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照相簿》之五《名门之后》发表不久，就有一位张姓的同志找到我家。开头他挺激动，他说：“你写的那一家，怎么会是张之洞的后代呢？我家才是，我家有家谱，而且我的姑奶奶还活着，如今九十岁了。她用放大镜把你那文章里印的照片看了又看，不住地唠叨：‘这都是谁呀？我怎么一个也不认得呀？’我也想不通，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记事了，我家也在昆明，倘若你写的那个张焌是我们的近亲，怎么从不记得我家跟他家有来往？就是不走动，也该听说过呀……”

我不怀疑他的真诚。他肯定是张之洞的后代之一。但我提醒他，张之洞一生经历复杂，妻妾众多，而且每迁驻一地，保不定还娶有并未刊人家谱的女子，所以他们张族的后代，一定是众多的。分支既繁，互不相知的情况肯定是有的。我所写的张焌这一支，也许的确远非他家那般的嫡系，但我拿出刊物，请他再看一下所印张之洞和张焌的照片，两人的面像是那么相近，明显地有着遗传的印迹。我又对他说：“我这《私人照相簿》专栏内的文章，都不是考据性的东西，不过是采取非虚构的方式，揭示一点世态人情，抒发一点命运之感。在我看来，张焌即使并非张之洞嫡子，或者竟是他的后人误记了家谱，都并不动摇我在《名门之后》这个题目下所发的感慨……”他平静下来，微微颔首说：“这个张焌即使不是我们一族的，他家几代人的经历遭际，倒也同我们家族相近，对于你文章中所抒发的感慨，我们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在出书的时候，将我们这方面的意见也记载一下。”我自然极愿遵命。临别的时候，他又说：“其实，这些年来，特别是‘文革’当中，我家对祖上是张之洞这一点，本是讳莫如深的；就是今天，争到一个张之洞的嫡派血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实在只不过是读了你的文章，本能地要来辩白罢了！”我望着他满头的白发，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心中不知为什么升腾起阵阵惆怅……

过了几天，我接到张露的电话。张露就是《名门之后》一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学生，我把她算作张之洞的第五代，她在电话里说：“我知道有人提出疑问了，我倒没有什么，可我家里怪我孟浪。我父亲让我告诉您，其实我们家并没有什么家谱，我祖爷爷张焌究竟是不是张之洞家的，很难说，也许是听岔了……您最好登一个更正，对于我们家来说，不跟张之洞的名字挂上钩会更好一些。我就更不想跟任何名门名人挂上钩，我不是早跟您说过了吗，我就是我自己……”

现在我就在这里更正：《名门之后》里所写的张焌及其后代，可能与张之洞并无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命运遭际，依然可资体味，所以我仍旧将这篇文章收入了这本书中。

说实在的，如果我真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我是很愿按迹寻踪，彻底弄清这个名门的谱系的。但一位阅历比我深的朋友劝诫我说：“那不但绝非一个小说家所应做的事，而且，你想想，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谁愿把自己的出身同张之洞这样一个封建大官僚挂上钩呢？设若是当年费了很大气力才脱了钩，谁又愿意在如今再去挂钩呢？如果一旦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不麻烦了吗？”我听后沉默不语，心中的惆怅更加浓郁。

《私人照相簿》陆续在《收获》上面世后，也颇有一些同行给予鼓励，也有一些读者来信交流感慨，更有主动来同我挂钩，表示愿意提供照片，助我成文的。但总的来说，搞这么一种文学实验是费力不讨好。搜集和选用照片，往往备极艰辛。读者或者会嫌我过多地刊用了自己家族的照片，中国人是最以自谦为美德的，不仅“家丑不可外扬”，就是“家荣”，也以为还是由别人来说更好，所以我的这种做法，实在已相当“出格”，但形成这种局面其实原非我愿。别人的照片，借来用谈何容易。我是尽量想多用别人家照片的，但私家照片，有时借人翻阅尚且不愿，又能碰上几多慨然愿被刊印的豪爽之士呢？一位读者，先头兴冲冲地主动给我拿来几十张“文革”中拍摄的照片，都极精彩，如接受检阅的激动面容、徒步长征的豪迈身影、刷写大标语的一瞬、表演“抬头望见北斗星”的一景、与贫下中农同开批判会的场面，等等。加上他的娓娓回忆，足可构成一篇冷静而丰富的《十年心迹》，我也确实开了笔。但他突然又反悔了，不愿再提供那样一些照片，而且他的理由是非常正当的：“这些照片上的我，客观地看上去都是狂热病患者的面容，印出来不等于示众吗？倘若大家都不怕当众忏悔，倒也罢了，可如今谁见着过有这类东西印出呢？我还是别当‘傻帽’吧！”我当然是尊重他，奉还全部照片，并感谢他最初的好意。

