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再复对我说：“你想过吗？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能写出那么震撼人心灵的作品？因为他死过——被判处了绞刑，带到了绞刑架下，直到最后一分钟，才改判为流放……他有过死的体验，所以他能超越许多东西，有很难企及的大悲悯……”

静静的冬夜里，翻检着私人照相簿里的相片，关于死的种种思绪浮上心头。

人死了，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儿？

一般的无神论者，大体上认为肉体机能一终结，则人的灵魂也便终结。

一般的有神论者，或者还谈不上有什么“论”也成不了“者”的俗人，则总以为肉体与灵魂可分可合，肉体坏了，灵魂却还在，至于那飘离肉身的灵魂究竟是一种实体还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究竟是使我们视而不见地与我们共享着地球上的空间，还是升到了“天堂”或降到了“地狱”，或者窜到了什么别的非常神秘的地方；那脱离肉身的灵魂究竟是永恒的，还是也有另一种死亡，抑或还可转化为、依附上别的肉身？……则众说纷纭，绝无能使所有人信服的答案。

宗教回答着关于生死的问题。但中国真正信奉宗教的人并不多。土生的道教早已衰微。其他宗教都是从外国传进来的。中国实际并无信仰覆盖面很大的宗教。中国有的只是迷信。不仅是背着黄布香袋的老太婆，就是某些妇人壮汉、少男少女，也往往进佛堂拜佛，进道观拜“三清”，进了风俗神庙便拜那风俗神，乃至于拜“关帝”，拜“树精”，拜“圣山”，总之，一切估计能给自己带来福气的事物，统统肯拜，“异教”、“异教徒”的观念，是没有的。直到如今，二十世纪末叶，迷信在中国老百姓中的覆盖面，还是大得惊人。

在富裕起来以后，农村里的阳宅和阴宅都在崛起，报纸上已经登出了温州地区山坡上一组组水泥坟墓的照片，大好的树木被砍掉了，从坡上到坡下，一个家族的坟墓，由二而四，由四而八，辈分炯然，蔚为壮观。又有关于江苏盐城乡镇农贸市场上陪葬品大量上市的报道，除了以往传下来的各色品种以外，则又增添着结扎纸糊的彩色电视、冰箱、洗衣机……现代化的设备，考虑到“天堂”里大概“高处不胜寒”，红外线取暖器一类东西也是该有的，再往下发展，需得结扎糊制与实体同大的丰田皇冠牌轿车了……

城里人怎么样呢？彻底的无神论者究竟占多大比例，那数字恐怕未必乐观。在共产党员当中，流行着“不知哪天去见马克思”的套语，乍听仿佛只是玩笑，说得多听得多了，则不能不深思，这种语言的深层心理因素究竟是什么？如果说农村人为死者办丧事——往往也说成后事——可能更多地还是为死者在另一境界中的幸福着想，那么，有些城里人却主要并非为死者着想，而是借尸要挟，他们可以任凭尸体在火葬场冰柜里“魂无归所”，而旷日持久地对悼词逐段逐句逐词讨价还价，对抚恤条件“狮子大开口”，闹得个乌烟瘴气，其境界比扎糊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宝宝”送到灵前烧掉还低。

十多岁的时候，我已随父母到了北京。当时住在东四牌楼一带。记得那时东四牌楼十字路口东南，有一家私人电影公司，仿佛不是拍摄故事影片的大公司，而是可以“随时外叫”，拍摄纪录片的公司。那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那家公司在我发现它不久便倒闭了。不知是由于它自身经营不善，还是由于国家不再允许私人经营拍电影。我记得那家公司倒闭之前，它的创始人——也就是那一家的老爷子——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令我一饱眼福的大出殡场面。出殡的长队，由租来的缓缓行驶的汽车和前后簇拥的清朝服装的执事仪仗组成，前后总有近百米长。出殡队伍是从东四牌楼往北移动。我想大概是去北城厂桥一带的嘉兴寺。那是当年专门办理殡仪的一所寺庙。特别令我惊异的，是在出殡队伍之中，有若干手持电影摄影机随队拍摄的中年人和青年人，据说都是该公司的摄影技师，也都是死者的子侄。三十多年前的一幕，至今已然模糊。不知当时拍制成的拷贝后来下落如何。真想有人把它放映出来看看，那是新中国初期新旧交错的怪异场景之一。

