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宦海之中，有一个游戏规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底识时务者是不是俊杰，还是先让历史来说话。

在朝廷上玩得高明的人深知：人生本来就是演戏，要在朝廷上当个好演员，不能太精明、太认真。但一定要识时务，做事不能太糊涂，做人不要太圆滑，花拳绣腿可以玩，但绝对不玩过头，要以主子的眼光行事，又不伤及对手毫毛，还可博得满堂喝彩，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

1．不要灵魂要乌纱

灵魂不重要，重要是能在朝廷上保住自己的乌纱，官大一级压死人，古代封建官场就是这样，善识时务者，宁要乌纱帽，灵魂不计较。

东汉胡广“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周流四公，三十一年间，虽然几经波折，但始终高居“公台”不下，可谓是“善识时务的俊杰”。

东汉熹平元年（172）三月，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官僚死于病榻。这一消息，惊动了上至皇帝，下至公卿百官。汉灵帝特派五宫中郎将“持节奉策赠太傅、安乐乡侯印授，给东园梓器，谒者护丧事，赐冢茔于原陵，谥文恭侯，拜家一人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灵数百人皆绰絰殡位，自终及葬”。这样高规格的隆重葬礼，自“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有幸享受这份殊荣的，就是胡广。

胡广，字伯始，南郡华容（今湖北潜江南）人，二十七岁察廉入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宦海生涯中，胡广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先后担任过尚书仆射、地方郡守、大司农等要职。尤其是从顺帝汉安元年（142）起，他“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周流四公，三十一年间，虽然几经波折，但始终高居“公台”不下。其实，这并非因为他有治理国家的卓越才干，而是因为他以庸碌苟且为立身之本。

胡广初入仕途时，屡有谏章呈上，虽然都是些“柔而不犯”的文字，但毕竟说明他彼时尚能持正守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广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世故，日益变得圆滑起来，特别是他登上三公高位之后，完全蜕变成一个胆小如鼠、耽于利禄、锐于保身的庸碌苟且之臣。

本初元年（146），外戚、大将军梁冀毒死了汉质帝后，又欲拥立幼疏之人为帝，以利于自己专权。太尉录尚书事李固对此忧心如焚，认为选立继嗣一事应该“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不应由梁冀一人独决，于是便写信催促梁冀早日讨论此事。当时担任司徒的胡广及司空赵戒也在信上签了名。李固、杜乔等正直大臣拟立年长持重、以德行著称的清河王刘蒜，胡广起初也附和此议。但梁冀竭力主张立自己未来的妹夫刘志，双方争执不下。梁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在朝堂上大发雷霆，胡广等人见此“莫不慑惮”，立刻改变了以前的主张，口口声声地表示：“惟大将军令”。只有李固、杜乔二人昂然不屈坚持己见。梁冀随即以胡广接替了李固的太尉之职，拥立刘志为帝，是为桓帝。第二年，梁冀又将李固抓进监狱，定下死罪。李固临终前修书一封于胡广、赵戒，信中说：“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汉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面对李固的一腔正气之言，胡广等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但仍昧着良心不愿出面相救。就在李固引颈就刑弃尸街头时，胡广又从梁冀手中接过了育阳安乐乡侯的印绶。人们就此事编了一首童谣在京师传唱：“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表达了对李固刚直不阿之举的敬佩和对胡广之辈“徇名安己”、“求生以害仁”的深恶痛绝。

为保全乌纱而阿附曲从权贵，对胡广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在建康二年（145）时，胡广就曾秉承当权宦官的旨意，上奏弹劾左冯翊滕抚，使这位不交权势的正直大臣被罢官。元嘉元年（151）时，桓帝“欲褒崇大将军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胡广带头“称冀之勋德”，肉麻地把梁冀吹捧为汉代周公，建议桓帝封梁冀为王，“赐之山川、土地、附庸”。由于胡广不遗余力地献媚梁冀，延熹二年（159）桓帝诛灭梁冀后，他便以“阿附”之罪被免官，减死一等，夺爵土，免为庶人。但这对胡广来说只是有惊无险，他在朝中多年，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加上他和中常侍丁肃为儿女亲家，与宦官集团亦往来频繁，所以，很快就重新入朝为官。延熹九年（166）五月，官至司徒，复封故国。胡广上任不久，太原太守刘踬、南阳太守成瑨因得罪宦官而遭弹劾，定下死罪。依当时制度，此事还须三公审批方能执行。太尉陈蕃和司宛刘茂明确反对，上书进谏，胡广迫不得已，也在奏书上签了名。桓帝见奏大怒，“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胡广立刻改口，“不敢复言”。后来陈蕃、刘茂均被罢官，而胡广却官职依旧。