一位同行对我说：“没想到你有那么多‘家底儿’可以抖搂。”“家底儿”指的是我家的旧照片。其实，我抖搂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一些旧照片，很有刊印的价值，但因为其中有的人物，不是我这样的晚辈所能妄议的，所以我很犹豫。一位到我家看过这样一些照片的朋友，多次怂恿我将有先烈孙炳文及其亲属的照片发表出来，并写成一篇介绍他们壮烈事迹的文章，我也屡有冲动，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壮丽事业中，孙家是个典型的革命家庭。孙炳文牺牲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的大屠杀中，他的爱人和同志任锐继承他的遗志，一九三六年带着长子孙泱、女儿孙维世奔向了延安，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没等看到新中国正式诞生便溘然长逝于天津，而孙泱和孙维世，竟又相继惨死于“**”当中，一家而捐躯四口，该是多么悲壮。但他们都是党史上的人物，亲属、同志健在的还有不少，我只不过是在自家的私人照相簿中，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仍保存着他们一些面影的照片收藏者而已，实在是没有资格为他们立传，更没有资格对他们评议的。但每当望着这些照片，这样一种感慨总是油然而生：革命，确实是需要付出牺牲的啊！而最惨痛的牺牲，不是遭到公开的敌人的杀戮，却是被混进革命阵营的坏人以“革命的名义”将你当作“反革命”害死！孙泱和孙维世这一对兄妹在“文革”中的悲剧，便足令人长叹不已。我祖父固然同孙炳文是好友，我父亲也还同孙家保持着一些联系，到我自己，则已与孙家不甚相干，但手里提着一些有关的照片，心里总不禁怦怦然，真怕时间流逝之中，这一家四口捐躯的可歌可泣之事，渐渐地湮灭无闻。想来他们的亲属、同志，以及专门研究党史和表彰英烈的人们，会有一天专为他们写一本书的吧。

读过我这《私人照相簿》前面各篇的读者，大概会产生这种想法：你怎么写来写去，净写些知识分子？我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都建议我“不要光写一类或相类的人与事，为什么不写写老八路、新四军？”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体谅到，因为我这文学实验是要以照片与文字相辅相成，而以往有可能照许多相，以及有可能留下较多旧照片的，总以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居多。不过，我确也花了不少气力去访寻能提供较多照片的老革命。而且，鉴于知名的老革命属于列入正史的人物，我不能妄加描绘，所以我希望能找到普通的老革命，倒不是对普通的老革命便可随意描绘，我的意思，是相对而言，总比较容易下笔，并可使其内容与其余各篇配套，因为我这“私人照相簿”，总的构想，是透过最普通的，乃至不够“典型”和一般是被人忽略乃至遗忘的人和事，来唤起对历史和命运的幽幽情思。

现在我便暂且放下具有文物价值的关于孙炳文一家的照片，而先将一对很普通的老革命的照片，连同他们那生死相依的经历，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在北京东郊一家大工厂里，仍保留着一片平房宿舍区，那红砖的排房已经相当陈旧，各家又在屋前房后接出了高矮、质量不一的小屋，好在各自都拦出了一块小小的院落，向日葵盛开着，瓜棚豆架织出片片绿荫，又有缤纷的草花点缀其间，望去倒也颇为悦目。

在其中一个小院里，我拜访了一对老革命。我没有想到，他们能提供给我这么些很有意思的照片。

这老两口，女方叫张素琴。她一眼望去，便是个江浙人。开口说话，更显露着上海口音。她还保存着她平生头一回进照相馆所照的相（图144）。那时候，她已是上海日资公大纱厂的工人，一月有一斗米的收入，时年二十岁整。她出生于上海宝山县月浦镇，原来姓钱，家有十个孩子，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这许多孩子，她便于落生三个月后送给了张家，这张家夫妇也是穷人，抱她过去没几年竟先后逝世。于是她便由也是抱来的一个哥哥带到上海，开始了艰难的挣扎。她在小菜场拣过菜帮，在工厂后墙拾过煤渣，给阔人家当过丫头，吃过的苦头一言难尽。后来好不容易才进了纱厂当了工人，但哥哥偏这时候又劳累而死，她就用那一斗米的工钱，养活自己、嫂子和侄儿侄女四个人。她下了很大决心，才在二十岁生日那天，进照相馆照下了她人生中的头一个留影。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裤，那条裤子相当肥大，但能从旧货摊上用比较低廉的价钱买到，她已经非常高兴了，更何况裤子上不仅没有补丁，倒有一点装饰性的裤袋包边和纽扣，穿上它真有点飘飘欲仙哩！至于脚上的那一双鞋，记得是向同车间的一位阿姐借穿的，酽酽姊妹情，至今难忘！

