢，一丝一缕的纵欲，一切都那么从容，那么宁静，那么小心翼翼，那么凝重深沉。流泻出一种总体情绪，只能概括为两个字：珍惜。

他回避着我。我也回避着他。

而屋子里有一张最大的相片，立在案上，痴痴地望着我们。终于不能回避。我问了，他说了。一个人间不该有的故事。

落实政策。他终于回到了北京，并且分到了这样一个单元。妻子去世了。大女儿即将出阁。他提出将小女儿吴小芳调回北京，照顾他的生活。

小芳独自一人在烟台。在一家工厂当工人。经侨务部门的努力，小芳调京之事有门了。小芳请假来到北京。那该是他从香港回到内地以来最幸福的一段岁月。小芳像一朵绽开的花苞，美丽、芬芳、温柔、聪慧。得经过怎样的细胞分裂，才能构成如此的宁馨儿？需什么样的遗传基因，才能具有如此可贵的素质？她搂住姐姐，姐姐热泪盈眶。为了让姐姐出阁时有像样的家具摆设，她递给姐姐一个手绢包，姐姐打开手绢包，里面是一大摞钞票，一共七百元。她在烟台，天天在食堂只打丙菜吃，一分钱不乱花，苦苦地攒呀，攒呀，就为了姐姐打开手绢包时的这一声“啊”！她捶打着父亲的背，这个脊背，多少年来只受过专案组审讯的推搡，何曾有过这充满爱心的抚击？而不管父亲和姐姐眼里如何闪出泪光，她只是爽朗地笑！她在厂里白天做工，晚上和星期天攻读日语。她相信时代，相信生活，并且相信自己。她睡觉从不失眠。她没有亏欠过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原该给予她许多许多呵！

……是在无意之中，她透露出了厂里一些小伙子对她的纠缠；别的还都不过是一般的追求，但其中的一个，紧钉住她不放……他托他的小姑子把一封信交给了她，她读了那封信，只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她没有给他回信，只是让那小姑子转告他，她还小，她现在还不考虑这样的事，况且，她今后也不可能跟他……

姐姐耸起了眉毛。父亲也绷紧了心弦。都嘱她一定小心。就是调回了北京，也不要一个人走夜路。她应当及时把这一类的事情告诉他们。盛开的花朵本身便意味着危险。而这种危险往往为花朵本身所忽略。

有关部门给她办着手续。照例是慢的。她觉得就这么闲等着多不合适。她提出来还是回烟台，边干活边等调令吧。父亲和姐姐都说不必，都劝她就在北京催办。等办成了再去烟台过手续搬行李。但她还是执意回烟台了。

烟台海滨的海浪，日日翻卷，见过多少奇人异事，可也未必闻见过如此残暴而悲惨的情景——

那一天她走进车间，脸上挂着惯常的微笑，坐到她的工作台前，开始了她的工作。

她的位置，与车间里其他工人相反。她的背，对着许多别人的背。

开工十来分钟，忽然有个人出现在她背后，用利斧猛砍她的头部。一连砍了三斧。她即刻倒下，鲜血喷溅一地。

车间里被惊动的工人们本能地站起来往车间外跑，车间外的楼梯上，正好走来的厂长还以为是发生了地震。

砍倒她的人，去摸电匣，企图触电自杀，不知是电压不足，还是触不得法，只是发出尖嗥，烧焦了手指，而并未死成……

砍她的人，就是那个求爱被拒的小伙子。他强求不成，便来戕害。

砍人的人，人性黑暗到了什么程度。强占欲化作杀害欲，为什么竟如此之迅速？

多么芳馨的一朵鲜花。香消玉殒时，才二十二岁。

多么鲜活的一条生命。有着那么多的计划，那么多的憧憬。

父亲的私人照相簿中，至今还有她许多的遗照（图99、100、101、102、103、104、105）。当她呀呀学语时，当她呢喃燕吟时，她那成长着的肉体和心灵，难道就是为了迎接这三下斧刃的砍击吗？当她在白塔下沉思，在故宫的铁狮前嬉笑，难道就是为了准备让那残暴的魔爪，来把她砍碎吗？在海滩上，她玉体横陈，多么活泼的生命多么纯真的灵魂，为什么她就不能有她那姑妈的命运，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容她这根延续生命的线成熟，便残忍地将其斩断？

她被砍杀的那一天，恰恰是那一天，调她回北京的批准书，抵达她父亲手中。

我们相对而坐。久久的沉默。

冬阳从玻璃窗斜射进来，照得水仙花好让人怜。

良久，他才缓缓地抬手指点着，沉沉地说：“你看，谁家会这样呢，独我这儿，我就这样……那里头，是小芳的骨灰盒。”