自照相机发明之后，将婚礼和殡葬场面拍摄下来，便成为普遍的风气。“文革”的“破四旧”台风，大概从私人照相簿中率先扫**掉的就是各类殡葬场面的相片。“活着干，死了算”，“文革”的“后事观”确实是越简单越好——烧掉了事。

我没经历过多么大的灾难。死的威胁，也算逼近过吧，但其实多半只是我自己脆弱，由恐惧心而造出的情境。跟真经历过大劫难的人相比，是不值一提的。无非是“文革”当中，我被指斥为“疯狂反对革命样板戏，恶毒攻击江青”，将被施之以“群众专政”。尽管当时有个“无产阶级专政即群众专政”的“道理”，但我倒宁愿被“无产阶级专政”，因为那意味着被正式“逮捕法办”，除非被判处死刑，否则，总还有苟活的希望。而“群众专政”，是由当时最激进的“革命群众组织”选择最最最革命的“小将”所组成的“群众专政小组”来实行的，他们已经实行过的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我就不去形容了，只在这里说一说他们那办公室的景象：最初，那里是学校的总务处，桌椅板凳橱柜用器一应俱全，经他们“进驻”不足一月，所有物品竟然悉数砸毁，他们已经狂热到无人可折磨时便砸烂自己办公室物品的地步，可见用“兽性”已无法涵盖他们当时的某种心绪，因为据我所知，野兽起码是不会毁坏自己巢穴里的东西的。打倒的标词已然贴出，揪斗的告示已然公布，仅仅是因为又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两报一刊”社论，“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倾巢而出，游行欢呼去了，给了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而在这一喘息之中，进驻学校的“军宣队”的“区指挥部”来了一个建议：我还不够“现行反革命”，可免予“群众专政”，这才使我躲过一劫。我算是临近过死亡威胁吗？这样说到底还是牵强。但我却不能忘记在那样一种境况下给过我生之温暖的几个人。

其中一个叫高洪。他是高三的学生，我并没有教过他。但不知怎么的他在那样一种情况下还能到我的宿舍里来看我，正常地同我交谈。他都同我谈了些什么，全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那种丝毫不把我看成“异类”的态度和表情。

后来情况松了一些。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来看我，在我宿舍里碰见了高洪。高洪讲了许多小道消息，都很尖端。那位大学同学听得津津有味。高洪走后，那位大学同学问我：“他是高干子弟吧？”

我如实地告诉他：“不是。他的出身是资本家。”

那位大学同学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失望与鄙夷的神色：“你怎么跟他来往？我以为他不是个高干子弟也是个一般的干部子弟呢……”

这位大学同学当时随口这么一说，他大概早就忘了，实在也不值得记忆，也简直算不上什么问题，但对我心灵的刺痛，不知为什么至今不能平复。而最关键的，是高洪已经死了。高洪死得很奇怪。在我的私人照相簿里，至今留存着一张我与高洪在无锡鼋头渚合拍的照片（图77），是请营业性摄影师拍的，那时候我还没有成名，生活很清苦，自己是不可能拥有照相机的。

没有想到，那一回游完无锡的分手，便是我们的永诀。

高洪比我年轻得多。我那时也才三十出头。我们都对未来充满憧憬。记得他给我的信上，写到他在黄浦江边，看到飞翔在江面上的沙鸥，于是想到了杜甫的诗句：“白鸥没浩**，万里谁能驯？”

高洪的家在上海城西，是一幢陈旧的小洋楼。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政策，整幢小洋楼可以归还给他家。但一时别的家还搬不出去，高洪就住在顶楼上。顶楼是尖拱形的，底面积很大，但能够站直身子的空间，并没有多少。那顶楼里有一张古旧的大床，我去上海时，与高洪在那上面抵足而眠，通宵畅谈过。高洪想编一套旅游丛书，在当时来说那是一个非常新潮的想法。我也许给他讲过一些后来构成《如意》那篇东西的一些素材，一些灵感。