在曹家渡蚊蝇成阵的破烂住屋中，她头一回接触到给她讲革命道理的人，那是一位灯泡厂的工人，他个子不高，一双眼睛也小，但讲起将来那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社会来时，两只眼睛便灯泡般闪亮了……在他的启发鼓励下，她参加了一个由织绸厂、灯泡厂、纱厂工人和商号店员组成的学习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她注意到一个山东大汉。

这位山东大汉便是后来同她结成终身伴侣的王殿文。我们可以从一张十多年前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拍下的照片上，看到上海的一种典型景象（图145）。至少在这个镜头之中，那三层的楼房还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旧貌。那时候那里是诚新昌商号。那类商号当年上海很多，带有旅店性质，各路商人可在那里留宿并进行交易，后面有仓库可代客存货并代理经销。王殿文从山东家乡到这家商号当练习生时，还不到二十岁。在普遍的抗日救亡气氛中，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觉得不能只是谋一个饭碗，而应当用业余时间学到一些实际的救亡本领，当时的热门是学习俄语和参加宣传，于是他去投考了一家中国艺术学院，先学表演，后学编导，他向往成为一个用戏剧宣传抗日救亡的志士。现在我们看到了他当年的“上课证”（图146）。从所附的照片上看，他也许确实不适合走演员的路，他的眼睛偏小，不过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眼睛也并不大，但于是之的台词功夫是难以匹敌的，而直到如今，王殿文说话还带着明显的胶东口音。在这个“上课证”的背后，开列着当时各项课程及其教师的名目，如“戏剧概论——穆尼”、“化装术——周起”、“创作方法论——鲁思”、“舞台装置——朱清”、“艺术社会学——刘汝沣”、“欧美戏剧史——罗明”……不知这些教师后来遭际如何，亦不知如今是否仍健在，但王殿文总还是感激他们的——毕竟是他们给他开阔了眼界，使他不至于以练习生——店员的生活道路而了其一生。当时该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很有一部分愿意走向社会、走向实际，王殿文便是在这种潮流下参加了工人、店员们业余组成的学习小组的。这种学习小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的外围组织。

张素琴与王殿文相爱了。现在回忆起来，他们依旧沉溺在甜蜜之中。都是受苦出身，联系双方的纯粹都是感情，并无任何物质的、功利的因素掺杂其中，所以他们不羞赧，不作态，坦然相爱于众目睽睽之下。可惜的是那一阶段中他们竟没有共同去拍过一张照片。

一九四四年，他们随地下党组织的小分队由上海迤逦进入了胶东抗日根据地。那里是王殿文的老家，他参加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立即如鱼儿畅游于春水之中，但张素琴却很经受了一番锻炼，才过了两关——是语言关；一是水土关。不久，他们在根据地结婚了。但他们并不能在一起生活，因为王殿文不断地在文化战线上流动，而张素琴身背盒子枪，人称“假小子”，更为频繁地随着县长和武装部长到各处去开辟新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她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发展并推进妇救会的工作。至今王殿文还保存着张素琴当年写给他的一封信：

殿文：

你连来三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来信以后，我也没写回信给你，因为自己连写字的纸都没有了，所以拖到现在也没有写信，请你原谅我吧！

我被钢雷炸了。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南边发生情况，我们就往外转移了，爆炸队的同志便到里边下上地雷，而我也不晓得，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回去看仲西林同志，一进门口里边，便踩上了地雷，到那时候，地雷往上轰隆一响，自己吓得不知道了，房子里边到处冒着烟，人也看不见了，这时耳朵聋得什么也听不见了，等了几分钟，仲同志在外边喊着，我才觉着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的时候往身上一看，身上的夹袄后边炸得没有了，走到外边来一看，别的地方没有伤，只是两腿上伤了一点，手上伤了一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现在已经好了，希望你不要挂念，安心地工作吧！

