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最大的能耐是抓住昏君的心，所以说与其是奸臣误国，还不如说是昏君误国。在明君的宫廷里，奸臣的路是走不远的，官也是做不大的，只有那昏君身边的奸臣，才能永得富贵，成就害朝灭代的“使命”。
1．口蜜腹剑的假君子
李林甫之奸，口蜜腹剑一词概括，李林甫之奸，与唐玄宗晚年只顾美女游乐，不管朝政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机会让李林甫作奸，哪会出现李隆基失却美人，成为“寡人”的悲惨命运。
李林甫（？—752）是李唐宗室的后裔，唐玄宗时期为恶多端、养乱启祸的首席奸臣。他于开元初年以宗室身份入仕，蝇营狗苟二十余年，竟然在开元二十二年（734）时当上了大唐的宰相，而且一任就是19年。
李林甫“无学术，仅能秉笔”，素质十分低劣，却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久居要津。主要靠他“多狡数”的政治权术和善于玩弄阴谋诡计的手腕，尤其是他善于伪装的两面派手腕，登峰造极。他面善语甜，骨子里却“性阴密，忍诛杀，不见喜怒。”与人交往，“好以甘言谄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世谓“口有蜜，腹有剑”。一生“以谄佞进身”，全部仕途生涯就是以“佞”起家，以“陷人”为务。
唐玄宗初年，李林甫因嫌官职太小，但又“无学术”，便巴结当朝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代求司门郎中。源乾曜素薄林甫，只安排为东宫“谕德”，续而迁“国子司业”。李林甫仍不满足，继续钻营。开元十四年，被御史中丞宇文融引荐，“拜御史中丞”。于是追随宇文融合伙弹劾右宰相张说，致使张说罢相。狡猾的李林甫向宇文融交换了这个筹码以后，没有再附和他们，摆脱了宇文融的朋党牵连，又钻营进尚书省，历任刑部、吏部侍郎。
李林甫还善于巴结权贵的夫人。朝中继任侍中裴光庭夫人，原为武三思女，李林甫暗中殷勤献媚，裴妻遂“与林甫私”。开元二十一年，裴光庭死，李林甫伺机而起，欲谋而动。他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衔哀祈于力士”，请求高力士帮助疏通关系，高力士便把皇上将要擢用韩休为相的消息提前泄露给武氏。李林甫得到这一消息，抢先报讯韩休，讨其欢心。韩休受任后果然向玄宗“推荐李林甫可以出任宰相之职”。八面玲珑的李林甫又去钻营巴结皇帝的后宫，不惜重金贿赂。当时，玄宗的美人武惠妃宠倾后宫，武惠妃的两个儿子寿王和盛王也因母宠而见爱于皇上。皇太子李瑛却渐被皇上疏远。李林甫探知内情，乘机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护寿王为万岁计”。惠妃很感激，就在玄宗面前替李林甫美言。这样李林甫外有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阴助”，终于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眷遇”。开元二十二年，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朝中三宰相之一。
与李林甫同任的另外两名宰相，一为侍中裴耀卿，一为中书令张九龄，都是“学术博洽”，敢于面诤直谏的贤相。张九龄曾阻谏玄宗说李林甫恐异日为宗庙之忧，玄宗没有听从，而李林甫则对他非常忌恨。“侍中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张、裴二相由此成为李林甫的眼中钉。但蜥蜴为心的李林甫很善于伪装和忍耐，尽管心中嫉恨，却夹着尾巴，玩弄善身之术。当时唐玄宗在位已久，渐渐大渐肆奢欲，不管政事，张、裴二相常与皇上力争，朝政矛盾日益暴露。李林甫则往往利用时机，巧伺上意，“每奏请，必先饷遗左右”，以“伺上动静”。皇上的举止动态，“皆欲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玄宗惊喜若神，十分欢心。李林甫一面迎逢皇上，一面暗中寻端觅畔，排挤张，裴二相。
李林甫对张九龄一直怀有敌意，把张九龄视为自己仕途上最大的障碍，只要张九龄在朝，他就无法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因此他必须设法除掉这一眼中钉。张九龄早年以文学被中书令张说推重，张说曾多次向玄宗推荐他堪任集贤院学士，而玄宗对张九龄的器识、文词和风度也非常赏识，称他为“文场之元帅”。因此张说死后不久，玄宗便提拔他为中书令，成为朝政的主要执掌者、首席宰相，而李林甫也被提拔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但李林甫先前曾同宇文融一道攻击过张说，他怕张九龄向他报复，而张九龄也一直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一次玄宗跟张九龄商量提升李林甫为宰相，张九龄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着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会遭到灾难。”李林甫得知后，对张九龄更是恨之入骨，决心加紧实施驱走张九龄的阴谋计划。他探知玄宗虽欣赏张九龄的文学和气度，却对张九龄凡事固执己见，不符合皇上旨意不满。他要利用玄宗对张九龄不满的情绪，攻其不备，加深君臣二人之间的矛盾，让玄宗失去对张九龄的宠幸，而把宠幸的砝码加在自己身上。于是他暗施阴谋，冷眼旁观，等待时机，坐收渔利。
张九龄常在一些大小问题上同玄宗展开争论。大将张守珪任幽州节度使后，大破契丹，玄宗非常欣赏张守硅的才干，想提升他做宰扼，张九龄却劝阻说：“宰相一职，综理国家众务，并不是赏赐功臣的官。”不同意玄宗的意见，玄宗又退步说：“只是授给他宰相这个名份，不让他担任具体事务。”张九龄仍不同意，说：“名与器是不可以随意给人的。”这使玄宗感到非常恼火。在讨奚、契丹时，安禄山恃勇轻进，为敌人所败，按军规应处以死刑。玄宗怜惜安禄山有才能，免其死罪，令他白衣自效。张九龄却坚持说：“安禄山违反纪律，丧失军队，而且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成后患。”玄宗见张九龄一再同自己作对，对他越来越不耐烦了，但又找不到罢免他的理由。
李林甫一直都在暗中窥伺时机，终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牛仙客问题上找到了促使玄宗下决心驱逐张九龄的机会。