正当我那《如意》发出来不久，并且收到一封高洪冷静地加以赞同的短信后，突然得到了他的噩耗。

据说家里人忽然想起好几天没见着他了，便上顶楼去找他。他常常独来独往，并不一定天天到楼下他家那两间住屋里露面的。结果发现顶楼的门并没有上锁，但又推不开，是从里面别上了。找人来撞开门以后，发现他歪坐在**，脑袋耷拉着。去叫他，摇他，才发现他早已僵硬、冰冷。他竟死了！

高洪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死？他的亲人之间也有不同的猜测。是心脏病猝发而死，还是自杀？持自杀说的，提供出一些蛛丝马迹，证明他是出于失恋。然而自杀的手段是什么？触电？服毒？又都不像……其间有解剖尸体的动议，但最后被高洪的母亲所否决。他的后事据说办得相当草率。

高洪就这样消失了。

高洪的一个姐姐，极爱她这个弟弟，给我写来了哀痛不已的长信，并寄来了高洪的一部遗稿《草原》。我读了不止一遍《草原》。那是高洪在“文革”期间跑到内蒙古草原上去“串联”时的一组札记。我清醒地认识到他的这个遗著未达到在公开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水平。但我是个特殊的读者。我读着他的遗墨，便不由得想到在我几乎就要被“群众专政”的时候，他还若无其事地来同我交谈，甚至没有同情的话语，没有特意提供给我的微笑，他明明看见了大标语，也看见了揪斗我的通知，但他来我的宿舍，坐在我的**，平静地同我交谈。我现在出名了，俨然成了个作家。他呢，他一点点名也没出，并且永无出名的可能了。他姐姐来信求我：“你写写弟弟吧，他本是很有才能的啊！”但从《草原》里我看不出多少文学的才能。并且，我们的报纸和杂志，是按死人的地位和知名度来安排悼念他们的文章的，高洪绝对不够格。我给他姐姐回过信：“也许，我以后会有机会写到他……”

现在就是一个机会。这个专栏是献给“非典型”的普通人的。我写了高洪。我不知道高洪的灵魂在哪里，会作何感想。但我自己的灵魂，却因这些粗陋的文字，而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宽松……

我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里面有个修鞋匠荀师傅，那是有原型的，在我的私人照相簿里，他的相片将永远留存。

我一九七九年搬到了北京广渠门外的新居民区，叫劲松的地方。因为“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句不免使人产生扫兴的联想，所以人们一听说我住“北京劲松”总要抖抖嘴角。其实这地方原来有个很好的名字，叫架松，但定地名时偏把架松改成了劲松。在架松地区，在三环路两边，至今还存在着一大片密密匝匝的平房区，那是光华木材厂的宿舍，小地名叫农光里。三十年前，那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平房大概还构成着一种蛮有气派的景观，如今，由于住在里面的工人家庭人口早已膨胀，而工厂长期并不能给膨胀的家庭提供新的住房，因此，家家户户自力更生，往前、后乃至左、右接出了高低不一、胖瘦各异、质量反差极大的小房子。当然，许多家庭里面“软件”还是相当体面的，但那一片乱七八糟的“硬件”，的的确确可以用“贫民窟”三个字来形容。

在那一片乱糟糟的小房子中，在一个公共厕所的边上，住着我的朋友郄广兴，我叫他郄大哥。现在我把有关他的相片公布在这里（图78、79）。

我认为他的形象是美好的，相片上的他充分显示出阳刚之气。他的品格，坦率地说，我只能仰望。我把他的形象，与另一工人师傅糅合，移进了《钟鼓楼》中。我在小说中给他搬了家。其实现在他家的环境也远不如钟鼓楼一带。他也并没有一个荀磊那样的儿子，那是从另外一个工人师傅家庭里采取来的素材。但《钟鼓楼》中的荀师傅基本上就是他。