现在民站的同志都调动工作了，只有光棍司令我一个，到以后也许变动，因为以后的民站，要由地方上的干部来建立，外来的干部一律调动，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决定，决定以后再说吧！

素琴上（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信中所说的挨地雷炸而大难不死一事，发生在竹庭县黑林村。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这类的事情实在多不胜数。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这样的情节都只能归于雷同与平淡，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在他们夫妻的生死相依的生命历程中，却永远能激起感情的波澜，永远不能忘怀。那发黄变脆的信纸和早已褪色的墨迹，永远比最优秀的小说和最杰出的影片更使他们心**神驰。这就是非虚构的特殊力量。在条件成熟时，我是否也该进行一种搜集、爬梳、阐释“私人通信录”的文学试验呢？

还是来看照片。这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照片了。当时张素琴和战友们随军南下，路过泰安时，同战友赵秀芳跑进一家照相馆照了这样一张相（图147）。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们二人在镜头前摆出了一种正在迈步前行的姿势，这是她们激昂心情的表露，也是大军南下的时代气氛的见证。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素琴随军到达郑州，转到郑州市总工会，分管烟厂方面的群众工作。郑州当时有几十家大小烟厂，她常带领烟厂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保障工人权益。这一时期的照片上她常坐在中间，并有工人姐妹亲昵地扶住或搂住她的肩膀，并非偶然。（图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殿文当时到了武汉，在中南行政区新闻出版局工作（图149），张素琴终于也到了武汉，与王殿文汇合，这时候他们才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算是填补空白的结婚纪念照（图150）。除了头上的八角帽外，男方脚上笨重的皮鞋和女方腰束的宽皮带，都具有那一时代的特色。只是那照相馆的背景图画，还软绵绵地没有跟上时代的趟儿。

开列他们这对夫妻的履历是没有必要的，履历往往并不能精确地反映出入的命运。总之，后来他们调到了北京，又同时到了这家工厂，分别担任了不同的行政领导职务，现在他们又都已离休。我从他们后来的大量照片中，挑选出了几张刊印在这里（图151、152、153、154）。我没有深问他们，但已知道他们也有坎坷的一面。我指的还并不是读者可以猜出的“文革”初期所受的冲击。有一些属于革命者，属于老革命的辛酸，是反而更难以也不必要公开描述的。

这一对老夫妻是充满情趣的。没有情趣的革命者往往把人吓走，因此到头来也革不好命。革命本应使人们生活得更加有趣，而不是相反。

当我翻检了一通他们的大量照片，正赞叹他们的大方时——我举出同他们相反的例子，某些人家就很不乐意拿出他们所有的私人照相簿供我任意翻阅——张素琴诡秘地笑了，冲老伴睒睒眼，又冲我努努嘴，然后说：“我倒大方，可他呢？他呢？他有的宝贝，可舍不得拿出来给人看哩！”

王殿文像孩子般地急促摇头，连连地说：“人家刘同志要看的是这个簿，不是那个簿嘛！”

我这才想起来，介绍我来访问他们的同志，告诉过我：“老王不但有私人照相簿，还有私人集邮簿，而且他还藏有一枚全国乃至世界上有名的解放区邮票！”

我心里很想一睹那张名票的面目，面子上却不好意思得陇望蜀，便讪讪地说：“这回让我看了这么多照片，已经很满足了！”

王殿文立即呵呵地笑着说：“是呀，是呀，不要看得太累了啊！”

张素琴便用眼睒着他，抿着缺牙的嘴笑，笑完了说：“累不累倒没有什么，只怕看呀看呀吸到眼珠子里头去了，把你急死了！”

我至今还没有能看到王殿文那张独家藏票——“县办报刊专用”邮票。不过他的朋友提供了一个有关的首日封，现在我也把它刊印在这里，作为一组照片的补充（图155）。这张“县办报刊专用”邮票是他一九四六年得到的。他曾在《集邮》杂志上撰文说：“那时，我在山东解放区文协负责秘书处工作，机关的驻地在临沂城内，后转移到莒南县马棚官庄。是年春天，上级下达个通知，说是在华的美国友好人士要信销过的解放区邮票，然后由他们带回美国；一枚解放区邮票可换美金一元，所得款项用来支援解放区的建设。上级要求各单位的秘书部门，把各解放区往来信件上的邮票一律搜集起来，听候上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收集到数千枚邮票。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向解放区展开了全面进攻，上级迟迟没有派人收取这些邮票……一九四七年五月的一天，我从日照县邮寄油印小报的信封上，见到一枚盖有日照县邮局戳记的红色‘县办报刊专用’邮票后，很是喜爱，便小心翼翼地将它剪下来，夹在我的采访本里。很可惜，那时我还不懂得收集实寄封。”后来，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被迫丢掉了数千枚邮票，只保存了几十枚石印或油印的邮票，其中就有这最珍贵的一枚，除他所藏的一枚外，现国内仅中国革命博物馆还存有两枚，但都是新票，不如他这枚盖销票出色，而最妙的是当年邮递员盖邮戳时，恰好把“日照”这个地名盖了上去。