在两次“党锢之祸”中，许多正直人士被捕杀，胡广则毛发未损，平安无事。不仅如此，他还在建宁元年（168）接替被宦官杀死的陈蕃，担任太傅、录尚书事。他不以国家政务为念，一味趋炎附势，人们为此又编了一句歌谣来讽刺他：“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据《后汉书》记载，胡广“有雅才，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他一著述很多，弟子甚众，著名大儒蔡邕即出自他的门下。但作为一名政府大员，他却毫无节操，完全从保命保官的心理出发，奴颜婢膝地依附于外戚、宦官的羽翼之下，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帮凶说他是好党也好，说是毫无节操也罢，反正安安稳稳，做官一生，在九泉之下还享受隆葬礼，这也足够了。

2．脸厚而心不黑的韩信

韩信，汉初三杰之一，以甘受“**之辱”闻名于世。可他善小忍不善大忍，脸厚而心不黑，最终替刘邦打下天下，却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

韩信是秦代东海郡淮阴县（今江苏淮阴）人，出身于一个贪寒的农民家庭。

韩信十五六岁时，母亲去世了，只留下他孤零零一个人。韩信自母亲去世之后、立志成名的决心愈来愈坚。他不屑于务农、做工、经商，而醉心于学武习兵。经常刀剑随身，舞枪弄棒，并潜心苦读兵书战策，认真学习和钻研各种用兵的谋略与方法。

韩信胸怀大志，专心一意地学兵，但现实生活却是无情的，给了他不少的打击和凌辱。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这是很有道理的。失去母亲的照顾，又不会料理生活，没有经济来源，吃饭便成了韩信的最大问题。他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常常四处寻食，到邻里或熟人的家中混些饭吃，因而人们都不愿意理睬他。

堂堂七尺男子，有手有脚，竟然过起乞讨生活，如果脸不厚是难以做到这一地步的，当然这也体现出了韩信善于忍耐。

有一次，韩信饿得他有气无力，形容憔悴。当时有几位老太太经常在河边漂洗绵絮，其中有一位善良的“漂母”见他饿得可怜，便主动将自己带的食物分出一部分给他吃。韩信天天来钓鱼，这位“漂母”也天天来漂洗绵絮，天天带些东西给他吃，一连几十天都是如此。韩信在饥饿绝望之中得到这位善良“漂母”的帮助，真是感激涕零。有一次，他对“漂母”说：“老人家，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将来一定会重重地报答您。”出乎意料，这位“漂母”听了之后却很不高兴，十分生气地说：“你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维持，靠别人施舍过日子，还会有什么出息？我不过是可怜你，才给一点饭吃，哪里是指望你将来的报答！”“漂母”的话像针一样刺痛着韩信的心，他完全懂得这话是“爱”而不是“恨”，因而羞愧难容，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淮阴城里的年轻人多看不起韩信，经常当面污辱他。有一天，一个青年见韩信身佩宝剑走来，便故意侮辱他说：“你虽然身高体大，喜欢挎刀带剑，其实不过是个胆小鬼！”周围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弄得韩信很难堪。这个青年越发得意，当众指着韩信说：“你要是好样的，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如果你这点勇气都没有，贪生怕死，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说着，便叉开两腿。韩信心里琢磨着，此人虽然不怀好意，但是跟他计较也没什么意思，于是就趴在地上，从那人的裤裆下钻了过去。在场的人哄堂大笑。从此，韩信“受辱**”的事，就在淮阴城里传开了，人们一提到他，就轻蔑地说：“那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尽管这件事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表明，韩信脸厚无比，生怕自己死于青年人的手下，为了活生，宁愿不要自己的尊严，从别人的**钻过去。