郄大哥无论冬夏寒暑，总在我们居民区的劲松百货商场或劲松饭庄门口摆摊修鞋，日出而作，日没而归。他被阳光晒成酱黑色，但他一说话，露出雪白的牙齿，显示出他不但健康，而且很爱干净。而我认为更健康更干净的是他那敦厚的灵魂。

我在这篇文章里几次提到我的出名。这确也是事实。但我极其冷静地意识到这主要是一种机遇。我是不配这样出名的。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到联邦德国去访问，一位德国女大学生问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出名的作家，你有什么感觉？”我不加思索地回答她：“痛苦。”

是的，那是一种深沉的痛苦。它很难被别人所理解，所以也是一种寂寞的痛苦。我也曾试着向某些亲友吐露过这种心境，但他们不是恭维我谦逊，便是嘲笑我“烧包”，有的更认为我是做作。

我最怕人们这样把我介绍给别人：“他就是写过……的，得过……的，出过……的……”我又怕在某些场合被人认出来，被迫回答“又写什么呢”一类的问题。当然更怕的是一转身，背后就又有“其实他……，别看他……”一类的议论。“名”这个东西把人搞得很累，很尴尬，很可怜。我深知自己绝非“江郎”，所以我允许自己随时“才尽”。但能有多少人能这样宽宏地对待我呢？当我失败的时候，露怯的时候，走下坡路的时候，落伍的时候，倒霉的时候，坍台的时候？

郄大哥却完全不把我的“名”当作一回事儿。不是他不懂。他是见过世面的。他有相当的见识。但他从来不那样把我介绍给询问他的人，只是说：“我的兄弟。”他没问过我：“又写什么呢？”倒是常说：“别总那么坐着写，你也该活动活动。晚巴晌上我那儿吃饺子去。”我去了他家，我们有说不尽的话题，他给我讲当年当八路军在战场上拼刺刀的情况，讲他进城以后当搬运工扛“大个儿”的情景，讲如何到窑坑里捞鱼，如何在他们那居处附近的乱土岗子里逮黄鼠狼；我给他讲到外地旅游的见闻，讲童年在重庆住过的吊脚楼，讲在中学教书时遇上的个别学生……那时我就完全忘记了什么文坛呀，约稿呀，笔会呀，批评文章呀，评奖呀，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鱼缸里的鱼儿进了河，畅游在一江春水之中。

去年春天我去了广州。从广州回到家里，爱人就告诉我郄大哥病了，是半夜里发作的，全身**，他老伴和儿子即刻去叫来了急救车，送进了医院，据诊断是消化道的问题，大概是急性肠炎，目前仍在医院中调养。我抽出空来立刻跑到医院去看他，他脸色不好，但身板看去还是那么健壮，我跟他说说笑笑，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一把利剑正在斩断我们之间的联系！

《钟鼓楼》里的荀师傅仍然健康地活着，而如今郄大哥已经不在人世。我不愿回忆那悲惨的过程。他人院一个月后被怀疑为结肠癌，三个月后被确诊，半年后他干瘦瘪缩为一个我认不出来的人形，九个月后他溘然而逝。写到这里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眶。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真有命运这东西？它为何这样地不公正？

