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长江之水，滔滔东流，而前人留下的千古言论到今天是否也有其借鉴的一面。资治通鉴云：考当今之得失，鉴前世之兴衰。无论是用人还是论及天下形势，古人留给我们的都是无价的瑰宝。

1．李斯上书谏逐客

战国后期，秦国行将一统天下的趋势日渐明朗，各国为图谋自保，都广泛地网络人才，“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在嬴政立为秦王后，被尊为相国，在人才问题上亦采取了与魏、楚等国相同的政策，“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东方士人继踵西入秦。“从荀卿学帝王之术”的李斯也告别了他的老师而“西说秦王”。

李斯（前280—前208），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闾巷布衣”出身，作过“郡小吏”，后与韩非等就学于荀子。他投奔秦国后，开始在吕不韦门下当舍人，不久便晋升为郎（秦王的侍卫）。

李斯是个功名利禄欲望非常强烈的人物。他为郡小吏时，“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数惊恐之”，“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因此，他看准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是“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是自己摆脱“卑贱”、“穷困”的大好时机。他为郎之后，即在秦王政面前显示自己的才干，纵论天下形势，得到秦王的赏识，“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后又“拜斯为客卿”。

正当李斯顺风挂帆的时候，出现了对李斯仕途极为不利的事情：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的宗室、大臣全出来请求秦王“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所谓“客”，是指从秦国以外来秦国效力的士人。他们在秦国或为幕僚，或者担任行政职务，最高者可以为卿，冠以“客”字，称为客卿。秦的宗室、大臣请求秦王“一切逐客”，究其直接原因，起于郑国渠的开凿。

郑国渠是秦国修建的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渠成之后，“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但修建它却是出于韩国弱秦的计谋。原来，秦国东进的路上首当其冲的韩国，怕被秦灭掉，就派了水工名叫郑国的到秦国鼓动修水渠，想以此耗费秦国的大量人力、物力，“毋令东伐”。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郑国鼓动修渠的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于是秦宗室、大臣由此认为：“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就产生了“一切逐客”的动议。

李斯于是上书止逐客，后人称此书为《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纵，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李斯从秦穆公任用百里奚、蹇叔，一直说到商鞅、范雎等人对秦国的发展、壮大做出的重大贡献，证明“客”有不同情况，应该区别对待。接着，他又以广用物产为喻，说明对人才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之驹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鸣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发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接着，李斯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纳士与逐客的利弊：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赉盗粮”者也。最后，李斯总结说：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当时，秦王嬴政方以一统天下为己任，见到李斯的上书，很赞赏他的见识，“乃除逐客之令”。

李斯《谏逐客书》使秦王政毅然除逐客之令，对秦统一中国的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李斯因此而复官，成为了秦扫平诸侯的智囊，“官至廷尉”，“辅始皇，卒成帝业”。其次是又争取了一批人才，如尉缭就是在除逐客令后由大梁（今河南开封）入秦的。他被秦王政任命为国尉，为秦国制定了正确的军事策略，对秦的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斯上书止逐客，肯定包含着做“仓中鼠”的个人欲望。但其书所论，不仅是一般的“用人”问题，秦要完成统一大业，必须不断地壮大自己，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人才是有限的。汇聚人才者强，丧失人才者弱，强者胜，弱者败；胜于贤，败于愚。争取人才是最基本的策略之一，古今莫不如此。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秦国的发展史，是极其有意味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外国的人才，秦国是不可能发展壮大的。从秦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善于招致人才、容纳人才、使用人才才能据有天下，实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规律。

2．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秦始皇历尽千辛万苦，统一六国，而后着手建设新的王国，统一币制，统一文字、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了种种措施，秦朝的宏伟气势，我们从现存的万里长城、秦始皇陵以及秦兵马俑等举世闻名的伟大文化遗迹，仍可以想见秦王朝昔日的风采。然而，不过十几年工夫，这个空前庞大的大帝国就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从此，秦“二世而亡”就像无可解脱的幽灵一样纠缠着后世的封建帝王，而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费尽心机地从中探索、总结经验教训，作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戒鉴。

西汉初年的著名政论家贾谊，在传诵千古的《过秦论》中，对秦的兴亡过程作过一番精到、简炼的勾勒；并且认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秦始皇没有看到和抓住攻守转换的机遇，及时调整自己的治国方针和策略。贾谊认为，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方略是不同的；而“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至于守威定功、安危存亡的根本，就在于对百姓的态度。

西汉王朝是在秦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开国皇帝刘邦又来自民间。按理说，应该懂得“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的道理。可是，刘邦生来鄙视儒生，在汉兴之初，还是个头脑相对简单的皇帝。他为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亲身经验所拘囿，固执地以为，马上得之照样可以马上治之。为此，他与谋士陆贾之间发生了一番争执。