韩信在孤独、贫困、屈辱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显示出了他脸厚无比，靠别人生活，在别人处寄生为生计。而且，死要面子，没有钱，没有武功爱背长剑，一旦要跟他比试，他宁愿钻**也不敢于一试。可想而知，韩信年少时脸善于忍耐。

韩信后来的成长和他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以及最后的衰落都与萧何有关，所以历史上有这样的说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韩信最初追随项梁、项羽反秦，他多次提出建议和计策，但项羽都不予采纳。汉王刘邦率兵入蜀后，他亡楚归汉，先后任连敖和治粟都尉，仍未受到汉王的重用。他多次与丞相萧何交谈，萧何对他的见识和才能十分欣赏。

汉军到南郑后，一路上将领逃亡者达数十人之多。韩信以为汉王不重用自己，也不辞而别。萧何得知消息，来不及报告刘邦，亲自带人追赶。有人以为萧何逃亡，向刘邦报告。刘邦闻听大怒，好比失掉了左右手一样。过了一两天，萧何谒见。刘邦又是气愤，又是高兴，责问萧何为何逃亡。萧何说，我不敢逃亡，而是追逃亡者，即追韩信。刘邦骂道，诸将逃亡者有数十人，你都不追，独独去追韩信，这不是骗人吗！萧何说：“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刘邦当然想举兵东向，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于是答应重用韩信，打算召拜韩信为大将。萧何又说：“王素熳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刘邦答应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部将原以为自己要得大将，一看才知道是韩信，一军皆惊。

韩信拜为大将后，汉王向他请教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计策。韩信认为，从勇悍仁强来说，汉王如项王，但项羽不能任属贤将，只是匹夫之勇，如果汉王能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武勇，一定可以举兵东定三秦，与项王争夺天下。刘邦听了韩信一席之谈，十分高兴，有相见恨晚之感，立即依照韩信的计策部署诸将进击。汉王兵败彭城后，韩信又开避侧翼战场，定魏，破赵、代，降燕，平齐，在战略上取得一系列得大胜利。保证了荥阳、成皋一线正面战场的相持和反攻。

韩信平定齐国后，被封为齐王。楚汉战争胜利后又徙为楚王。韩信至封国后，找到原来侮辱自己的无赖少年，拜为中尉。并且对诸将说：“此壮士也。方辱我时，宁不能死？死之无名，故忍而就此。”

综观韩信在战场所取得的上述胜利，并不是依靠特殊有利的政治条件、外交条件或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是主要依靠自己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除对代军的作战外，其他各次战役都是以少胜多、以寡胜众、以劣胜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韩信的胜利从反面证明，不论项羽或北方各割据势力，其营垒中几乎没有一个堪称将帅之才的人物被委以指挥重任，这是他们纷纷失败的主要教训。

自韩信征服齐国之后，楚汉之间势均力敌，谁胜谁负，韩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刘邦不得已封韩信为齐王，是为了争取韩信，稳定形势。项羽见大将龙且救齐不成，反而折兵损将，心里也着实害怕，所以也想方设法去争取韩信。于是项羽就派说客武涉前往齐国。

武涉对韩信说：“当初，天下人民由于长期苦于秦朝的残暴统治，所以才纷纷起兵，共同消灭秦。秦朝灭亡后，项羽按功行赏，破土分封，共封了18路诸侯，目的就是为了让天下得到安宁，兵民都得到休息。可是，汉王刘邦却再次兴兵，大举东征，侵夺别人的封国和土地。已经破了三秦，占有关中地区，但仍不满足，又继续引兵出关，拉拢天下诸侯，共同进攻楚国，从而挑起了楚汉战争。看来，不把天下全部占为已有，刘邦就绝不会罢休。刘邦的为人不可信赖。现在，虽然你自己觉得和刘邦的交情很深厚，拼命地为他东征西讨，但是，将来终有一天你会遭他的暗算。你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还有项羽的存在，刘邦需要你帮助他共同对付项羽。当前的形势是，楚汉双方谁胜谁负，完全取决于你，你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如果项羽今天失败了，那么明天刘邦所要消灭的，就该是你韩信了。”