他指的，是一张极普通的书桌。他那食指的延长线，正对着“一头沉”的沉重处。

他与亡灵同在。然而他不甘成为亡灵。

香港哥连臣角火葬场。静悄悄。旷无一人。他的脚步声引出很大的回响。

他在灵龛壁前站住了。密密麻麻的大龛牌中，有一尺见方的一块，是他母亲的（图106）。

由海外亲友们付了数量不小的一笔钱，这灵龛得以在这块墙壁上长存。他静静地站在那块大理石牌面前。那块牌子与上下左右的牌子何其雷同，但对于他来说，上下左右那些牌子都并不意味着什么，唯有他母亲的那一块……

三十三年前，他从她身边走开。

三十三年后，他来告慰她的亡灵。

他不后悔。

他的余年，更具有以往无可比拟的价值。他仍在工作。这回是在人家完全信赖你，不嫌也不疑的目光下工作。工作之余他便云游四方。他尽情地，却又不慌不忙地享受生活。（图107、108、109）

他回到了她身边。虽然她只是一块大理石牌。

……火葬场的看守问他：“先生，这样的时候，您怎么敢一个人来？”

是的。只有在清明节时候，这里才有大批的人来。平时几乎整天不见一人。这里很荒僻。经常发生抢劫案。

他来了。他不怕抢。他没有什么好抢的。他沉思着走出火葬场。夕阳西下，把他的影子拖得很长。他失去的东西太多了，都是最宝贵的。然而他不颓丧。他仍要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比以往好。他屋子里竖立着许多的贺年卡。五颜六色。来自几大洲。

如今他用相当一部分时间与海外的亲友通信。他们一致认为他的信写得活泼生动，妙趣横生。他为什么如此快活？他们常常觉得不可理解。因为他们各自有那么多的烦恼。他们觉得挣脱烦恼非常之不易，而他竟能挣脱不仅是烦恼简直是惨剧的羁绊，这真不可思议。

他不信宗教。他也不同我谈信仰。他信什么呢？信生活？他坐在那里，所取的姿势相当地舒适。他所坐的那张椅子并不是张舒适的椅子。可是他能在那样一把椅子上坐得那么舒适。

灯下检阅着从吴达文先生那里挑回的照片，心中无端地浮起了友人刘湛秋的诗句：

松香和三叶草的夜

他把那条手绢寄还你

海在远方，远方是月影

狐狸穿过幽黑的草地

坐在帆布椅上的人走了

院子里只剩下空空的帆布椅

森林里有雪，雪没有影子

寂静中飘下一片树叶

湛秋比我会享受生活。我很羡慕他，以及一切与他相近的人。我是否太死心眼呢？我心中的帆布椅上为什么总坐着人？总走不开？我心中的雪花为什么总如干粉般散射，并琤琤有声？

我不想触痛更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不过是追踪真实。然而我越来越感觉到很难。

一切都远比我写出的复杂。一切。

吴达文先生的外祖父是蔡绍基，清朝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光绪朝曾任海关道台，又曾任驻高丽总领事，是北洋大学（后改为天津大学）创始人之一。原北洋大学校门口曾立过他的铜像。五十年代初，该铜像被推倒销毁了。然而吴达文至今提及他这位外祖父，口气中还充满尊重之情，并说不仅他这位外祖父是贫下中农出身，当年与他外祖父一道漂洋过海的那些早期留学生，大多数也是贫寒出身……

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带我去见吴达文先生的，中间又经这位老同学的一位朋友介绍，他的这位朋友是位娴静的中学女教师，而这位女教师的母亲便是吴达文的妻子，但吴达文又绝非她的继父，因为她有自己的父亲，她的母亲是与她的父亲离异后才嫁给吴达文的，相反的，她另有继母……

关于吴小芳之死，还有许多值得探究辨析慨叹深思的细节，比如说，当吴达文赶到烟台以后，有人开头暗示，后来简直是**裸地提出来，能不能给他一笔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少钱？七百元！七百元呀！怎么恰恰也是这个数字？！小芳的那个手绢包里所包的，不就是这个数字吗？姐姐接过那手绢包，激动地打开，展现在眼前，经过清点的，不就是这个数字吗？难道她这样一朵盛开的鲜花，这样一个活泼聪慧的生命，仅仅值这样一个数字？然而有人提出来了，他们就是那样地看待生命，看待清白、善良、美好的生命，而目的，却是包庇，延缓一个墨一般黑的沉沦的灵魂……