郄大哥的后事办得如何？他去世时我正在南京。躲在一个地方写中篇小说《无尽的长廊》。一天晚上，已经十一点多了，忽然电话铃响，是北京来的长途，我爱人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觉得还是告诉你一下好……郄大哥走了……你看我们怎么表示一下？”我忘记了我的回答，单记得我忽然觉得从我的心脏到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住了。我久久不能再持笔为文。我跑到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在飘落的梧桐叶片中疾走。在这个充满着功名利禄的世界上，我需要郄大哥，他不问我的浮沉升迁，他允许我“才尽”与“落伍”，他给予我的是难以言喻的宽容与温情……回到北京，爱人给我讲述了郄大哥的后事场面：作为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自然没有人给他开追悼会，但那天集结到医院太平间外的人不算少，家属给他擦净了身体，穿上了一套从寿衣店买来的寿衣，枕上了寿枕，我爱人则献上了一大束从崇文门花店预订的鲜花，然后大家把郄大哥的遗体送上了火葬场来的运尸车，家属哭着随车而去，送行的人们望着那汽车一溜烟地开跑了，拐弯消失了，也便唏嘘着离开。非亲属的送葬者除我爱人外，还有郄大哥所属工厂的工会干部，他老伴所属工厂的一些干部和师傅，以及一些邻居，和他鞋摊上结识的一些朋友。我原来从不注意卖寿衣的地方，自从郄大哥走后，路过比如说天桥那里的卖寿衣的商店时，总禁不住驻步观看。我很惊异在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首都，还有人卖和有人买这种寿衣，那式样不像是清朝的，大概是明朝的吧，或者只不过是京剧服装的变种，那寿枕大体上是元宝形的，黄色的枕面上还有草叶形的图案。我不敢想象已经变了形的郄大哥穿着这种寿衣枕着这种寿枕的模样。他的家属何以一定要这样装扮他安置他送他上路？我一直没有问。也许这样做是根据他的遗愿？

中国尽管自古就有许多对“死”达观的话，如“人固有一死”、“生者必有死”、“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等等，但从出土的墓葬看来，对死者尸体的看法却极其地不达观。掘墓鞭尸，被看作是比生而杀之更高的报复。对死后定罪的人宣判戮尸，常被郑重其事地施行。比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那位软侯夫人，她的突然死亡，一定引出过对仆役的严厉追查，如果发挥想象力，是很可以写出一部惊心动魄的小说的。但她的尸体直到两千多年以后，才由我们这一代人实行医学解剖，结果从她胃里，取出来尚未消化的若干甜瓜籽，确诊出她的真实死因是消化系统方面的急症。

把人的身体看成是自然界中的一种东西，视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去探秘，求解释，这在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经历过五百多年的发展，早已成为常识和常情。但直到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仍然想不通。据说医学院很难得到供教学和科研用的尸体，只有死刑犯的尸体可供使用。这一现象很值得深思。

但是，自从中国进入了近代，自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赛先生”与“德先生”）撞人了中国的国门，先进的中国人便前仆后继地四面出击，打破旧传统的桎梏，标新立异，惊世骇俗，其中也包括对人的重新认识，自然也包括了对活人的身体和死人的尸体的全新的态度。

我从家中残存的旧照片里，发现了一张我祖母出殡的照片。我这“私人照相簿”的头一篇是《影子大叔》，我的祖父和祖母对我来说更是两个模糊的影子。我祖母去世于一九二一年，只活了四十一岁。我祖父去世于一九三二年，我在他逝后十年才落生。他们对我来说都是神秘的。祖父尤其神秘。在本世纪初，我祖父是个绝对的新潮人物。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他甚至是个激烈分子。我的父亲他取名叫“天演”，姑妈她取名叫“天素”，大叔他取名叫“天择”。由此可以看出，他是赫胥黎《天演论》的狂热拥护者。他常常作出在那个时代被一般人视为匪夷所思、荒诞不经的事来。

一九二一年，我祖母因病逝世，祖父不仅将她的尸体献给当时的“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供解剖使用，而且在事前事后大作宣传。据说他的想法是偏要冲击一下世俗对死者尸体的传统态度。从照片（图80）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真够大张旗鼓的。祖母的家族中的顽固分子如何阻拦与詈骂，其他亲朋中的守旧分子如何劝告与摇头，以及邻里、同事中的白眼与訾议，如今都无从考稽，但却可以生动地想见。祖父当时这样做，不仅需要过人的勇气，更需要坚定的唯物主义信念，令我钦佩不已。

照片上竖立在人群后面的大字灵幡，究竟都写着些什么？非常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张祖母的遗照（图81），后面有祖父的亲笔题词，母亲告诉我，那便是当天灵幡上的文字。我现照录于下：