牛仙客是朔方将领，目不识丁，但在理财方面倒有些旁门左道。玄宗一再想提拔他，都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乘机挑拨说：“象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张九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玄宗见李林甫支持，很高兴，立即又找张九龄商议提拔牛仙客之事，张九龄还是不同意。玄宗这下可惹怒了，变色道：“难道什么事情都要由你作主吗！你认为牛仙客低贱，你又有多高贵呢！”
下朝后，李林甫又在玄宗面前离间说：“只要有才识，何必考虑什么词学，天子用人，有什么不可以的。”经李林甫这么一说，玄宗心里更不是滋味，再也不顾张九龄的反对，赐牛仙客爵陕西县公，食封300户，又升之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时罢去张九龄、裴耀卿的相位，任命李林甫为中书令，执掌政府大权。
李林甫倾倒张九龄，当上首席宰相后，心里十分高兴，但皇太子问题并未解决，他企图进一步利用皇太子问题去实现他的权力野心，他想废掉太子瑛，另立寿王瑁为太子，使太子和相权结合，从而驾空君王，独断朝纲。因此他暗中指使亲信构陷太子瑛，而武惠妃也未善罢甘休，继续派人监视太子。开元二十四年四月，驸马都尉杨洄再次状告太子瑛、鄂王瑶、光天琚与太子妃兄、驸马都尉薛铺秘密勾结，图谋不轨，玄宗又忙召集李林甫、牛仙客商议废太子之事，李林甫还是那句老话：“废太子是陛下的家务事，不是臣等所应参预的。”玄宗见宰相不反对，遂下令废除瑛、瑶、琚为庶人，流放薛铺于湘州，不久又赐死瑛等4人。
李林甫废除太子的目的达到后，满以为寿王瑁可以成为太子了。然而事态并未象李林甫所预计的那样发展。武惠妃由于在太子问题上做了亏心事，—夜晚常梦见太子瑛等3人为祟，最后恐怖成疾而卒。惠妃突然死去，李林甫深感不安。他知道寿王因惠妃而得宠，惠妃一死，寿王失去了成为太子的一个最重要的靠山。但他并未放弃拥立寿王为太子的宿愿，他见玄宗在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不定，便决心先发制人，于是上疏玄宗，提议说：“寿王年已成长，可立为太子。”而此时的玄宗似乎对李林甫拥立寿王为太子的用心有所察觉，因而在立谁为太子问题上显得异常冷静和慎重。他权衡了寿王和其他诸子，认为寿王毕竟是以母亲而得宠，他个人并无特殊才能，尤其是李林甫极力扶持寿王，目的已很显然。玄宗既然把首席宰相的大权交给了李林甫，就不希望这位权相再去拥立一个太子了。因为太子和权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不能立寿王为太子。想来想去，他最后选择了忠王为太子。这不仅因为忠王多年来一直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在宫中和外朝都没有形成个人势力，易于控制，而且忠王在玄宗诸子中也最年长，立忠王为太子，不会让以李林甫为代表的拥立寿王的外朝势力找到反对的借口。所以当李林甫问及立太子之事时，玄宗断然回答说：“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立为太子。”李林甫只得打消立寿王的念头。
然而李林甫却牢牢地控制住了朝中大权，为了争宠固权，他一方面处处迎合玄宗旨意，凡有奏请，他都事先贿赂玄宗左右亲信，了解玄宗的意图，从而投帝所好，故深得圣心，玄宗把政事全部委托给李林甫处理，宠之不疑。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设法把玄宗和百官隔绝开来，不让玄宗了解下情。他曾把谏官们召集起来，公开威胁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的意旨办事就行了，用不到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有看到皇宫前的立仗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要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对上疏言事的人，李林甫一概打击，谏官补阙杜钹不听李林甫的话，偏上疏给玄宗提建议，结果第二天就接到命令，降职到外地做县令。
对玄宗赏识并有可能入相的人，李林甫也一概排斥和打击。他打击异己手法十分巧妙，他要排挤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待，做出一副十分关心人的样子，在背后却暗箭伤人。中书侍郎严挺之，为官清廉，又有才能，李林甫十分妒嫉他，把他排挤在外地当刺史。有一天，唐玄宗突然想起了他，对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重用呢！”李林甫说：“陛下既然想他，我去打听一下。”退朝后，李林甫立即把严挺之的弟弟找来，对他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重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非常感激，马上给严挺之去了一封信。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果真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拿着奏章去见玄宗，假惺惺地说：“哎，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玄宗只好惋惜地叹了口气。
在铲除异己的同时，李林甫也大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然而当这些亲信权位渐盛，皇恩日隆，有可能危急到自己利益时，他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排斥和打击。御史中丞杨慎矜在构陷太子的过程中，替他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杨慎矜权位日重后，他又非常忌恨，于是设计陷害，指使王拱诬奏杨慎矜行为不轨，杨慎矜遂遭灭族大灾。