王殿文所存的这枚邮票，曾被有的权威人士否定，认为那算不上是邮票，他离休之后，头一桩大事便是自费到山东老区调查，结果竟从日照县邮电局留存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当年发行此票的正式通知和所附“专用邮票样式”，铁证如山，专家们不得不首肯了这张邮票的价值。

这一对生死相依的革命夫妻的晚年是幸福而充实的，光是集邮就能给他们带来无比的乐趣。

一些人出生，一些人活着，一些人死去，一代又一代人再一代人交叠地互相覆盖着、脱离着，结果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一些画像，一些照片，近、现代则又有录音和影像，一小部分人还占有着辞典里的几行、几十行乃至半页的篇幅，想起来既热闹，却也寂寞。

在一个雨天，在乘客不多的电车上，我听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女孩，奶声奶气地问她的母亲：“妈妈，谁是刘少奇呀？”

又在一个赤日炎炎的下午，邻居家的一个读夜大的小伙子，在楼梯口遇上我，懊恼地说：“……今儿个考砸了，那个填空该填郁达什么夫，我愣想不起来……”

“永远不要忘记！”这提醒本身就说明，人们是多么容易忘记。

孙炳文，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杰出人物之一，今天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他呢？就是我，除了知道个大概外，也简直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我家一直藏有几张关于他的照片。有一张是他与我祖父和一位叫李贞白的先生的合影（图156）。大约摄于一九一九年之前。我祖父站在当中，右边身材比较魁梧、身着中式装束的，便是孙炳文。那时他们三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祖父大约年龄居长，所以站在当中。再一张是孙炳文和任锐的结婚照（图157）。新婚夫妻的装束颇为奇特，新娘的裙袄和披巾尤为别致。我祖父站在第三排左边，当天他是证婚人。地点据说是在北京的中山公园。照片上的另外几个人是谁，如今已无从考稽。这张照片的时间或许还比前一张略早。因为据一篇文章介绍，一九一九年，孙炳文便赴德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去了，而任锐则留在北京，一面抚养孩子，一面继续读书。所以这张结婚照或许摄于一九一七年或一九一八年。第二排两位女宾的高领卡袄，也恰是那一时期的常见样式。

孙炳文于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中被害，据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一定要把他杀死，听我父亲说，他是被拦腰截为两段的。

我母亲（图158）对孙炳文和任锐更熟悉一些，因为她曾寄住在他们家中。那大约是一九二六年，我祖父已跑到广州参加大革命，我父亲则在外地谋生，只剩下我母亲随我祖父的后妻过活。我那后婆婆对我母亲很不好，动不动甩脸子乃至于打骂，严寒的冬天，也不给母亲住的小偏屋升火，母亲的双手冻成了胡萝卜样，又在母亲住屋门口放了一只泔水缸，天气稍暖，屋里不那么冻得慌了，却又让阵阵馊味熏得难过。正当母亲挨不下去的时候，有一天她从屋门口泔水缸中发现了一封撕成两半的信，那显然是后婆婆撕的，但又故意不撕得粉碎，意在让她拣出来拼看。母亲拣出来拼看后，才知道正是孙炳文（她称他为“孙叔”，但她又称任锐为“孙婆婆”，不如何以这样地称呼）写给她的信，大意是说已知她的处境，让她立即离开后婆婆，到他们家去。母亲激动得不行，便卷了一个小小的行李包，毅然离开了那个只给她留下屈辱与痛苦的小院，投奔了孙家。孙炳文一生的业绩轰轰烈烈，这样一桩小事，就他一生而言不过是小小的插曲，然而我母亲，我们这些子女，对这桩小事却永志不忘。对于朋友的一个儿媳妇能这样地关心、这样慷慨地收容，在今天，也并不是多数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做到的。