很显然，武涉的游说之辞是颇有分量的，不仅仅是为了项羽的利益，同时也给韩信指出了他的根本利益的所在；对刘邦的为人，讲得也比较切合实际。但是，韩信却作了如下的回答：

“过去我在项羽的手下时，官职不过是个郎中，任务不过是执戟侍卫。项羽对我的态度，言不听、计不从，使我非常失望。所以我才离开了项羽，投奔了刘邦。刘邦则不同，拜我为大将，让我统率数万大军，对我的建议言听计从。多亏有了刘邦，我才有了出头露日之时，获得了今天这样的地位。刘邦如此信任和重用我，我背叛他是绝不会有好报的。宁可死去，我忠于刘邦的心也不会改变。请您替我谢谢项羽的一片好意。我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

韩信的这番话，虽然包含有某些外交辞令，但基本上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他毕竟出身于一个普通的贫苦农民家庭，感恩戴德、知恩必报的情感压倒了一切。一个字也没有讲到自己的根本利害问题，断然拒绝了武涉的游说。

武涉走后，蒯通也想劝韩信反汉。他自称是看相先生，去对韩信说：“我学过看相。”韩信问：“您怎么给人看相呢？”蒯通神乎其神地说：“我看看他的骨法，就知道他一生是贵是贱。看看他的容色，就知道他是忧是喜。看看他是否办事果断，就知道他一生的成败。从这三个方面一对照，就可以判断他一生的命运如何。十拿九稳，万无一失！”韩信说：“好，那就请您给我看看相口巴！”

于是，蒯通请韩信身边的从人退下，然后对韩信说：“看您的面，您的地位最高不过封侯，而且还有危险；看您的背，前途无量，贵不可言。”蒯通所说的面、背，是双关语。意思是，跟着刘邦不过封侯，背叛刘邦，福禄无边。韩信故意装作听不懂的样子，于是蒯通回顾了推翻秦朝的经过，分析了楚汉之争的形势。他认为项羽和刘邦在荣阳对抗三年，相持不下，已经两败俱伤；韩信助汉则汉胜，佐楚则楚胜，楚汉的成败，完全取决于韩信；韩信手握强兵，占有齐地，控制燕、赵，只要跟楚汉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就会大有作为。他劝韩信说：“天授给的福分你不要，反而会得罪；机会来了，您不抓紧，就会遭殃，您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吧！”蒯通这一番劝说，虽然很动听，也很**人，但韩信还是很有主见。他说：“汉王待我恩泽深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我应该跟他同甘苦，共患难。哪能只图个人私利，违背做人的道德呢？”

蒯通听了仍不甘心，便举例说，张耳和陈余本来是刎颈之交，以后却变成仇敌，为说明“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言外之意是说，你韩信跟汉王刘邦的关系也同样是靠不住的。“您南征北战，连破魏、赵、燕、齐等国，立下了盖世无双的功劳，所以投靠楚，楚王不敢相信；归服汉，汉王也心存疑惧。您虽然处于臣子的地位，但您的权势却压倒了国君，名望在一切人之上。我真为您担心呀！”韩信只是淡淡地答应考虑考虑。

几天以后，蒯通又敦促韩信，劝他不要犹豫，应该尽快拿定主意，并说：“功业难成而易败，时机难得而易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信犹豫良久，始终不忍背叛汉王。他觉得自己立下那么大的功劳，汉王刘帮总不会再从自己手里将齐国夺去。所以，最后还是谢绝了蒯通。

说韩信脸厚，一点不为过，但对“黑”字，他确实研究不够，正是他的犹豫不决，使自己为日后的“走狗烹”埋下了祸根。

刘邦在垓下之战消灭项羽之后，他就回到了定陶（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出其不意地驰入韩信的壁垒，夺了他的军权。对于韩信来说，消灭了项羽就等于消灭自己存在的条件。随着胜利的到来，他的命运每况愈下，逐渐地日暮途穷，黄泉路近。果然像武涉、蒯通所预言的那样，项羽一死，刘邦就立即把矛头对准了韩信。