欲壑无穷的李林甫，“不惧盈满”，贪求富贵又唯恐有才能的人上来与之竞争。因此“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泣”，“有才中于时者尤忌之”。表面上对这些人甜言蜜语，关心备至。实际上“崖阱深阴”，暗藏圈套，不断地算计别人。李林甫不仅背后陷人。还惯于利用别人的矛盾，玩弄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来排斥异己。户部尚书裴宽，“素为上所重”，李林甫恐其人相，内心忌之。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贼有功”，受到皇上表彰，李林甫亦忌之。正好二裴互有矛盾，李林甫便从中挑唆，致使矛盾扩大，裴宽坐贬为睢阳太守，裴敦复贬为淄州太守。这样就把二裴打下去，阻止了他们人相的机会。
嫉妒成性的李林甫不仅注视朝廷官员升迁的动向，不断加以排斥，还注意防止边帅的竞争。边帅皆用忠厚名臣，其中功绩显著的人往往升入朝，拜为宰相。李林甫启奏任用少数族将领，少数族将领不识汉字，驻边领军，才能再大，也不会入朝拜相。这样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路子，他自己的相位可长保无虞。玄宗竟听信其言，选用安禄山之流，结果遗患天宝末年。
天宝后期，李林甫羽翼丰满，其奸恶本质进一步暴露出来，变得气焰嚣张，凶狠猖厥，权势欲恶性膨胀。他网罗群佞，在朝中为所欲为，“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凡不顺从他的人，都蓄意打击、陷害，无论怎样有地位的官僚、贵戚、名士，只要与李林甫有隙，或不屈于李林甫，都难免遭其毒手。出于打击陷害别人的需要，他着意豢养了一批残酷的“治狱吏”，充当帮凶。“为吏深刻”的罗希奭、吉温二人是李林甫的两个心腹打手，被时人谓之“罗钳吉网”。由于李林甫心狠手毒，骄横无比，百官无不惧怕，“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尤其是玄宗皇帝嬉游于深宫之中，“或时不视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门，台省为空。”军国机务皆由林甫在家中决策，下官把李林甫决策好的文案送交陈希烈，让他书名而已。
李林甫以诬陷杀人，必为人所谄。他的亲信吉温，先附于李林甫，后来发现依附于他最终难以升迁，就离开李林甫去依附杨国忠。并为杨国忠出谋划策，取代李林甫。首先除去李林甫的心腹萧炅，天宝九年，吉温找到萧炅的罪名，要杨国忠奏而逐之，以翦心腹。李林甫居然无能救援。接着吉温又和安禄山约为兄弟，激发安禄山共排李林甫。由是李林甫培植的党羽溃裂。不久，玄宗发现了真相，于是疏远了李林甫。李林甫此时竟也束手无策，“忧懑不知所为”。天宝十一载，李林甫在忧懑中结束奸恶一生。还未来得及下葬，杨国忠诬奏李林甫结党谋反的奏书，由于援引安禄山证词而获准，于是玄宗“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割林甫棺，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玄宗终于在李林甫死后清醒地看清了他的面目，斥李林甫“妒贤嫉能，举无比者”，可惜已经为时太晚了。
李林甫是个“无学术，仅能秉笔”，素质十分低劣之人。他之所以能够沐猴而冠并久居要津，首先是因为他“以谄佞进身”，善于逢迎君主，有阿谀谄媚之才。此外，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和政治权术、多方蒙蔽君主视听，也是他小人得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晚年的玄宗被早年的辉煌冲昏了头脑“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倦于万机，恒以大臣接对拘检，难徇私欲”；又对李林甫“任之不疑”，便“悉委政事于林甫”。正因如此，李林甫才敢于或明或暗地在他面前行骗，也正因如此，李林甫才能够把他骗了个实实在在，毫无知觉，所谓的奸臣误国不假，而真正误国的却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明君”。
2．荀勖倾国害时
永熙元年（290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他生而痴傻，根本无法掌管朝政，惠帝皇后贾南风，是个凶狠毒辣的女人，惠帝即位后不久，贾南风便诛杀辅政的外戚杨骏、废黜杨太后，又连杀汝南王、楚王及一批大臣，形成了戆帝当朝，悍后专政局面，为日后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对此，荀勖负有重大罪责。
荀勖（？—289年），字公曾，三国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他出身于世宦之家，起初在曹魏做官，后来依附司马氏。西晋开国后，官拜中书监、加侍中。此人擅长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当时，贾充以开国元勋而贵幸一时，荀勖极力投靠他。贾充为人“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而荀勖也擅长于“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颜忤争”。二人臭味相投，于是便狼狈为奸，结为死党，这就自然引起了朝中刚直守正人士的不满。秦始七年（271年）七月，侍中任恺等人劝晋武帝下诏，令贾充以车骑将军兼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出镇关中，实际上想把贾充排挤在外，削弱其权势，贾充不肯离开京师，荀勖也生怕贾充一走，自己在朝中无靠山，所以，便积极为贾充出谋划策。当时，晋武帝正在为太子司马衷议婚，荀勖便建议贾充去游说后宫，他自告奋勇去劝说晋武帝，双管齐下，力争让贾充之女成为太子之妻，借以使贾充留住京城。荀勖找到他的同党、武帝的宠臣冯瑾说：“贾公远放，吾等失势”，约冯瑾一道去劝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武帝原先看中了大臣卫瑾之女，认为贾充之女“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无意聘纳。但武帝自知太子是个白痴，一直担心他百年之后有人夺取皇位。荀勖对武帝的这块心病了如指掌，所以，此番前去游说，一上来就“对症下药”，一面不顾事实地盛赞贾充之女“才色绝世”，一面又别有深意地说，如果太子娶贾充之女为妻，她“必能辅佐君子，有《关睢》后妃之德”。遂以卫护太子、稳固晋室统治这不可抵御的**，来打动武帝，终于使武帝改变了初衷，贾南风很快就被聘为太子妃。于是，贾充自然不复西行，荀勖的奸计得逞了。