据母亲回忆，从那时候她的眼光看去，孙家是有点特别，母亲看惯了当时社会上妻子遵从丈夫的家庭模式，而在孙家，孙叔和孙婆婆之间则极为平等。孙婆婆经常主动同孙叔争论，争论得非常之激烈，争论的内容，母亲是听不懂的，但绝非家庭中油盐柴米一类的琐事，都是些重大的社会题目，尤其令母亲吃惊的，是孙婆婆往往占着上风，最后竟是孙叔向她点头称是。她还记得孙泱那时候已经上到中学，迷恋上了《红楼梦》，常常躲在帐子里躺着读《红楼梦》，还不惜把自己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去购买各式各样的续书，但续书没有一本令他满意，最后床下扔了一地的劣质续书。

在母亲的记忆里，孙婆婆的形象镌刻得更深一些，一九四九年任锐病逝后，母亲把《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悼念文章读给我们听，文章中有一个细节，说在行军的途中，她骑在马上，大声地唱歌，鼓舞战士们的斗志。读到这里，母亲停下来，点点头说：“对，孙婆婆就是这样，她很豪气的。我能想出来，她唱歌的神气是什么样。那真是别人都难比的。”

在我搜集到的另外两张照片中，我们可以再睹这位不寻常的革命女性的风采。那都大约摄于一九一七年左右。一张单人照，不仅端庄美丽，而且神态中透露出一种自信与**（图159）。

另一张四人照虽然摄于照相馆中，但完全打破了照相馆拍照的惯常模式（图160），孙炳文与她竟各自若有所思地反坐在当中，姿态奇特，最令人惊诧的是地下扯来一些稻草，很不规整地铺放着，把后面甜腻腻的布景所构成的情调加以改变，这种出格的布置是否蕴含着一种对现实的反叛情绪？

万没有想到，“**”当中，革命烈士的儿女——而且本身也是多年参加革命的好干部孙泱和孙维世，竟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孙泱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在被残酷地批斗后，据说有一天发现他竟被绳子勒死在关押他的房间的暖气上。而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著名导演孙维世被蛮横地逮捕后，据说一直被反铐着双手，牺牲后的景象惨不忍睹。这里刊印出两帧孙维世早年的照片。其中一帧是她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在苏联的合影，背面有她的亲笔题字（图161、162）：“亲爱的妈妈：在我旁边的这个姑娘叫独伊，是烈士瞿秋白同志的女儿，她会唱歌会跳舞，比我小一岁，现在可以同我们讲中国话。妈妈：把我们的快乐带给你！你的兰儿。二月二十一日。”哪一年的二月二十一呢？不得其详，大约是苏联卫国战争年代吧。另一帧单人照或许时间还要稍早一点（图163）。孙维世同她的母亲任锐，多么地相像啊！在延安抗大，她们母女同为学员，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亲昵地称任锐为“妈妈同志”。当孙维世到了苏联，寄回照片以后，“妈妈同志”看到这照片时，该是多么快乐啊！然而谁能想到，若干年以后，“妈妈同志”的儿子和女儿，却被当作“黑帮”，当作“反革命”、“特务”，死得同他们的父亲一般惨！

是的，革命总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可能发生的，但像孙泱、孙维世这样的惨死，难道是我们于心可忍的吗？难道这一类的牺牲，今后还可任其出现吗？把明明是无可怀疑的革命同志，硬诬陷为敌人，置之死地而后快，都是披着“左”的外衣的人干的，以“左”反“右”，总是不仅落在实处，落在具体的人身上，而且往往造成流血，造成灵魂的酷刑，但当我们以正确反“左”时，为什么往往就不落实呢？反“左”往往停留在抽象的批评上，而并不触及搞“左”的人，结果是一旦有机可乘，“左”便重新抬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吃了“左”多少苦头啊！甚至让“左”吞噬掉了孙炳文和任锐这样的双烈士的一双儿女！在如此惊心动魄的惨事面前，我们难道还不该猛省吗？这毕竟只是一册“私人照相簿”，它担负不起“时代缩影”或警世诫人的作用，它或许只能勾惹出一些联想，一些情绪，一些疑问，一些求索。现在我阖上这一册“私人照相簿”了。同你一样，每当我们观看、摩挲了一番私人照相簿，把它终于阖上以后，我们便又投入了眼前的生活。毕竟我们活着并不是为了照相，而照相是为了更好地活着。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八日写于北京劲松东街绿叶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