蒋文婺贞辉女史遗像

女史于亡清癸卯即提倡妇女天足，民国元年复现身提倡妇女剪发，本年十月初病时即遗嘱死后必实行尸体解剖以供医学研究，并为社会破除无知惯习。十七日午前八时因病身故，十九日午后一时由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实行内脏全部病理解剖，结果各脏等病情：小肠全体溃疡，确系肠窒扶斯毙命。冤哉，女史体素强，生子女七，蜀产四，京产三，享年四十一，四川安岳人。

民国十年二十日献体夫刘正雅亲述我把这相片和题辞公布在这里，确实并非想光宗耀祖。我是觉得它们实在有资料价值，并且也应当能引出读者的种种感慨。

我钦佩祖父的这一类行为，但我并不真正了解他（图82）。据也已故去的父亲告诉我，祖父是不怎么管子女的。子女一成年，他便让子女自己到社会上去谋生。讲到这一点时，父亲是爱怨交加的。一九二四年祖父只身到广州参加革命，任国立中山第一、第二两所大学的教授，据说讲授的是“人类学”。被他撇在北京的不仅有我父亲，还有他续弦的妻子及好几个幼小的子女。他不仅很少来信，甚至也不能坚持寄钱。这给我父亲及我的后祖母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一九二五年，祖父以军医身份随北伐军北进。他究竟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连父亲也始终弄不清。但他的激进达到浪漫的地步。他蔑视一切礼教和俗德。一九二七年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国共大裂变。祖父很快写出了一首长诗《哀江南》，大骂蒋介石，但似乎也并不完全理解陈独秀和毛泽东。当时祖父在武汉，他同一位农村里来的妇女同居了。据说那位妇女本是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会双手开枪并百发百中的。在湖南的“马日事变”后她逃到了武汉。不知她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祖父的，也许以前并不认识，是有人介绍她去祖父那里躲藏的。总之，她到了祖父那里，他们公开同居了。不久祖父和她双双流亡到上海。我的一个姑妈，就是《留洋姑妈》中提到的曾跟随何香凝先生参加大革命的那个姑妈，在武汉被国民党右派拘留，逼她写“悔过书”，她不写，趁看守不备寻机逃出了虎口，也流亡到了上海，她找到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她大吃一惊，因为祖父不是一个人生活，他有一位同居的伴侣，他坦然地将那伴侣介绍给我姑妈，据姑妈回忆说，那位与祖父同居的女性当时也就二十多岁，几乎与姑妈同龄，一望而知是个农村来的妇女，一脸英气，却又怀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姑妈忍不住指着那婴儿问祖父：“这孩子是谁的？”

祖父傲然地回答说：“我们的。这是你的小弟弟。”

姑妈已是一个革命青年，在那个时代里算是够新潮的了，却也受不了这个刺激。她同祖父大吵起来，最后竟痛哭流涕。但据说祖父始终很冷静。他良心上没有任何愧疚。他选择了他自认为是最正当最合理最幸福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我的祖父。他的一生对我都是神秘的。他的死也很神秘。据说祖父后来在“上海公学”任教，并写成了大部头著作《人类命运论》，书稿拟由商务印书馆发排出版。但就在书稿送出不久，他突然中风了，被送入了医院。入院后那位伴侣一直在病榻前照顾他。他却即使是不能说话了，也要新潮到底。他认为她不必像世俗道德所要求的那样对他尽所谓的“妇道”，据说他在纸片上哆哆嗦嗦写下了请她另寻人生之路的句子。她也居然新派到底。她最后果然把他托付给了医生和护士，抱着他们的那个孩子，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掐指算来，她抱走的那个孩子如今该有六十多岁了。那是一个我可以叫作叔叔的人。按血缘算他就是我的亲叔叔。他和他的母亲还在世吗？如果在世，他们读得到我这篇文章吗？他们会有什么感想呢？会采取什么行动呢？