荀勖荐立贾充之女为太子妃，与贾氏的关系更为密切，可谓一荣俱荣。他为了维护自己小集团的既得利益，不惜拿国家的长治久安来做赌注，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秦始八年（272年），贾南风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妃。这个生性“酷虐”的恶女人，入宫不久，就“尝手杀数人”，在东宫作恶多端。晋武帝听说后，大为震怒，打算将她废黜。贾充的亲信赵粲说：“贾妃年少，妒是妇人之情耳，长自当差，愿陛下察之。”“荀勖深救之，贾南风故得不废”。荀勖明知司马衷愚劣不堪当国，但出于私心，他却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去保护这个傻子。当时，朝野上下多数人认为，晋武帝应当立齐王司马攸为太子，而荀勖却大唱反调，这除了维护贾南风的地位之外，还因为他与齐王攸不和。光是自己反对还不够，他还唆使冯瑾在武帝面前挑拨离间，诬陷齐王攸，诱使武帝将齐王攸赶出京城，撵回封国。齐王攸很快就气病而死，荀勖除去了一块心头大患。
武帝虽然很爱护司马衷这个亲生儿子，但也“常疑太子不慧”，对他能否担负起理国治民之任并不放心。有一次，武帝派荀勖与和峤一道去察看太子状况，回来汇报时，和峤据实直言：“皇太子圣质如初”。而荀勖则当面欺诈，盛赞太子“德更进茂，不同于故”，比之往日，判若两人。由于荀勖等人如此不择手段地支持司马衷，终于保住了太子之位，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贾皇后干政的情形。
自私的荀勖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拿全天下百姓的安危当儿戏。扶邪不扶正，与贾充、贾南风等奸佞之辈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实有倾国害时之罪。
3．蔡京乱政
谁都知道蔡京不是什么好鸟，但想想他的主子宋徽宗皇帝，只顾快活日子，游戏于声色犬马之中，他那种只顾艺术生活，不顾天下人民死活的皇帝又能好到哪儿去呢？这样算来，最奸最误国的人竟是皇帝老儿。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统治期间，曾经四次为相，窃弄国柄长达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资凶谲，干尽了倾国乱政的坏事，被时人斥为六贼之首。怂恿、鼓励宋徽宗纵欲享乐并千方百计地聚敛财物供其挥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无大志，目光短浅。自从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着当一个穷奢极欲的快活天子，而从未想过勤勉为政。然而在起初，他还有点顾忌朝野舆论的反对，不敢胡作非为，还不得不假惺惺地装出一副去奢行俭的模样以收揽人心。蔡京入朝为相之后，凭投其所好，鼓励、怂恿宋徽宗率性而为，随意去寻欢作乐，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准备大宴群臣，为了显示所谓天子气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盏。但又担心人们批评他太奢侈，于是便把蔡京找来商议。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发的方式，先和徽宗谈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时候的见闻。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发宋徽宗争强好胜的虚荣心，然后他才明确表态说，他认为用玉器侍宴是“于礼无嫌”、合乎古制的，劝宋徽宗但用无疑。谁知徽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并对蔡京说：“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言语当中流露出几分胆怯。蔡京见此，便极力为宋徽宗打气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宋徽宗听了这话，便理直气壮地把玉质杯盏摆到了宴席之上。
为了让宋徽宗踏踏实实、心安理得地挥霍浪费，蔡京还极力粉饰太平，经常对徽宗说什么“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最为可耻又可恶的是，他居然还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随意篡改、曲解《易经》的经义，提出了“丰亨豫大”之说来进一步诱导宋徽宗胡作非为。
《易经》中有“丰”、“豫”两卦。丰卦之象为上震下离，卦名之义为大屋。卦辞说：“丰、亨，王假之”；彖辞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豫卦之象为上震下坤，卦名义为安和悦乐。彖辞曰：“豫以顺动。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通常对此二卦的解释说，王者在最盛之时，应当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忧此虑彼，应当如日行中天般的普照天下，这是天理。只有依顺天理而动，才会有安逸、快乐。因此蔡京据此鼓动宋徽宗设法把朝廷、宫室以及其他场面都搞得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这才是明主之德，这才能体现出大宋王朝的昌盛。经他这么一说，奢侈铺张非但不是什么恶行，反而倒成了顺天心合天理的善举。宋徽宗对他这番话是一听就信，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于是，宋徽宗就肆无忌惮地开始制礼作乐，大兴土木，唯恐委屈了自己，辜负了时光。不仅铸九鼎、建明堂，而且扩宫院、修方泽、立道观，极尽奢靡，很快就耗资巨万，造成了中央财政紧缺的局面。而蔡京为了弥补亏空，便又假托“绍述”之名，借口继承宋神宗的新法，极力榨取民脂民膏以供宋徽宗挥霍。
