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乱而治，治而乱，纷纷扰扰，使政治家几家欢乐几家愁。能在乱中取胜的政治家，必有其惊人之处，在治乱中失败的政治家，必是容小人，近奸佞之臣。当我们重新翻开历史，定能总结出众多心得，对于今人无论创业还是经商做人都会有所帮助。
1．楚汉相争论成败
刘邦与项羽争霸，项羽自刎乌江，刘邦喜登九五。其中胜败缘由，两千年来一直受人关注。其原因说穿了也很简单：刘邦之前，统治者必然出身贵族豪门，血统的重要性胜于其他一切，投胎不巧，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从刘邦开始，中下阶层的人们也有机会登上皇位，才智开始成为决定性因素。如此，刘胜项亡的原因才值得更多的人们关注了。
继秦末农民大起义之后，项羽和刘邦之间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力，又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楚汉战争。在楚汉战争过程中，项羽由强逐渐变弱，刘邦则由弱变强，最后终于战胜了项羽。其中的成败得失，很值得后人深思。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过程中，陈胜、吴广相继牺牲后，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成为反秦武装的两支主力。秦二世三年（前207），刘邦、项羽相继率兵入关，推翻了秦王朝。按照原来楚怀王的约言“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刘邦先入咸阳，理应王关中，但项羽自恃功高，企图称霸天下。当时，双方兵力极为悬殊，沛公刘邦兵力十万，号称二十万；项羽四十万，号称百万。刘邦自知实力不敌项羽，只好听从张良的劝告，在鸿门宴上卑辞求和。项羽随即阳尊怀王为义帝，徙于郴（今湖南郴州）。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分封十八路诸侯，以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汉中东）。
项羽进入咸阳后，大肆烧杀抢掠，加上封章邯等秦降将为王，使他失去了关中秦民的支持；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也使他丧失了战略上的有利地势，特别是关东屡经战乱，经济残破，使他日后不可能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至于封王诸侯，更是他在政治上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他贬义帝于江南，迁刘邦于巴蜀，徙故王于恶地，王亲信诸将于善地，以此挑动和加剧了各路诸侯之间的权力纷争，迅速激化了他与刘邦之间的矛盾，而且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处于孤立无援、被动挨打的局面。
项羽分封诸侯后即罢兵回归彭城。不久，田荣起兵反楚；于汉元年（前206）五月迎击田都，杀田市，自立为齐王；并以彭越为将军。彭越于七月击杀济北王田安。田荣并王三齐后，命彭越击楚，又以兵援助陈余击走常山王张耳，迎故赵王于代，复为赵王。齐、赵的起兵，对西楚的项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为了制止事态的扩大，项羽先派萧公角将兵迎击彭越，结果大败，不得不调遣主力击齐，以稳定局势。僻处巴蜀的汉王刘邦乘田荣起兵反楚、项羽无暇西顾的有利时机，听从韩信等人的计议，决策东向，于同年八月出故道，击降项羽分王的章邯、司马欣和董翳，迅速还定三秦，由此揭开了楚汉战争的帷幕。
楚汉战争之始，项羽即在战略上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他认定齐地的田荣为心腹之患，而张良也致书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递交项羽说：“齐与赵欲并灭楚。”以此麻痹项羽，项羽信以为真，遂无意西向，专注东方，在战略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后来，项羽虽然击杀田荣，复立田假为齐王，但由于他在齐地烧夷城廓房屋，掳掠老弱妇女，激起齐民的反抗，使田荣弟田横得以收散卒数万人，据守城阳，并以汉二年四月立荣子田广为齐王，号令齐地百姓抗击楚军。楚军主力遂困于齐地，无法脱身。刘邦以此得以乘隙击降魏王豹，虏殷王印，并声讨项羽“放杀义帝”的罪行，然后率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顺利地进据彭城。
项羽得知彭城失陷的消息后，立即部署诸将击齐，亲率精兵三万人回师彭城。而刘邦此时却为轻易取得的大捷而陶醉，收其宝货、美人，逐日置酒高会。在楚军的突然反击之下，汉军五十六万乌合之众一败涂地，士卒死伤过半，睢水为之不流。刘邦本人仅以身免，其父太公和妻吕雉却作了楚军的俘虏。
彭城之战后，楚汉之间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刘邦败退荥阳，诸侯皆背汉向楚，幸亏萧何及时调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和韩信的有力增援，汉军才得以重整旗鼓。项羽遂将战略重点移至西线，但他始终未能摆脱两线作战的厄运，无法越过荥阳、成皋一线西进。从此，楚汉双方进入了相持阶段。从刘邦这方面来说，这种相持是积极的。相持阶段一开始，刘邦就着手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有效地阻挡了楚军的进攻；与此同时，汉军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一方面坚守荥阳、成皋一线，一方面在楚军后方和侧翼开辟新战场。这一部署打击了项羽的致命弱点，很快收到了成效。
汉二年前八月至次年十月，韩信接连平定魏、代、赵、燕，矛头直指齐地，逐渐形成包围西楚的态势。项羽主力虽在汉三年前四月、六月再度攻陷荥阳、成皋，但由于刘邦采取了“高垒深堑勿与战”的战术，不仅保存了汉军的实力，而且牵制了楚军的主力，使项羽更进一步陷入两线作战、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特别是项羽不能用人，不但韩信、陈平等人弃楚投汉，连他的重要谋士范增也得不到信用。这更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连连失策，使刘邦得以调兵遣将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汉三年前五月，刘邦命彭越率兵渡过睢水，袭杀楚将薛公，直接威胁彭城。八月，刘贾、卢绾将卒二万渡河，进入楚地。彭越在汉军协助下攻徇梁地，连克睢阳、外黄等十七城，完全截断了荥阳、成皋一线楚军主力的后勤补给线。同年九月，项羽不得不命大司马曹咎固守成皋，亲自回师救援，一举夺回了陈留、睢阳、外黄等十余城。但与此同时，刘邦乘项羽回师之机诱使曹咎出击，于是大破楚军，收复成皋。东线的韩信也袭破齐历下军，进据临淄，并消灭了楚将龙且率领的号称二十万的援军，尽定齐地。项羽在正面和侧翼战场上接连遭到重大失败，有生力量丧失殆尽，腹背受敌，进退失据，陷于汉军的战略包围之中。