小芳的姐姐小兰，后来还是当上了百货店的售货员，因为那店里的经理见到了她，一眼就看中了她的规矩与勤快，他拍着胸脯说：“我们店要了！什么政审不合格！我们店没有国际机密！”她又哭又笑地去了。但她的母亲却笑不出也哭不出。那位好心人要是不把那关于她的“历史污点”的事告诉她，该有多好？然而好心人往往起这样的作用，他们热心地帮忙，帮不上，却反而坏了事，但谁又能责备他们的热心肠呢？……小兰是幸运的，不仅幸运，简直是幸福，如今她和她丈夫都在日本留学，那里的学业是沉重的，而为了补助生活，课余揽的零活更是耗人精力的，他们给父亲的来信，总是短得那么令他既甜蜜又痛苦，他们寄回来许多的相片，他都一一珍存着，但他细心地将这些相片与小芳的遗像分开，小芳的大幅遗像永远雄踞在柜子上，静静地观望着这个越来越安宁、越来越幸福的家……不过他不忍看那样的相片；小兰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在举杯畅饮，喧闹着，嬉笑着，而他们身后，却显现出小芳忧郁而凝思的面容（图110、111、112）……

“你为什么从香港回来？”这是他最熟悉的一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问法：询问、质问、审问、拷问、困惑之问、好奇之问……乃至于代他遗憾之问。他问过自己吗？问过。也并不止一种问法。他本是想回来在自己的专业上大显身手的。他就一点身手也没显出来吗？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不。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已下放到山东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小村落里，那里甚至有人还穿着清朝式的长袍，头上还留着焦黄的长辫，他也并没有否定自我的价值。果然，后来派他去搞一个小册子：《泰山名胜与地质指南》，中英文对照，他兴奋不已，像绣花一样绣出了那样一部稿子，现在他家里还存有这部手稿，同他的私人照相簿存放在同一个柜膛里。现在看来，当然是好笑的。这算什么东西？学术不是学术，科普不是科普，散文不是散文……但那里头寄托着他的报效之心，融汇着对“你为什么从香港回来”的回答……再过十年，整个香港都要回来了。那时候他还在世吗？应当还在世。不过他并不觉得他跟香港有多少关系了，他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内地人……

吴达文先生总爱戴顶法兰西院士帽，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专家、学者、教授……然而他并未获得那样的头衔，也无望获得那样的头衔了。他不喜欢听“给耽误了”这一类的话。他细心地给水仙淋水，因为他觉得最要紧的莫过于不要误了眼前。该开放的花儿都要让它开放。

我原以为他性格沉稳。确有这一面。但他一旦打破沉默以后，却大有滔滔不绝之势，甚至很难打断他那些“车轱辘话”。

确实：一切都远比我写出的复杂。一切。

吴达文先生的妹妹即将回国探亲。

她曾经很是犹豫。她的存在，曾是构成他“海外关系复杂”的最主要的因素。而她本身，按我们的眼光，也确属“经历复杂”。她对我们这个社会是无害的吗？她会遭逢意外的不愉快吗？她走后，她的哥哥不会有新的麻烦吗？

她其实不必犹豫。请按期回国。

吴达文先生请人给单元的墙壁糊上了色泽纹路雅致的壁纸。正在挑选合适的软床，以备亲人享用。只是卫生间的问题不好解决。单元里只有一个小厕所，是亚洲式蹲坑，这还在其次，问题是绝无澡盆，安一个热水器，搞淋浴吧，又并无蹲坑以外的泄水地漏，因此恐怕只好请过惯了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妹妹实行原始的盆浴，为此，他已为她准备好了市面上所能买到的最大的洋铁皮澡盆。他想，也许妹妹不会嫌弃，因为半个世纪以前，她在家中冲凉时，所用的那个盆子要小得多了，而当时他们兄妹互相撩水嬉戏的情景，想必仍可回映于她的脑海之中……

他期待着她。心中涌动着许多琐碎的人生乐趣。

是的。琐碎的人生乐趣。世上最普通的，人生最琐屑的，那样的一些乐趣（图113、114、115、116）

他珍惜。

又是湛秋的诗：

春天又贴着老式的邮票飞来

海鸥和残雪镜面的蔚蓝

雏鸡睁着紫檀的眼珠

世界在绿色中膨胀

爱恬和渴求的虹吸管

在吮着叶脉的汁液

裹着的肌肤想摆脱黑暗

空气是无法抗拒的嘴唇

为什么又一次感到晕眩

老树的皮像老人的皱褶

可老树的新叶

竟和幼树的一样……

是的。老树的新叶，的确同幼树上的毫无二致。珍惜每一片新叶吧。

请珍惜。

一九八七年元月写于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