根据史书记载，蔡京执政期间，曾经复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价折纳之法、和籴之法；还曾屡改盐法，变钞法，铸大钱，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财货以结主子欢心。经过他花样翻新的盘剥，民众的负担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赣州市）地方的田税有的由原来的“十有三钱而增到二贯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钱增至一贯四百五十”。巩州的役钱则从元丰年间（1078—1085年）的每岁四百缗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万缗；在蔡京新法的盘剥之下，民众愈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这就是蔡京倡言丰亨豫大给人民带来的“好处”。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为皇帝，一点点的小爱好都有可能成为心怀叵测之人攻击的弱点，何况象徽宗这样奢侈的人呢？蔡京从一市井无赖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职和拍马逢迎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对于一个能够分别忠奸，有所作为的皇帝来说也会产生如此效果吗？
4．小人道长
《梁书·武帝本纪》对梁武帝晚年的腐败政局曾有如下评论：
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绍兴）人。他自二十一岁入仕起，“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薄”，身死之后还被破例追赠为尚书右仆射，以宰相之名入葬。这份荣耀，堪称南朝以来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还以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而“居权要三十余年”，特别是在524年以后，朱异更是权倾朝野，“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情断，填委于前”。这种情况，也实为南朝以来历代大臣所仅见。
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梁武帝欣然同意。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辨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每事从旨”，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是因此而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争夺中失势的侯景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请降。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纳他，但朝中许多大臣却纷起反对。认为侯景为人狡猾多计，反复无常，难以驾驭，不可引狼入室。于是，事情一时就被搁置起来。一天夜里，梁武帝来到武德阁，想起群臣谏阻接纳侯景之事，不禁气上心头，自言自语道：“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这时，一直悄悄跟在他身后的朱异应声说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先把梁武帝吹捧了一通。然后，他又把侯景来降说成是“天诱其衷、人奖其计”的可嘉可贺之事，认为“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极力鼓动梁武帝接纳侯景。朱异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与侯景有私情旧谊，也不是因为他真心以为侯景来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是因为他知道梁武帝的一个“秘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日，梁武帝曾经“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第二天早上，梁武帝见到朱异，便把此梦讲给他听，而且还特意强调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朱异当时就奉承说：“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没过多久，侯景派出的使者就来到了建康，而且还说侯景就是在正月乙卯这一天定下的降梁之计。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得昏愦的梁武帝兴奋不已，以为这是天意所在。他的心思早被朱异揣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朱异才会极力主张接纳侯景。梁武帝听了朱异的一番话，“乃定议纳景”，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侯景降梁不久，便开始与梁朝君臣发生矛盾，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他又与梁宗室萧正德内外勾结，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史称“侯景之乱”，从而将梁朝引向覆灭，梁武帝和朱异都死于叛乱。梁武帝养虎得噬，咎由自取”；而朱异逢君之恶，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做人如此有原则，做到朱异这份上，也真够可以的了。还坚持己见，死不悔改，把讨好上司作为人生的首要大事。本身才华不加以利用，走另外一条为君子所鄙视的道路，朱异算不上什么奸臣，却做尽了奸臣能做的事，确实可悲至极。
5．桑维翰的媚事嘴脸
后唐末帝清泰二年（936），石敬瑭在晋阳发兵叛乱，演出了一幕投降契丹、甘为儿皇帝的丑剧，桑维翰则是这幕丑剧的策划人、导演和主要演员之一。
桑维翰（898—946），字国侨，洛阳（今洛阳市）人。他形态丑陋，“身短面广”，自称有“一尺之面”。许多人乍一看到他那张大驴脸，都会忍不住发笑，但桑维翰却从来不因此而自卑。相反，他还自以为相非常人，“慨然有公辅之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在进士及第之后，他不去谋求文职，而是投笔从戎，投奔到石敬瑭的麾下，当了一名幕僚。二人臭味相投，相处甚洽。十几年间，桑维翰跟着石敬瑭东征西战，成为石敬瑭须臾不可或缺的亲信和谋主。