成皋之战后，楚汉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项羽日益孤立，粮秣得不到补充，韩信又继续进兵西楚。汉四年前八月，项羽向刘邦提出议和，楚汉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正当项羽率兵东归，刘邦却采纳张良、陈平的计策，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并且调令韩信、彭越等人率兵围歼项羽，命刘贾渡淮河包围寿春，诱使楚大司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项羽被围困于垓下，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士无斗志。项羽率少数骑兵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而告终。
项羽骁勇善战，几乎每战必胜，无疑是一个优秀的战术指挥员。他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他在战略决策上的连连失利。可是，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乌江自刎前仍说：“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司马迁在《史记》中批评他说到：“自矜功伐，奄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与项羽相反，刘邦却从楚汉的成败得失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不过，就在当时，人们就已总结过其中的经验教训。韩信初拜大将时，当面就问刘邦：勇、悍、仁、强，你比项羽如何？刘邦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韩信就此分析项羽为人，有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强，实失天下心。刘邦在平定天下后，也有一次问众臣己胜项败的缘由，并自评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筹给养，我不如萧何；运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我能用此三人杰，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不能用，这就是我胜项败的原因。
刘邦虽然出身不是大姓望族，但他的见识远在刚愎自用的项羽之上。项羽虽然豪气过人，才智也非一般人可比，但其不能深谋远虑，广纳人才，常居功自傲，源自百姓却不敬百姓。又无权谋欺诈，最终四面楚歌，乌江饮恨。
2．光武“柔道”复兴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刚柔相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总结前朝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今湖北枣阳西南），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刘秀生于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秀兄弟三人，长兄刘縯，次兄刘仲。刘秀9岁而孤，养于叔父刘良家。刘秀谨慎宽厚，勤于稼穑。王莽天风年间，至长安，师从中大夫许子威，受《尚书》，略通大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时绿林、赤眉起义已先后爆发，新莽政权呈败亡之兆。宛人李通宣扬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鼓动刘秀举大事。十月，刘秀与兄刘縯及李通等起事于宛和舂陵。刘秀时年28岁。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加入王匡、王凤所领导的绿林军。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王匡、王凤立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国号“汉”，年号“更始”。
五月，王莽派重兵镇压起义军，刘秀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王莽大败。自此后，刘秀声名大震。
同时，刘縯因功劳卓著，引来刘玄的嫉妒被杀。刘秀深知自己力不敌玄，于是以退为进，得到重用。刘秀到河北后，废除王莽苛政，释放囚徒，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当地官僚地主的支持，并镇压和收编了铜马等各路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更始三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帝位于菜，国号“汉”，年号“建武”。十月定都洛阳。
此后经过11年的征战，刘秀于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
光武帝复汉之初，社会经济凋蔽，各地农民起义时伏时起，另外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社会动**不安。光武帝长于民间，亲身参加了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深知苛政的恶果。所以他决定“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务用清静”，恢复汉初的“无为而治”，以“黄老无为”作为他统治的指导思想。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光武帝的“柔道”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与民休养生息。具体政策如下：
（一）安抚“盗贼”
东汉开国之初，许多百姓流亡在外，还有的则是占山为盗。光武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招流民还乡，于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凡是参加赤眉等农民起义的，“自殊死以下皆赦之”。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因度田在一些地方引起了豪强裹胁农民暴动的事件，光武帝下令，对参加暴动的群“盗”，可由他们自己纠察揭发，五人共斩一人，只要以后不再举事，其余一律免罪；对那些组织暴动的“魁帅”，也不治罪，只迁往它郡，给予田宅，使其安生业。这种安抚政策，旨在使流民还乡，组织生产，各安其业。随后，东汉社会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景象，社会秩序安定，农业劳动力增加。