这年正月，刘邦改封韩信为楚王，定都下邳；封彭越为梁王，定都定陶。

最后刘邦找了个罪名，说韩信谋反，被吕后杀死于长乐宫。

韩信智勇双全，在汉朝建立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然而最终被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令人扼腕叹息。这一切都说明了韩信脸厚但不心黑，善小忍不善大忍。当年少时，他能忍，那是小忍；当功成业就时，他却不能彻底的忍。这就是对“厚”与“黑”字研究得不够透彻。当初天下四起时，他不知拥兵自重，等到刘邦已定天下时，又心生三心二意，既使最终不被杀，保不准也落个乱臣贼子的骂名。

虽然韩信死了，但是他那一套用兵权谋和机变无穷的军事谋略，则在军事史上永放光芒！

3．三见孝公，秦成霸业

秦朝商鞅，不识时务者，他屡屡劝导变法，虽然变法实施了他的一些措施，但最终使自己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但这样一位变法志士，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绝对的俊杰。

商鞅，本姓公孙，生于公元前390年前后，因后来在秦为政有功被封于商，世称商鞅，又叫公孙鞅或卫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卫国在春秋时期还有一定的实力，后因大国争霸，越来越衰弱，到战国时已沦为魏国的附庸了。公孙鞅就出生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长子，只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与卫人的夹缝里。国运的衰微与家道的沦落使他在少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而发愤读书。

魏国初年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学，在魏国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使魏国的力量一度“最强于诸侯”，在与秦争夺西河之地中也屡屡得手。李悝死后，留下一部记录自己的思想与政见著作即《法经》。不幸的是，他的政策在魏国并未得到很好的延续，在变法中损失不少利益的权贵们旋即又恢复了旧日的神气，魏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落。后来，吴起也曾试图将李悝的政策发扬光大，继续变法并一度略见成效，然他最终也为那些权贵们所不容，凄凄惶惶地奔走楚国去了。李悝、吴起的变法，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刑名之学在公孙鞅的心底却扎下了根。他日夜研读《法经》，反复揣摩法家理论的要旨，并投到魏相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报负显露才能的机会。

公叔痤对手下的这位卫公子并非没有留心，他见公孙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条，心中自然多了几分器重，商鞅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及露出来的抱负，也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向惠王推荐这位年轻的公子，让他有一展才能的机会。不幸的是，这样的机会还没有到来，公叔痤便身染重病卧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亲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气息奄奄，惠王不免为日后丞相人选问题忧虑。一段安慰的话语之后，他问道：“丞相的身体万一有了不测，将有谁可以辅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痤听了这话，回答说：“臣的手下有一年轻人叫公孙鞅，虽年少却有奇才，军国大事可以委任于他，愿大王能重用他。”惠王听了，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就在惠王即将返宫时，公叔痤屏退手下的人对惠王说：“既然大王不愿举用他，那么请杀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国去。”这次惠王倒是答应了他。众人走后，公叔痤派人把公孙鞅召来，把刚才和惠王交谈的情形说了一遍，并劝他赶快躲开免遭杀身之祸。公孙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肓还念念不忘国家，不觉感慨万端，他说：“既然大王不愿听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么会听您之言来杀我呢？”公孙痤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公孙鞅的判断是对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来。不久，公孙痤逝去了。惠王把他的荐言当作病重时的胡言乱语，没有采纳，而公孙鞅也觉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离去了，空怀一腔热血而无所用，便感到心头是那样沉重，目标茫然，一股怀才不遇的怅惘时时侵上他的眉梢，他开始冷静地分析时局，考虑另外的出路。既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为什么不到他国投靠一个贤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刚巧，这时他听说西边的秦国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图谋大业的雄心，正在四处求贤，招揽智能之士。那里也许是一显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

公元前361年，在魏国久未见擢的公孙鞅，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桑梓之邦，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逝，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次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眈眈。自己的先祖不曾立过撼世的霸业吗？今日的秦国为什么不能恢复到穆公时期那种称霸西戎一匡诸侯的气势呢？这位新即位的国君，感到再也不能坐视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人才，乃强国之要。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公孙鞅也是在这种形势下来到秦国的。