然而，桑维翰并不满足于当一个幕僚，他期盼的是石敬瑭能篡位称帝，自己也能成为新朝的佐命功臣，致位将相。所以，从石敬瑭和后唐朝廷关系恶化之时起，桑维翰就积极协助石敬瑭扩充实力，准备叛乱。但在叛乱发生的最后关头，石敬瑭突然又疑惧不决。桑维翰则极力为他鼓劲儿，对石敬瑭说：过去契丹人曾与明宗（石敬瑭岳父）约为兄弟，现在他们就在离晋阳不远的云、应二州之地活动，“公诚能推心屈节事之，万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无成。”石敬瑭解除了后顾之忧，随即举兵叛乱。
石敬瑭起事之后，后唐朝廷派五万大军攻打晋阳。石敬瑭战不能胜，处境艰难，此时又是桑维翰再倡降附契丹之议，并亲自起草了给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请降求援信，以丧权辱国的代价，迎来了契丹的虎狼之兵。
晋阳解围后，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桑维翰因“首预其谋”又屡有奇功，被石敬瑭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正当他自庆得计、欣喜若狂的时候，突然风云变幻，耶律德光又与赵德钧勾勾搭搭。这赵德均是后唐的卢龙军节度使，封北平王，兼中书令。此人拥兵镇边十余年，也一向心怀异志。此次受命从幽州赶赴晋阳增援唐军，抗击契丹。谁知他却“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耶律德光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被赵德钧截断后路，便打算接受他的请求。石敬瑭眼看自己头上这顶刚刚戴上的儿皇帝的皇冠要被人抢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桑维翰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在石敬瑭的委派下，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契丹营中，跪倒在耶律德光的帐外，放开嗓子哭喊起来，先是大骂赵德钧父子都是不忠不信的小人，又接着吹捧耶律德光是“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其目”的仁德英主；一面反复表白后晋君臣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的耿耿忠心，一面又苦苦哀求耶律德光不要抛弃他们。桑维翰“自旦至暮”跪了整整一天，哭诉了整整一天！耶律德光起初还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被桑维翰的言词所感动，下定了要当后晋君臣之“父皇帝”的决心。桑维翰终于取得了耶律德光的同情与怜悯，保住了石敬瑭的傀儡之位，保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兴高彩烈地去向石敬瑭报喜、邀赏。石敬瑭立刻就提拔他当了中书侍郎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桑维翰出将入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桑维翰执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媚事契丹看成头等大事。天福六年（941），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抗击契丹，当时桑维翰已不主持国政，但他闻讯后还急急忙忙暗中上疏石敬瑭，大讲不能与契丹开战的“七不可”。他极力夸张契丹的国势之强，并列举契丹对后晋的恩义仁德，提出抗契丹则亡、事契丹则存。他的这番话，不仅彻底打消了石敬瑭因当“儿皇帝”而产生的几许“烦懑不快”，推动他在卖国事敌的罪恶道路上愈滑愈远，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桑维翰自己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
奸臣是皇帝的臣子，不过他们却把皇帝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然而忠诚之士却把皇帝当成为了万民谋福的工具，皇帝的作用相同，而收效却全然相反。前者可以损毁百年基业，后者也可让万世憬仰。奸者奸心，投其所好则得到得用，目的达成，不被利用的一方总是浑然不觉，悔之晚矣。
6．萧裕一箭三雕
萧裕是金朝著名的奸臣。此公最大的特点，是“阴险巧诈”，善于玩弄阴谋诡计，长于陷害他人。正是靠着这份天资奸恶，他才成为金海陵王完颜亮弑君杀亲罪恶活动的谋主和打手，并由此而飞黄腾达。
完颜亮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庶长孙。金熙宗统治后期，完颜亮位高权重，其篡夺皇位的野心亦日益发展。善于看风使舵的萧裕以为完颜亮是奇货可居，便主动投靠，率先参与到他篡权夺位的阴谋之中。
皇统九年（1143年）五月，完颜亮被喜怒无常的金熙宗贬出朝廷，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担任领行台尚书省事。当时萧裕正任北京（今内蒙赤峰市宁城西大明城）留守。完颜亮路过北京时，曾与萧裕密谋说：“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号，先定两河，举兵而北。君为我结诸猛安以应我。”萧裕对这个武装叛乱的企图完全赞同，二人“定约而去”。谁知完颜亮中途又被熙宗召回任以高官，他与萧裕原来拟定的叛乱计划落空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完颜亮在秉德、唐古辩等人的协助下，突入皇宫，杀死金熙宗，于血泊之中黄袍加身，而萧裕却因任职地方，没有能够成为这场流血政变的直接参与者。
完颜亮即位之后，对直接参预政变的有功人员大行封赏：秉德被任命为左丞相兼侍中，唐古辩为右丞相兼中书令。他还对秉德等六人“赐以誓卷”，以同生共死相约。而萧裕只被委以秘书监，其地位、权势远在秉德等人之下，萧裕对此并不甘心。他和秉德等人虽然是共扶一主，有同党之谊，但他却对这些人妒恨不已、视为仇敌，认为他们抢去了那份本来非他莫属的荣耀和权势，总想寻机置秉德等人于死地，而完颜亮的猜忌好杀，则为他提供了契机。