（二）释奴赦囚
光武帝自即帝位第二年起，就着手解放奴婢，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先后6次下诏，释放官私奴婢，并制定了保护奴婢人身及生命的法律。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连下三次诏书，禁止残害奴婢。光武帝还大批赦免囚徒，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下诏，全国的罪囚，除极恶的处死罪外，其他罪囚一律赦免为庶人。光武帝释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和赦免罪囚的诏令，对阻止变自耕农为奴婢，提高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生产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精兵简政，轻徭薄赋
在进行统一战争期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光武帝在向人民征收“十一之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组织士兵屯田。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令精简国家机构，裁缩官员，共裁并400多个县。第二年，又大量裁减军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国家财政好转，恢复西汉旧制“三十税一”。同年，汉王朝罢郡国都尉官，停止地方兵的都试，且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光武帝还提倡节俭，以身示范，并多次赈济鳏寡孤独及不能生活的贫民。光武帝实行一系列精兵简政，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光武帝也曾试图解决土地兼并和豪强侵占人户的问题，下召“度田”。此令一出即遭到了地主豪强们的反对。地方官吏与地主联合，欺压农民，反而激起了农民的武装斗争，一些豪强地主还乘机兴兵作乱。光武帝在发兵镇压无效的情况下，最后只好作出让步，度田不了了之。土地兼并问题虽未解决，但阶级矛盾尚未激化。
以上诸“柔道”措施，使西汉末年及新莽时期遭到破坏的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并发展，土地得以开垦，人口大量增加。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2100多万。
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宽松而非放任，柔和而非软弱，刚柔相济。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他总结前朝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一）退功臣，抑外戚，制宗室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中，跟随光武帝打天下的将帅们，位高权重，成为汉室潜在的威胁。对这些开国的元勋，光武帝给予他们显赫的荣誉，丰厚的待遇，而解除他们的实权，不授以执政的官职。功臣位尊无权，减少了对皇权的威胁，保持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和谐稳定。
对外戚，光武帝禁止外戚干预朝政，并规定凡后族、宫戚，都“不得封侯与政”。
对地方行政体制，光武帝也和西汉一样，实行“郡国并行”制。但东汉的王国封区小，诸侯王只有经济上的食封权，无政治上的治民权。多数侯王久居京师，不就国。对待宗室，光武帝严加限制，重申旧制“阿附蕃王之法”。对外戚、宗室诸王的抑制，加强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
（二）进文吏，虚三公，重台阁
光武帝在组建政权方面，不用功高的勋臣，而选拔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文士为官，尤其器重那些有气节，不仕王莽新朝的儒流名士。光武帝屡次下诏求“天下俊贤”、“天下义士”。重视儒家的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因此，四方学士“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光武帝亲自接待，授官任职。但是，对任职的官吏，特别是近臣、大臣，光武帝则以法理督责极严，对不称职或失职者，严加惩罚；对于事涉刑律的大臣，更是决不宽贷；对于禀公执法的官吏，则予以奖励。光武帝治国之术，宽以待民，严以责吏，确保了吏治清明，社会秩序的稳定。
为了加强皇权，光武帝削弱三公的权力，集权于尚书台。王莽时期为了削弱相权，将汉朝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改为大司徒、大司空和大司马，称为“三公”。东汉初期，一切典章制度皆复西汉旧制，唯三公之官不废王莽之制。光武帝改三公为司徒、司空、太尉（因光武帝曾任刘玄的“行大司马事”，故避讳而称太尉）。三公职位虽高，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而权力集中于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尚书台，加强尚书台的权力是从汉武帝开始的。至成帝时，尚书台的机构有所扩大。光武帝即位，进一步扩大尚书台机构，下设六曹。尚书台设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另有左、右丞各一人，佐令、仆之事。六曹各设尚书一人，主管本曹事。六曹为：三公朝，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吏曹，主管选举、祭祀；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苑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二千石曹，主管诉讼；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尚书台成了决策和发号施令的中枢机关。“三公备员而已”。尚书台的官员职位很低。尚书令秩千石，品级相当于大县之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秩仅六百石。这样一来，位高者无权，权重者位卑。尚书台官员官卑职小，皇帝可以随意操纵。于是，皇帝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防止了大臣擅权。
（三）强监察，集军权