公孙鞅来到秦国后，通过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求见孝公。孝公接见了他，想听听他的治国之策。公孙鞅首先向孝公讲起了五帝治国的办法，说了良久，孝公没有兴趣，反而打起了瞌睡。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也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商鞅如果只在魏国这一棵树上吊死，恐怕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了。三见孝公最后换了三种不同的治国方略，终于换到孝公的心中，二人一拍即合，以法家思想为主旨，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虽然商鞅最后因贵族地主的忌恨而遭车裂酷刑，但他最初的志向还是光辉地完成了。

4．君择臣，臣亦择君

得人才者得天下，无论治国还是治乱，君要择有才能的能臣，有能臣帮忙天下才能太平；同样，无论忠臣还是名相，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君主，就是再有才华，也是美玉藏于地窖而难以发扬光大。

马援，字文渊，是东汉初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年时父亲就去世，依靠兄长为生。他胸有大志，同县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他的长兄马况常说马援是大器晚成。马况病逝后，马援守了一年孝；他对待寡嫂极为尊敬，不正衣冠不敢入屋舍相见。

后来，马援成为扶风郡的督邮。有一次，他押送犯人到司命府，罪犯一路上反复哀求，马援觉得怪可怜的，便私自放跑了罪囚，他自己为了躲避官府追捕也亡命于北地郡。后来，王莽大赦天下，马援仍留居当地从事畜牧，当时有很多宾客来归附他。马援常对宾客们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有雄心壮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几年后，马援因放牧而富裕起来，他拥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但是他却叹息道：“人生积蓄财产，须要赈济亲朋好友，否则就不过是守财奴而已！”说罢，他便把自己的家产分给兄弟故旧，自己只是穿了身羊裘皮裤。

王莽末年，四方兵起。正好碰上割据陇西的隗嚣收揽人才，招收马援入幕，拜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当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郡，隗嚣满怀疑虑，联结汉军还是联结蜀军一时不能决定，便派遣与公孙述素来相识的马援先去蜀郡，观察虚实。马援来到蜀郡，以为与公孙述会一见如旧，欢语平生。谁知公孙述却设置了豪华的仪仗队，见马援到来，先彼此作揖后，便送马援到客馆居住，一面又给马援制作了华丽的衣冠，授马援为封侯大将军。马援忙起座说道：“天下久乱，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共图成败，反而修饰边幅，如木偶一样，这样怎么能久留天下义士呢？”回去后，马援便对隗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妄自尊大，不知远谋，不如专意东方才是！”

建武四年冬天，隗嚣再叫马援奉书去洛阳城。到达京都洛阳，马援由中黄门引见宣德殿。刘秀笑迎道：“卿遨游于二帝之间，今天见卿，真是令人惭愧啊！”马援忙顿首称谢说：“当今时代，不但君择臣，臣亦择君啊！臣与公孙述是同县人，从小友善相处，上次臣去蜀中，相见时，公孙述所备礼仪极盛。今臣远来到宫，陛下难道不怀疑我是刺客奸人，礼仪为何如此简易呢？”刘秀笑道：“卿非刺客，只是一个说客呢！”马援答道：“天下反复，盗窃声名的人不可胜数。今日见到陛下如此恢弘大度，如同见到高祖，才知帝王自有真的哩！”刘秀便挽留马援住在洛阳京都，常常一起出游。过了几个月，刘秀才派大中大夫来歙，持符节送马援西归陇右。

马援回来后，隗嚣常与马援同起同睡，详细询问东方流言与京师得失。马援因此进言道：“前次到洛阳，引见了十多次，每次与光武帝谈话都是从早到晚。光武帝确实雄才大略，与众不同，而且心怀坦诚，毫无隐蔽，豁达大度，与高帝智识相同。光武帝还博览经学，文辩无比真是古今罕见！”隗嚣反复说：“光武帝到底比高帝如何？”马援说：“略有不如，高帝无可无不可；今汉光武帝颇好政治事务，动必如法，又不喜欢饮酒。”说到此，隗嚣不满意地说：“依卿所言，比高帝还胜一筹！怎么说是不如高帝呢！”然而，隗嚣还是相信马援的话，派长子隗恂到洛阳去当人质。马援也携家眷一起到了洛阳。数月之中，马援并未得到要职。马援自以为三辅（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地广土沃，便上书请求屯田上林苑。刘秀自然准许。