完颜亮“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他即位之后，对金太宗的诸子视如眼中钉、肉中刺。当时，太宗之子宗本以太傅之职领三省事，兄弟八人同居朝列，势力强大，完颜亮为此寝食不安，急于兴狱屠戮。萧裕迎合其意，建议完颜亮以谋反之罪来诛除宗本等人，他向完颜亮献计说：“尚书省令史萧玉，素为宗本所厚，人所共知，今托为玉告变状，以取信于人，可按籍诛也”。完颜亮听此，拍手称善，于是二人分头准备行事。
天德二年（1150年）四月的某一天，完颜亮乘宗本、宗美二人毫无防备，借早朝之机突然下手，不由分说，便将二人杀死。与此同时，萧裕也派人去抓萧玉，要逼他在已经替他写好的揭发状上签字。谁知萧玉却是大醉不醒，一直睡到了当天晚上，萧玉才睁开双眼。一看到那些守候其旁、一身戎装的军士，他还以为是自己遭人陷害而入狱，不由得嚎啕大哭，连声求饶。萧裕看他已经吓得半死，这才从幕后闪出，“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诸人不可留，已诛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书汝告款已具，上即问汝，汝但言宗本辈反如状，勿复异词，恐祸及汝家也！’”萧玉哪敢不从。于是，宗本就成为大逆不道的罪犯，其亲属皆受牵连，太宗子孙七十余人均被杀戮。
萧裕知道完颜亮对秉德、唐古辩二人也心怀猜疑，所以在他为萧玉起草的揭发状中，就把他俩全都诬陷为宗本的同谋。结果，当完颜亮大肆杀戮太宗子孙的同时，秉德、唐古辩二人也大难临头，成为刀下之鬼。
由于策划有功，萧裕很快被提拔为尚书左丞、加仪同三司，授猛安。完颜亮觉得这还不足以酬谢其功，又赏赐萧裕钱二千万、马四百匹、牛四百头、羊四千口。萧裕凭着这一条诡计，既讨取了主子的欢心，又除却了强劲的政敌，还能升官发财，真是一举三得，其狡诈凶狠，由此可见。
在昏君当道，政局紊乱的情况下，忠诚耿直之人举步维艰，狡诈多变、凶险毒辣之人才能得势。弱肉强食是权谋与政变中亘古不变的道理。在千变万化的商业社会里，要想求得一线生机也是如此。当然，狡诈、狠毒不能提倡，先下手为强是万不可少的。
7．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桧残害岳飞
岳飞是民族英雄，已是历史定论。冤死风波亭，让天下英雄灰心，使正直之士愤然，皆呼千刀万剐秦桧不解心头之恨。怪不得他的后人来到岳飞坟前，都不禁写道：从今名后少为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话虽如此说，但仔细想想，杀害岳飞的凶手就真的是秦桧吗？个中原委却未必了然。
岳飞是南宋民族英雄，金兵南下时，岳飞意气风发，主张收复失地，恢复中原，而且在抗金战中建树不凡，因此成为一代名将。可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却被卖国求荣的秦桧害死。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害死岳飞的人应该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帮凶而已。
秦桧（1090—1155），字会之，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进士出身。北宋时曾任密州教授、监察御史和御史中丞。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陷京师，徽、钦二帝蒙尘，秦桧也被金兵押掳北去。但到金国后，徽、钦二帝及其他宗室大臣遭流放，秦桧却被金太宗完颜晟赐给其弟、左监军完颜昌（即挞懒）。从此，他投靠了金人，成为完颜昌的亲信。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随完颜昌南攻楚州（今江苏淮阴）时，全家乘船渡海抵达越州（今浙江绍兴）。他诈称自己是杀了“金人监己者，弃舟而来”。宋高宗赵构一心要与金国讲和，便提升秦桧为吏部尚书，转年又屡迁他为参知政事、宰相，主持与金国和议事。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代表高宗与金国达成了丧权辱国的“绍兴和议”。但第二年，和议即遭金国撕毁，金兵继续南下攻宋。宋将岳飞、韩世忠等奉命出师，屡创金军。岳飞相继收复颍昌、蔡水、洛阳等地，又在郾城（今属安徽；）大破完颜宗弼（即兀术）的拐子马军，名震天下。由于他素来“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坚决主战，遂成为秦桧的“眼中钉”，亦是金人的心腹大患。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提出：“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而秦桧也认为，如果岳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
绍兴十一年（1141年），秦桧唆使高宗采用明升暗降的手法；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解除了他的兵权；不久又以张俊编造的岳飞在淮西战役中逗留不前的谎言为依据，指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上章弹劾，罢免了他的枢密副使。为了置岳飞于死地，秦桧与张俊串通，在岳飞部将中物色到了一个善于告讦变诈的副统制王俊，帮助他炮制了一份《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造反。王俊将《告首状》交给原任都统制的王贵，转送镇江枢密行府的张俊。张俊判定王俊所述属实，并“亲行鞫炼”，逼张宪自诬，承认自己“欲劫诸军为乱”，乃是由于岳飞之子岳云唆使他这样做的。张宪被笞掠得体无完肤，抵死不认。秦桧就指使张俊伪造了张宪的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杭州大理狱中。
高宗闻知此案后，只不过表示了一下“惊骇”而已，秦桧奏乞将张宪、岳云与岳飞证白此事，高宗也无制止之意，不用说，是有纵容之意。这时岳飞对张宪、岳云被诬陷下狱之事全无所知。奉令到京后，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别听圣旨。”岳飞闻听宣诏，即跟随来人前去，那人却一直把他引到大理寺去。岳飞不胜愕异地问道：我为国家宣力半生，为什么今天竟到了这里！在后堂，他看到了张宪和岳云——两人都身披枷锁，血迹斑斑，痛苦地呻吟着。