光武帝为了加强对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控制，加强监察机构。光武帝将御史大夫改为形同虚设的司空，以原隶属于御史大夫的御史中丞主管御史台（府）。御史中丞不再隶属于三公，改为隶属于少府。御史中丞秩千石，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奉事，权力仅次于尚书令。西汉武帝时曾设司隶校尉，成帝时废除。东汉初期，光武帝复置司隶校尉，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其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在司隶校尉监察区以外，全国分为12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郡国，考察长吏政绩，年终奏于皇帝。三套监察机构的恢复和加强，使全国的各级官吏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
光武帝在军事上一再削弱地方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建武七年（公元31年），光武帝下诏罢撤了地方常备军，还取消了每年一次的都试（阅兵）制度。逐步扩大中央军队。
光武帝是在西汉自成、哀、新莽以来社会积弊日深、天下大乱的基础上重建汉王朝统治的。所以他在位的33年中，“量时度力，举无过事”，不求赫赫之功，唯求恢复、稳定，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增强国家的实力。他所建立的国家，虽然声称是承袭西汉旧制，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统治机构方面还是在统治政策措施方面，都比西汉更加完备、有力，为东汉王朝奠定了近200年的统治基础。
3．文治武功权掌三朝
治国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
耶律楚材是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并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但被重用后，授予权柄，在政治舞台上却导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以骄人的业绩，卓著的功勋，获得提拔重用，给世人留下了称道的口碑。
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在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其父耶律履，本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官至尚书右丞，是有很大权力的宰相。
耶律楚材成长在动乱的社会中。当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列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其占据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时过境迂，它的全盛时期已过，国势乃一年不如一年了。南宋王朝虽是偏于江左，但时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不时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生。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真自被本部族推举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确立后，靠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开始向四邻征战。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1205至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弱了西夏的力量，使之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接着，经过周密部署后，从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兵金国。已走下坡路却一意图谋威服南宋的金国，哪里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克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智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行秀）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年。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这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而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然而，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倚傍靠山，伸出双手去拯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往，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施展。有一首自咏的诗可以表明他此时心迹：
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
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
耶律楚材身材高魁，髯长鬓美，极其英武。回答成吉思汗的询问，更是声音洪亮而流畅。成吉思汗说到：“辽金世仇，我要为你洗雪国仇家恨。”耶律楚材的回答十分得体：“那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祖父已经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和君主为仇呢？”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认为这人重君臣之情，又恪守信义，是值得信任的。便把他留在身边，以备顾问；正因为耶律楚材的学识渊博，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并亲切地称他“长胡子”。耶律楚材此时想的是，历史上董仲舒辅佐汉武帝以“文治”，使得汉家气象恢宏。如今，他也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一连串痛击之后，在军事上完全取得了主动，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勇继续对中原金地蚕食鲸吞外，集中精锐之师，进行了著名的西征，攻打花刺子模国。