就在祖父的那位年轻的伴侣走后不久，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里，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动了对守军的进攻，并动用了飞机，掷下了炸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这次事变中进行了坚决抵抗，成为传诵至今的美谈。就在那天夜里，一颗日本炸弹落到了祖父所在的医院。祖父是清末到日本留学的举人之一。正是在日本，他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洗礼。他所倾心的《天演论》，大概头一遍读的便是日译本。但他却偏偏葬身于日本飞机掷下的炸弹。同夜，又有炸弹落到商务印书馆，祖父的那部《人类命运论》也被炸毁。事后我姑妈到医院和书馆去哭肿眼睛哭哑喉咙翻查过，在那日寇炸出的废墟中，既没有找到祖父的尸骨，也没有找到祖父的遗稿。

一定又有人为我惋惜：“你在浪费素材。”我谨致以深深的谢意。你们读了以上的文字，认为我把材料用得太致密了，形成了浪费，这说明你们远比我会创作，你们看了这些文字，便可立即意识到这些材料都可展开，都可渲染，甚至于在你们的意识流深处，已浮现出种种你们认为是远比我这样处理材料更好的方案，乃至于某些场面，某些细节，某些色彩和氛围，某些句子和词，我真是深深地感谢你们。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故意要这么写。我提供信息，你们去想象，去组织、去筛汰，去评价——实际上也就是用你们的阅读进行远比我高明的创作，这正是我的目的。

我写的不但不是小说，而且是反小说。不但不是报告文学，而且是反报告文学。不但不是散文，而且是反散文。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写究竟算什么。但我毕竟按我的意愿这样写了。我忍不住要再次感谢《收获》杂志。他们竟容纳我这怪草在他们的田圃中生长，并使我现在得以成书，这需要多么宽厚的心肠啊。

我的祖父和祖母既然对“后事”有着那么开明的思想和行动，不消说，对我的父亲和母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影响。关于父亲我也许将另写文章详说。这里只想说说他和我的一种默契。这种精神上的默契使我们之间永远不存在着生死的界限。同祖父在父亲成年后即甩手不管，任他到社会上自谋出路一样，父亲在我上高中以后即不再过问我的学业，尽管我当时仍在家中住，每晚同他睡在同一个屋顶下。记得有一回学校班主任老师来作家庭访问，父亲当老师落座以后，竟这样问他：

“你们是哪个中学？我孩子上到几年级了？”

班主任老师目瞪口呆。

亏得母亲过来圆场。母亲自然清楚我的各方面情况，但她也是任我去自由发展的。

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子女报答他们什么。父亲在去世以前，也从未立过什么遗嘱，他的后事该如何办？在他“文革”中遭到迫害，由一所被“砸烂”的军事院校轰到干校，又由于校硬给“退休”到原籍安岳县后，我们见他身体日渐衰弱时，曾偶尔提及，他说：“连追悼会也不用开。”大有“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气概。他不信鬼神，不信灵魂可以离开肉体而单独存在，他同他的父亲一样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感到我同我父亲也是一样的。我有许多的缺点和弱点，但我成人以后即不怕鬼。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有鬼。我的这种超常的冷静和胆量使我的妻子和一些朋友吃惊。我记不住父亲什么格言警句似的话语，但我感觉到他灌输给了我一种人格力量，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和能力去到社会上谋取一个正当的位置。我只要这样做了，便是对得起他。他完全不在乎在他死后我是否积极奔丧，是否披麻戴孝，或是积极为他张罗一个风风光光的追悼会。

父亲是一九七八年夏天因脑溢血而去世的。从发作到断气不过几个小时。我接到报告这个噩耗的电报后悲痛欲绝。但是我没有赶回家乡奔丧。当时正是我事业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的《班主任》虽已发表，并在读者中获得强烈反响，评论界也开始叫好，但某些主张“歌德”反对“缺德”的人士却企图压下以《班主任》始作俑的“伤痕文学”的势头；此外，我参与的《十月》丛书（后来演变为《十月》双月刊）的筹备工作正处于大忙之中，我另两篇在当时也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与《醒来吧，弟弟》正涌向笔尖，欲止不能，于是，我把料理父亲后事的担子完全交付给了两个哥哥。在家乡，不少亲戚把我视为不肖之子。然而后来的事态证明，我没有回去，没有在丧事的大悲痛中像两个哥哥那样弄得身心交瘁，以至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恢复，而是抓紧时机写完该写的东西，还是对的。我不相信真有什么父亲的“在天之灵”，但我良心上过得去，我知道我这样去奔事业是对得起他的。这便是我同父亲的精神默契。我希望我的儿子今后也能这样去想这样去做。他一旦长大成人，他就属于他自己，并且属于社会。他不必希图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特殊的好处，我也不希图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特殊的回报。我们的父子之爱，应像我祖父和我父亲，以及我父亲和我那样，超越权利与义务，而达于更高的层次。依我揣想，祖父那本被日本炸弹轰毁的《人类命运论》，也许便是论证这一更高层次的著述。