受命审问岳飞的是曾附和万俟卨弹劾他的御史中丞何铸。他一见岳飞，便大声质问岳飞为什么要谋反。岳飞一听如此罪名，顿时怒气盈胸，当即撕裂上衣，露出背上赫然刺写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看罢，心中不禁震慑，在审查了与此案有关的全部文件后，更感到大都诬枉不实，便向秦桧作了报告。秦桧很不高兴地说，皇上的意思是要这样办的。何铸对秦桧虽有曲意顺从之处，但此时决意不肯再推波助澜，婉言答道：“我并非要维护岳飞，只是现在大敌当前，无故诛杀大将，一定会大伤将士之心。”一番话说得秦桧无言可答。
岳飞再次受审，改由万俟卨主持。他把王俊、张俊等人捏造的“罪证”摆在桌上，向岳飞大声呵斥道：“国家有何亏负于你，你们父子却要伙同张宪共同谋反？”岳飞气愤填膺，指着万俟卨高叫道：“我对天盟誓，绝无负于国家。你们既主持国法，切不可陷害忠良。我若诬枉致死，到冥府也要与你们对质不休！”万俟卨接着问：“相公说无心造反，可还记得游天竺寺时，在壁上留题说：‘寒门何载富贵’，既然写出这样的话，岂不表明有非分之想吗？”岳飞见如此深文周纳，不禁满怀愤懑地长叹：“吾现时才知道已落入国贼秦桧之手，使我为国忠心一切都休，一切都成了犯罪！说罢便合上眼睛，任凭狱卒们拷打。
审讯了两个月之久，秦桧始终得不到足以置岳飞于死地的罪状，便以尚书省的名义下了一道《敕牒》给万俟卨。称岳飞“淮西之战，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应即以此作为岳飞的最大罪状。然而此事既非王俊《告首状》所举发，也不是张宪在诬服时所涉及的；审问时又经岳飞逐一加以辩驳，据此定案终显十分牵强。
因为罪证不足，参与审讯岳飞的大理寺官员李若朴和何彦猷认为造反的罪名难以成立，只应判处两年徒刑。万俟卨和罗汝楫则极力主张把岳飞父子和张宪三人一律处死。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案子便拖了下来。
当时朝廷内外对岳飞一案十分震惊，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官员，纷纷出面进行营救。宗室首领齐安郡王赵士依上书说“中原未靖，祸及忠义，是忘二圣不欲复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飞无他。”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布衣范瞪之上书说：“胡虏未灭，飞之力尚能载定，岂可令将帅相屠，自为逆贼报仇哉！”还有进士智浃、布衣刘允升也上书为岳飞鸣冤。这时已罢官闲居的韩世忠，本已社门谢客，绝口不谈政事，但实在无法平息愤懑的心情，还是去质问秦桧，有什么根据说岳飞谋反？秦回答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他蛮不讲理地认为，尽管岳云给张宪的书信找不到了，难道这个事也没有吗？我看是或许有的，可能有的。韩世忠见他硬把无理说有有理，只好拂然说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
高宗和秦桧既然决心与金人讲和，就必须满足金人的条件杀掉岳飞。这既除掉了妨碍自己的绊脚石，又杀鸡给猴看，警告拥有军权的武将们必须顺从，使自己的统治基础得到加强和巩固，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在这年的除夕，下达了“岳飞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的“圣旨”。
当天，大理寺的执法官遵旨来到狱中，逼岳飞在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想到自己一生尽忠报国，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现在无辜被害，老天有眼，终有昭雪的一天。便镇定自若地提起笔来，在供状上写下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一代忠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岳飞，就这样惨死了。年仅三十九岁。明朝名士文征明在题《杭州岳飞庙》中说“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亦堪怜，风波狱。”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都以为是秦桧害死了岳飞，其实仔细想想，害死岳飞的真正凶手应该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帮凶而已。
造成宋高宗杀岳飞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迎还二圣，酿成祸根，宋高宗是在父兄被掳走的情况下登基做的皇帝，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况且，如果迎回二圣将是三主，当康王毕竟不如当皇上，徽、钦二宗回朝对高宗的皇位会构成一定的威胁，自己还位于徽、钦二宗，还是继续当皇上，都很难处理，岳飞抗金所打的口号其一就是：“迎还二圣”，这必然会遭到高宗的忌恨。
第二，扩军遭忌，功高震主。宋朝自太祖开国以来主要以文官治天下，而岳飞以武将居高位，以引起高宗和文官的不满，况且，岳飞为了抗金，还一再的招军扩军，拥兵近二十万之众，其本人在军中也素有威望，大有军中只知有岳帅而不知有朝廷之势。因而引起了高宗的惊惧，也就是犯了功高震主的官场大忌。
第三，反对议和，招致祸殃。宋高宗是个性格软弱、贪图安逸的人，而对金国气势汹汹的进攻，早以给吓破了胆，偏安江南小朝廷，到也清闲自在，决定与金国议和，而岳飞则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以“靖康之耻”为大宋之耻，为的是彻底打败金兵，而金国议和的条件是“必杀岳飞”所以构成了岳飞冤死的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导演正是宋高宗，秦桧只是帮凶而已。
堪恨亦堪怜的风波冤狱冤杀了一个民族英雄，改变了一段历史。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点，爱国未必是忠君，忠君更未必是爱国，要想长久，只有“忠君”。像秦桧一样搞好“人际关系”却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