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过程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主持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且土地肥饶，经济繁荣。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之举，对于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从军事活动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意义重大。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的。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成吉思汗病逝。依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理国政，是为元睿宗。
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年，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命，帝位应继传太祖其三子窝阔台，蒙古进入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在成吉思汗时代，才进入奴隶制社会，窝阔台即位以后，其管理的国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所以，使这位少主在治理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加上应兴应革的事太多，真是一时摸不到头绪。此时，全靠耶律楚材尽心竭力，定国策，立制度，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在颁发法令之前，首先规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禁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赦的百姓们，不追究颁发政策前的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发落。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最有效办法。同阁的一些臣僚讥笑他，说此举实过迂阔。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安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发了十八项法令，成为官民遵照执行的准绳。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采摭中原先进制度，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策，对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实行军民分治后，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军队由国家直接掌管，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不法，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势力，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此项法令，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他们看不到这样发展下去会兵强而国蹙。以近臣别迭为代表的人主张，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极力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变成牧场的倒退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行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军需从何而来？仅靠畜牧是远远不够的。假使发展燕赵的生产，以地税、商税，及盐、酒、冶铁、山泽中可以获利50万两银，8万匹帛，40万石粮食，足以供给南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颇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权筹划，立行征税制度。耶律楚材领旨后，即刻在河北一带建立十路征收税使，遴选汉或女真中有德才的士人，如陈时可、赵晌等名儒充任。1231年秋天，窝阔台在云中行宫中，面对十路课税使陈列在朝廷之上的金、银、帛、粟等税物，十分欣喜，这时他才真正懂得了耶律楚材力求行汉法的好处。他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虽然没离我左右，却能使国用充足，南国的臣僚中，有谁能比得上你吗？”耶律楚材自谦地答道：“南国的臣僚比我强的人很多。”窝阔台嘉其功劳，赐以美酒。当即下令任命他为中书令（宰相），把典颁、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且吩咐朝臣，政事不分大小，都要禀报他。他自己也是有事必与耶律楚材商酌，以进一步权衡得失。
随着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窝阔台六年（1234年），蒙古灭金，金国在中国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蒙古灭金之后，结束了三权鼎立的局面，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