父亲去世的那一夜，家乡的亲友们乱成一团，他们最担心的是我母亲，怕她想不开，怕她过度悲伤而垮掉，然而母亲却在午夜来临前揩干眼泪，冷静地对陪伴她的亲友说：“都去睡吧。我也要休息一下。他走了，我还要好好地活。”

母亲至今仍健康地生活着。她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穿着月白短衫和玄色短裙，举着竖长形的标语小旗，参加过爱国游行的人。她对社会、人生、命运和后事都有着相当达观的看法。她毫不忌讳我将家里的旧照片拿来发表。她说：“世上所有照片上的人，最后都会死的。”她说这话时非常安详，面带微笑。我感到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无神论思想比我还要彻底。我亲爱的母亲，你给了我多么宝贵的精神滋养！

在这夜深人静的冬夜里，窗外飘着零星的雪花，我翻阅着我家的私人照相簿。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一张张的相片，便是那雪泥上的爪痕。随着相片的陈旧化，那上面的人物也在相继作古。

最令人感慨万端的是这样的旧照片，上头的人物有的已然去世，有的依然健在，有的不知所终。下面是一些我从中取下的照片。先看两张二十年代摄于法国的照片（图84、85）。一张男性合影除当中一位是法国人外，均系中国侨民；另一张女性合影除左侧一位是中国留学生外，均系法国师生，真可谓相映成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都走过怎样的人生之路？命运待他们如何？谁已经合上了人生的书页？谁正在卷尾上增添着什么？谁又任由最后的篇页空白，只等着命运之神将书页关合？谁思念着谁？谁怀恨着谁？……

再来看一张半个世纪前的少妇们合影（图86），其中衣着最朴素的是我的母亲。她们当时遭逢一处，后来却星散各方。“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欲问母亲以外的五位后事如何，真是“下回”也无从“分解”。然而母亲却特意指出一张与她们同龄的另一种少妇的照片（图87），建议我一并刊出。那是父亲当年在海关当职员时，一次郊游时为一位农妇所拍的照片，那位农妇姓甚名谁，当时既不了然，后来更毫无信息，但她的这张照片，却几十年收藏在了我家的私人照相簿中。想来她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如今该仍在世吧？她的命运轨迹，当与我母亲那样的知识妇女完全不同。她对“后事”的想法，会是怎样的呢？

原来我以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达，生活的富裕，教育的普及，人们对待后事会更加理智，更加开通，更加洒脱，但当我今年春天去了香港，目睹到一些办后事的迷信场面时，我的这个想法瓦解了。请看两张我在香港青松观拍下的照片（图88、89）。我不想讥笑什么，也不想否定什么。我只是更冷静更深刻地意识到，不仅我们这个民族，而且整个人类，自然囊括着你、我、他，都还处在相当幼稚的状态。有神论者很难感化无神论者。无神论者很难说服有神论者。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关于生和死，都还缺乏深入的探究。

挚友再复在散文《死之梦》中说：“死是容易的，生却很艰难，一切壮观都产生于生中，连死的壮观也是生时所设计的。”对于我来说，无论是生与死，恐怕都难于达到壮观。但我清醒地认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又是一个必须与群体协调的个体，我必须在独立性和协调性的交叉点上确立我生之价值。至于死，至于后事，我现在不去想它。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