后来，马援帮助刘秀击败了隗嚣。建武十一年夏，马援被拜为陇西郡太守，先后讨平陇西羌人、皖城李广。建武十八年，刘秀写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刘秀常说：“伏波将军谈论用兵之道，与我不谋而合。”每有谋略，刘秀都重用马援。建武二十四年，六十二岁的矍铄老翁马援再次出征，在阵中病亡。刘秀听信了虎贲中郎将梁松的谗言，追夺马援的新息侯印绶。马援的棺柩运回来，妻子也不敢报丧。经前云阳县令朱勃上书讼冤，刘秀才允许马援归葬旧墓。

到了永平初年，马援的女儿被汉明帝立为皇后。汉明帝画中兴名臣像于云台。东平王刘苍观看了中兴名臣的画像后，对汉明帝说：“为什么不画伏波将军像呢？”明帝笑而不答。待到永平十七年，马援的夫人去世，才为马援夫妇起造祠堂。

在太平的天下需要认清时事，在动乱的环境中更要如此。马援胸怀大志，分散才物，择求明主，从容不迫，最终寻到了刘秀的头上。果然没有认错人。归光武帝后，也没有急功近利，而是搜寻时机，以自己的方式努力辅佐，最终为汉朝的中兴建功立业，功不可没。

5．识时务者多俊杰

汉高祖重用“盗嫂”的陈平而得天下。陈平连事三朝，每朝都是丞相，

号称汉初官场不倒翁，其间有什么秘诀呢？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一天，汉王帐下来了一位身材伟岸、风流倜傥的美貌丈夫。此人是阳武县人，名叫陈平，原是楚都尉，因项王发怒诛杀将吏，避祸而逃奔汉王来的。汉王刘邦听部将魏无知介绍后，立即召见陈平，直截了当地向他征询伐楚大计。陈平进言说：“大王想伐楚，目前正是时机。现在项王正率军讨伐齐地，后方空虚。大王若迅速东进，攻占他的老巢彭城，截断楚军归路，楚军一定人心大乱，容易溃散；项王虽然勇猛，但他一个人也无能为力了。”接着，陈平还把进军线路和攻伐计谋对汉王作了详细分析。汉王听了眉飞色舞，欣喜异常，觉得陈平才智谋略过人，真算得上张子房第二了。于是，不但仍旧授予他楚时的都尉官，还让他作自己的参乘（陪乘人），随侍左右，并兼掌护军。

帐下诸将见陈平刚来，又不见有什么功劳，就一下得了贵官，还跟随汉王身边，认为汉王这般抬举陈平也太过分了。下边不满的议论，汉王也有所风闻，但均不以为意；相反，更加厚待陈平。这下惹得周勃、灌婴这类功臣更加愤愤不平。他们在将士中搜集了些有关陈平的不廉行为，然后气呼呼地到汉王帐中告状，想把陈平告倒。

汉王听后，不但不生气，反而笑着说：“寡人任用陈平，是因为他有才智。你们说的那些事是德行问题。当今楚汉相争，全靠能人出奇谋，武士出勇力。那些循规蹈距的谦谦君子有啥用处！你们就不要再追究他的那些生活小事啦！”周勃等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汉王见他们走了，心理觉得有些问题还是得弄清楚，于是召陈平进来质问道：“先生，你原来事魏不行，于是事楚；结果又离开楚营，投到我处。人臣侍君可以这样不专一吗？”陈平从容回答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所以离开他；到了项王麾下后，臣见项王信任喜欢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故旧，其他人即使是奇谋之士他也不重用。臣听说汉王豁达大度，知人善任，远近豪杰都争相归附，所以臣才来投奔大王。臣来时，只身一人，除了身上穿的，余皆一无所有。如果不收受点钱财，就无法筹办活动经费。大王现在若真的认为臣的计划可以采用，就请大王听臣行事；假如认为不行；臣收的钱财全在，就全部封送官府，放我一条生路让我离开就是了。”