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告灭亡。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后来蒙古军还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间，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从耶律楚材从仕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国”的思想，就显露在他的言行中，如在成吉思汗时期对于单纯崇武思想所进行的批驳；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确定尊君抑臣的朝仪；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旧习；对百姓施以仁政等等。耶律楚材的这一政治主张逐渐得到了推广和实施。好在窝阔台是比较开明的，他对耶律楚材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多数是给予肯定的，这使耶律楚材在战火平熄之时，加快了自己的以儒治国主张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奉儒术，力倡教化，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积极宣传。他遣人寻得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下令收集旧礼乐人员，设置太常礼乐吏官。召集名儒梁陟、王万庆等人，到东宫讲释儒学，使大臣子孙受读。另外，还在燕京等地建立编修所、经籍所，宣传孔孟之道，从事文化教育活动。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张、朱等理学书籍后，在燕京建立了“太极书院”，传授理学。耶律楚材推行这些政治措施，卓见成效，使儒学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官方哲学，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称颂。
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太宗听罢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的启奏后，当即宣布“我可任儒者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后，具体制定了分为经义、词赋、论三科的校试办法，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地选试儒生，这一年使得士子四千余人。由于大批的儒生人仕理国，加上耶律楚材反复的倡兴，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员的文化结构，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
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统治术，耶律楚材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国积极倡导和实施，对于完善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富有远见卓识，而且在改革经济、理财富国方面，也处处表现了高人一筹的谋略思想。
耶律楚材极力主张轻徭薄赋，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根本上强大国家、巩固政权。并奏请制订轻税制。有人认为税率太轻，影响收入，于国家不利。耶律楚材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许多税法最初定得轻，后来都变重了，如果开始就定得很重，后来的人民就无法活了。”这种轻税的思想，足见作为一代谋臣目光的长远，对恢复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
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有关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制度。
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下令，对官办的手工业，进行普遍考核，对用工用料、制作时日及其报酬均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从而避免了工匠们侵吞国家的资财。
在借贷方面，耶律楚材抑制了高利贷势力。随着国家区域的扩大，商贾的活跃，高利贷十分盛行，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维持生活和交纳赋税，有时被迫向“斡脱”（当时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高利贷组织）借债，“斡脱”钱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把本利合起来生息，因此被称为“羊羔儿利”，负债者至期无力偿还者，经常被逼得破家散族，至以妻子为质。“斡脱”们不仅可以私设公堂，甚至“恃势于宫府，直来坐厅事。”1237年，耶律楚材规定了借贷政策，即：凡借贷者，以本息相等作为极限。民间负债而实无力偿还者，官府代其偿还。此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大大缓解了因债务关系而引起的矛盾。
在商业方面，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得力措施。
在耶律楚材的努力下，蒙古统治者较快地适应了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三十年余，一直是君臣相得，耶律楚材从政治国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与国与民有利，对君王他都或极诤或巧谏，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的政绩。这里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无可置疑的是，这和耶律楚材的智慧谋略和精心辅佐是绝对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难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并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难能可贵。
4．古代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716—780），字士安，唐曹州南华（今河南东明县东南）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功绩卓著的经济谋略家。
刘晏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年方8岁，适值玄宗到泰山举行祭天地大典，他写了一篇歌颂唐皇文治武功的《东封书》，特从家乡曹州南华，赶到玄宗行宫，献上颂文。玄宗听说他小小年纪，竟写出如此文采横溢的文章，十分惊奇。负责主持这次大典的，是闻名当世、誉为文章大手笔的宰相张说。玄宗遂让张说当面测试刘晏，以察虚实。刘晏年纪虽小，可面对高官，毫不胆怯，所问必答，畅流无诘。张说考试完毕，回复玄宗说：“神童献文，真是国家的祥瑞！”玄宗大喜，即刻任命他为太子正字。
天宝年间（742—755），刘晏已是壮年，他离开京城，出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他为官廉洁公正，为民谋利，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离任时，百姓为他刻石颂功。
唐代宗李豫即位后，十分器重刘晏，任命刘晏为京兆尹、户部侍郎，统属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后因好友程元振得罪而受株连，被降为太子宾客。
不久又晋升为御史大夫，统属东都（洛阳）、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暴发的安史之乱，给黄河两岸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居无尺椽，百业荒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使唐朝的经济、政治都陷入十分困窘的境地。
关中地区，尤其京城长安，急需调运江淮富庶地区的粮食来接济。过去，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将江淮物资运到洛阳、长安的。由于战争的破坏，水运早已停止，致使京城米价暴涨，斗米千钱，连宫廷中也上顿不接下顿，城郊的农民甚至捋下谷穗送往城里，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统属江淮转运使的刘晏目睹这种困窘之状，心中十分焦急，决定亲赴各地考察。他从淮河、泗水坐船到汴河，又从汴河到黄河。向西行至底柱山、硖石县（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南），观看了三门（即底柱山，黄河水在此处形成三股急流，故称三门）的漕运遗迹；到达河阴（在今河南荣阳县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附近），看了隋朝水利工程专家宇文恺修建的梁公堰——分黄河入通济渠的水道，又视察了本朝李杰所筑的新堤。至此，他把恢复水运的难与利了解得清清楚楚。正确的决策，产生于周密的调查与思考。他认为只有尽快解决南北水运，才能解决关中地区缺粮的燃眉之急，且可减轻这个地区人民赋税、徭役负担的一半；又可使东都洛阳地区的居民迁回故地，农耕、商市恢复常态；又可使军储充足，威慑藩镇势力和外族骚扰；可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百业复兴，再现当年贞观、永徽的盛世。但要治理南北水运，刘晏也清醒地看到面临的困难。他怕受人牵制，不能放开手脚办事，就写信给宰相元载，陈说恢复南北水运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以及治理漕运的困难。这时，元载正独揽朝廷大权，无暇外顾，就把此事全权交给刘晏办理。
刘晏受权后，雷厉风行。首先疏浚汴河河道。汴河水道，自安史之乱以来，始终没有疏浚修整，河岸崩塌，护堤树木毁坏，泥沙淤积，河道阻塞。他首先组织民工兵丁，除淤通塞，使汴、淮畅通无阻。
从汴河入黄河，上溯至三门峡，这里水流湍险，是漕运的险要之处。过去漕粮经过这里，往往损失十分之二以上。为使运船安全通过三门峡，重新组织了船只和人力。首先解决行船的稳定性，把10只船编为一纲，以禁住急流的冲击，每纲配备篙工50人，纤夫300人。又从巴蜀（今四川）、襄汉（今湖北）调运大批竹、麻，制成结实的纤绳，避免穿越险流时，因绳断而船毁人亡，使漕船顺利通过三峡险隘。
付高价，造好船。为了不至因船只破毁而损失漕粮，在扬州建立十个造船厂，选拔廉洁精于的官员督办，宁可付给高出市价一倍的价钱，造了两干艘坚固耐用的船只。有人提出这样耗资太多。刘晏认为办事眼光要长远，付高价，造船工人不愁衣食，方能造出经久耐用的好船。
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前的漕运，是每年2月船队集于扬州，入黄河时，正遇夏末秋初黄河水涨，要等到中秋后水落才启船上行。这样漕运，耗时太多，况且南方船工又不甚适应沿途河道和北方气候，致使粮食在中途损失很大。改为分段接运，自扬州至清口（古泅水人淮处）为一段，自清口至河阴（汴水入黄河处）为一段，自河阴至渭口（渭水人黄河处）为一段，自渭口至长安为一段。在扬州、河阴、渭口三地设立仓库，江南粮物运至扬州，即卸船入库，再由扬州装船，运至清口卸船入库，就这样段段接运，以至长安。接运途中，多次装卸，难免损矢。刘晏又把从前的散装运载改袋装运载。这样，即方便装卸，又避免损耗。
派官督运，兵甲押护。这时期，自东垣（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山到渑池、北河（指洛阳西一段黄河）之间的600里内，已久无驻军和哨所，沿河两岸，盗贼抢劫，十分猖獗；自淮阴（今江苏淮阴县南）至蒲阪之间，绵延3000里，其间布满了军队，营垒棋布，他们常常叫嚷着吃不饱，穿不暖，漕粮到此，马上会被截留，作为军用。针对这种情况，刘晏将从前的州县富户督办漕运，改为国家包办督运，沿途设置护运队，分段由官吏督运，兵甲押护，防止中途遭截留和抢掠。
经过刘晏精心而周密的治理，南北漕运畅通，江南粮食，物资，终于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唐皇得报，不胜欢喜，派卫士带着乐队，到东渭桥去迎接刘晏，又派使臣慰劳说：“你真是我的萧何！”自此以后，一年可运到京城400万石粮食，关中即使遇到水旱灾害，粮价也不致于腾贵了。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朝廷采纳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在产盐区设置监院，统购“亭户”生产的盐，在州县设盐官专卖，把每斗盐价由10文提高到110文。虽然国家盐税收人有所增加，但因盐官遍布州县，层层敲诈勒索，百姓深受其苦。刘晏任盐铁使后，考察了现行盐政，确定了改革的措施。
首先，精简盐政机构。刘晏认为官多必扰民。所以撤销原来非产盐区的州县盐官，只在出产盐的州县设置盐官。在产盐地设置四处盐场（涟水、湖州、越州、杭州4处），10处设盐监（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太昌、候官、富都十处），负责管理食盐生产，并收购各地食盐，集中于盐场；13处设巡院（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西、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13处），负责盐价管理和缉查走私活动。
然后，改革专卖制度。改变原来官收官销的制度，为官收商卖，即只须产盐区设置的盐监收购亭户生产的盐，集中于盐场，之后加价卖给商人，由商人运到各地自由出售。盐税即在加价之中。官府在吴、越、扬、楚等地建置数千个盐仓，积存2万余石食盐，以备意外急需。还在边远偏僻的非产盐区设“常平盐”，一是在商人不到的情况下，减价卖给百姓，保证百姓有盐吃；二是控制商人借机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同时刘晏还奏请朝廷，取消州县加收的盐税，禁止江河堤塞征收通过税。
这种新法的实施，即使国家通过垄断货源而取得利润，又使官府减轻运销负担，节省人力、财力，又能平衡盐价，保证百姓的需求，又可刺激生产者和销售者的积极性。真是一举多得的良策。