汉王听后，立刻向陈平赔礼道歉，并重金赏赐陈平，还提升他为护军中尉，监护诸将。这样一来，众将领再也不敢说长道短了。

从此，陈平一心一意跟随汉王身边，尽心为汉王出谋划策。他与张良成了汉王刘邦夺取天下以至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的左右手。直到十数年之后，高祖临终之前的遗嘱中，陈平仍是汉高祖托咐的安刘佐汉的重要大臣之一。陈平的英名，最终得与萧何、张良、韩信此汉家三杰一道名垂青史。

陈平的成功，与其识时务有关，他知道汉王要得天下，就需要收纳能人志士，对汉王用人不疑的了解，也是陈平择贤主而投之的一个原因。一个满腹奇谋，一个宽容信任，不计前嫌。唯有如此，汉王才得以成为汉高祖，陈平才得以成为佐汉俊杰。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登高远望，风光无限好，这是做任何事都必须具备的条件。

在汉初跟随刘邦时，陈平能识时务，但当刘邦死后，吕后专权，他一样能化险为夷，当那些立功之臣都受到吕后的打击甚至杀害的时候，惟有陈平安然无恙。

陈平曾以谋略协助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因此被刘邦封为曲逆侯，汉惠帝刘盈死后，吕太后上台，吕氏开始专权。

陈平这时虽然担任丞相，但内心对吕后肆意专权十分不满，他知道吕后忌恨有才能的大臣，而自己的文武才能远在其他大臣之上，应该躲避吕后的锋芒，保住丞相地位，等待时机削弱吕氏的权力。

从此，陈平假装放浪形骸，整天沉溺在美酒女人之中。到上朝的时候，他唯唯喏喏，从不明确发表意见，表现出一副痴愚的样子，以免引起吕后讨厌，虽然位高权重，却百事不管。

后来，吕后打算将吕姓的人立为王，征求陈平等人的意见，生性直爽的王陵回答说：“高祖曾经杀白马订立盟约，规定凡是不姓刘的人当王时，天下人应联合起来讨伐。现在立吕姓的人为王，是违背先帝的誓约。”吕后大怒。

陈平的回答却令吕后喜笑颜开：“以前高祖平定天下之后，便拥立姓刘的子弟为王，现在是太后当政，想立姓吕的子弟为王，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吕后对王陵的话怀恨在心，剥夺了他的丞相大权，降职为太傅。王陵于是请求返回故乡，以生病为由辞去官职，在家里闭门不出，直到死在家中。

陈平受到吕后重用，吕后的妹妹吕要对此十分不满，不断在吕后面前诋毁陈平，说他“当丞相不管事，白天喝好酒，晚上玩女人。”

陈平知道此事后，心中暗喜自己表演得不错，而吕后越发对陈平没有戒心，竟对他说：“俗话说女人小孩的话千万听不得，我们这样的关系，完全不要害怕吕要的谗言。”陈平继续表演下去，吕后日益欣赏他的“忠厚”，又是封王又是封侯，以表示恩宠。

然而，吕后一死，陈平便与周勃共同策划，铲除吕氏势力，诛杀吕产、吕禄等人，平定了诸吕叛乱。陈平和周勃拥立汉文帝刘恒，恢复了刘氏天下，他们两人任丞相。

西汉众多大臣中，最为足智多谋者，当数陈平。当年辅佐高祖刘邦时，频出奇计。后来大权在握，又能审时度势，不仅不滥用权力，而且设法制止了权力被非分之徒篡夺。其中原因，正在于陈平悟透了“因利制权”四个字。

权力的确可以为人带来众多方便与好处，自古至今都是人们欲求的重要对象之一。人说钱可使鬼，权力也可使鬼，它的**是难以抵挡的。

然而，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样，权力可使人野心膨胀，也可使人死无葬身之地。吕后越名分而专权，风光一时，恣肆一时，而其下场却是遗臭万年。

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使唤的奴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绝对的腐败导致身败名裂。因此，如何运用权力，大有文章可做。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的利害情况，灵活地运用权力，便叫做“因利制权”。

它所依据的是有利无利的原则。有利，则及时适当地加以运用，如陈平与周勃共除吕氏势力；无利，则暂时回避，以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如陈平佯装放浪痴愚。

顶风开船，要付出加倍的力量和代价，风向顺利时，不及时张帆顺风而驶，机遇就将擦肩而过，悔之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