新盐法刚施行时，每年盐税收入是60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增加到600万贯。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1200万贯，盐税占其中的大半。
唐朝在交通要冲设有常平仓，谷贱时收购存储，以调节粮价，防备荒年。后也兼存其他物资，如布帛丝麻。刘晏兼领常平使，把平稳全国的物价，作为治理弊端丛生的国民经济、稳定政治局面的重要措施。
刘晏首先建立情报系统。在诸道设巡院，各置知院官。巡院官在各地调查生产情况、物价涨落以及经济上的种种问题，由以高俸雇用的腿脚飞快的通讯员，通过沿途设立的座座驿站，接连向前传递，即使是遥远的地方，没几天，四方物价即在刘晏的掌握之中。他依据各地的情报，来调节物价的高下，使得各地的差价不太悬殊，可以大致保持平衡。
利用常平仓平稳粮价。各地的常平仓，在丰收年月，粮价较低时，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大量收购储存。遇到灾害歉收时，又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没有粮价甚高甚低之忧。平常年景，常平仓也收购一部分粮食，补充储备，以备饥荒。以前，各地粮食的收购数量，收购价格，统由官府主管官员确定。先须各地上报，由官府批复，方可收购。刘晏认为这种办法繁琐、误时，便先制定出一个原则，各地不必上报，就按照原则的规定，自定购价和数量。这个原则是：他把几十年来粮食收购的价格和收购的数量进行综合，然后将价格和数量分别分成五个等级。第一等价格为最高，第五等价格为最低；第一等数量为最多，第五等数量为最少。如果粮食价格高时，为第一等，就按第五等数量收购；粮价低时，为第五等，就按第一等数量收购。余皆类推。粮价过低，在第五等以下时，则适当加价收购，以鼓励农民积极性。
经过刘晏的精心筹策，常平仓成为平稳各地粮价的可靠后盾，国家又在一买一卖中获得了较大的利润，增加了国库收入。
安史之乱中，唐朝为了应付巨大军费开支，不得不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地主、豪族以种种借口逃避赋税和徭役。这样一切赋役的负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加上权臣豪吏勾搭成奸，对农民敲诈盘剥，百姓没有生路，只得背井离乡，到处逃亡。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年），任租庸使的元载，竞向江淮人民追征天宝末年以来积欠8年的赋税，不问民户有无欠负，也不管资产的多少，见物就抢，强取豪夺。有不服的，更用严刑威逼。于是江淮人民逃向山林泽薮，揭竿而起，反抗官府。
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他认为爱民不在于恩赐，而应当给百姓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正常地耕种、纺织，安居乐业，平年不加税，荒年减免税，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他认为民户增多，耕种土地面积扩大，赋税的来源自然就会多了。因此刘晏任度支使后，首先免除了无名的苛捐杂税，并命各道知院官每旬每月上报当地雨雪丰欠情况，对各地农情了如指掌。每当州县的荒歉现象刚露苗头，他就预先下令说：“免除某税赋，资助某一户。”并向朝廷申奏：到某月需若干免除，某月需若干救助。未等地方申报，他的奏章就已经被朝廷批发下来了。应民之急，未曾失时，未等百姓困窘、逃亡、饿死，救助已经到来。这就是他救灾要救于未困的主张。
刘晏用常平法，丰年用较高的价格收粮存储，荒年用贱价出售，以赈济灾民。有人批评刘晏，说他不直赈济灾荒，而是常把粮食贱价出售，属于间接赈济百姓，于百姓不利。刘晏认为善于治病的医生，不让病人达到危险的地步再去治疗；善于救灾的人，不让灾情发展到需要发放赈济物资的程度再去赈济。因为发放的东西少，就救活不了多少人；救济的人多，又影响国家的用度；用度不足，势必还要增加赋税，向百姓身上榨取。这是一害。同时，放赈的方法容易助长人们侥幸依赖的心理，下级官吏也往往借机舞弊，致使民户中强者多得，弱者少得，即使用严刑来威吓，也无济于事。这是二害。
刘晏主张生产自救。认为受灾地区，所缺少的只是粮食罢了，其他的生产品依然存在。国家拿出贱价的粮食换取灾民的杂货，利用百姓的劳动力，把这些杂货转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或者官府留作自用，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不会感到困窘。这是一利。丰年时，国家多储存一些粮食，遇灾荒时，以平价发放出去，听凭百姓及商人购买转运，这些粮食就能深入民间，分散到村户。贫苦的农民忙于耕种，无暇入市，这样就可辗转沾润到一些实惠，自然会兔去官吏从中梗阻而造成饥饿。这种办法，即方便灾民，又堵塞了弊端。这是二利。
害、利两相比较，刘晏智谋之周密高妙，不言自明。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奸吏横行，侵夺百姓，欺上瞒下，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曲媚求进。刘晏清醒地认识到，要搞好治理天下之财的重任，必得摒除这种败坏风气的干扰。
刘晏主管几个道的租庸事物时，分设各道（监察区）租庸使，十分慎重地选拔中央政府里有德才的官吏来充任。当时国库经费不足，停止了全国的代理、试用官员，独有租庸使可以委任调补，而且达到几百人，选用的都是年轻有为、通达事理、眼光敏锐、精明强悍、廉洁奉公，勤于职守的优秀人才，如任户部侍郎，判度支的韩洄、任尚书右丞，判度支事的元诱、以兵部侍郎判度支事的裴腆、任汴东两税使的包佶、任浙东、西观察使和诸道盐铁使的李若初等，都是刘晏荐举和选拔的，因在理财方面颇有成绩而闻名当世。
朝中权贵都想通过刘晏的关系，替自己亲戚朋友，在理财部门安插一个职位。刘晏不敢得罪权贵，因而并不拒绝，满足他们对官职和俸禄的要求，给予官位；但吏治绝不能败坏，因而不用这些人管事，只用厚俸养着他们。这样做，既不得罪权贵，又避免了败坏的吏风对理财的干扰；
刘晏把他选用的人分为两类：一是士，一是吏。他曾说：“士人多清廉，洁身自好，求名重于求利；佐吏虽然廉洁奉公，终究没有什么前途，求利重于求名。”刘晏根据这两种官员的不同素质，分别予以使用。把钱物稽核出纳的事务交给士人掌管，把奉命办理文书的事务交给佐吏掌管，不让他们负重要的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调动官员的积极性，防止贪污腐败。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远在几千里之外，执行政令，就像在他的眼前，就连吃饭、睡觉、说话、做事，也丝毫不敢隐瞒。正因为如此，刘晏的理财主张和措施才能贯彻到底，并取得巨大成就。
唐朝几近崩溃的经济，经过足智多谋、克己奉公的刘晏近20年的治理整顿，国库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得以安定，农、工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刘晏真可谓唐朝后期的救世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