陆贾经常在汉高祖面前称道《诗》、《书》，刘邦不客气地骂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也毫不客气针锋相对地说道：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把其中的利害一一分析给刘邦，秦始皇、秦二世并不是不想长治久安，其所以败亡是因为“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所以，这说明了一个道理：“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汉高祖听了这番话，虽然面子上有些过不去，但还是恍然有所悟，他“性明达，好谋听达”，是个知错能改的人，当即命陆贾著书论述“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陆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击节称善，左右呼万岁，于是称其书为《新语》。

在“马上得之而不能以马上治之”、“逆取而以顺守之”的方略指导下，汉高祖颁行措施健全制度，着力于安定民生；后继的惠、文、景诸帝又继续推行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方针，结果不但重建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封建盛世，儒家文化也在汉代成为一统天下的治国方针，对后世影响巨大。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确实是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景象。然而，不过六七十年，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景象：“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两幅反差如此强烈的画面，与贾谊反复述说的道理不谋而合：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面对不同的情势，必然有不同的对策，刘邦固执武断，幸亏贾谊、陆贾之辈的谏议，并诉诸实践，这个马上得来的天下才没有“二世而亡”。如果说，秦“二世而亡”是因为秦始皇“遂过而不变”，二世“暴虐以重祸”。那么，汉朝之所以能长治而久安则是因为汉高祖真正懂得了“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的道理，并真正将它贯彻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去。

自古以来，治乱世宜圆，治盛世宜方。能在马上得到天下的人不能在马上去治理天下。

3．诸葛亮豪论隆中对

一篇隆中对，铺开了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势；一段豪论，确立了丞相之席位。古人求官，不需要学历，凭口才能求得一官半职，甚至是高官厚禄，但相对今人，一些没有真才实学，靠行贿行赂就从平民到高官的人而言，是不是颇有讽刺意味。他们的进身之阶，诸葛亮还是差矣。

东汉灵帝中平六年（189），灵帝去世后，宦官与外戚势力相互火并，结果两败俱伤，凉州军阀董卓乘机率兵入京，控制了朝政大权。董卓的暴虐统治使得各地州郡纷纷起兵反抗，导致东汉政权的统治彻底瓦解，形成地方割据的纷争局面。兖州牧曹操抢先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挟天子而令诸侯”，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与袁绍等劲敌，到献帝建安十二年（207）时，已控制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他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除曹操之外，当时的主要政治势力还有控制江东的孙权，占据荆州的刘表，分占益州与汉中的刘璋和张鲁，割据关中的马超、韩遂等，但这些人虽各据一方，其各方面的势力都远逊于曹操。

自称汉代宗室的刘备，虽素有“英雄”之称，但在这战乱纷纭的十几年中，却时运不济，屡起屡败，曾先后投奔公孙瓒、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始终未能拥有一块稳定的地盘。这时，他正依附于荆州牧刘表，部下仅有从外地带来的数千兵将，被安排驻扎在新野（今属河南），还受到刘表部下的猜忌。在当时群雄割据的形势下，刘备的势力可说是微不足道。但这一年刘备与诸葛亮的会面，刘备的首路就拨开云雾辉煌灿烂起来。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为躲避战乱，隐居在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他当时虽然只有27岁，但一向留意天下大势，潜心研究各割据势力的消长及各地的山川地形，被荆州人士称为“卧龙”。

刘备经司马德操、徐庶的推荐，三次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请他出山，直到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两人纵论天下大事，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各方的情况，并制订下长远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隆中对策。

刘备见到诸葛亮后，屏退左右，对诸葛亮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有感于刘备的坦诚相待，首先为他分析天下大势：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指出曹操虽是最大的敌人，有篡夺汉朝天下的野心，但目前刘备势单力孤，还不能与他争一日之短长；孙权继承父兄的基业，在江东已形成稳固的统治，也不能去打他的算盘，而只能与他结为盟友。

接着，诸葛亮又指出：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羸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认为荆州、益州的地理位置优越，而统治者却平庸无能，不可能维持长久的统治，而刘备此时大可乘虚而入，建稳根基。

在此基础之上，诸葛亮提出刘备所应采取的战略决策：

“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精辟分析与深刻论断，得到刘备的衷心赞许；而刘备始终不挠的雄心壮志与礼贤下士的谦恭态度，也赢得了诸葛亮的诚心归附。从此，开始了他们携手共创蜀汉政权的艰难历程。

诸葛亮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制订了立国方略。首先诸葛亮借曹操打败袁绍，转弱为强之例，委婉地指出刘备戎马20余年仍寄人篱下的原因，说明称霸天下“非惟天时，抑亦人谋”的道理，然后提出了兴复汉室的五点战略方针——

一、曹操拥兵百万，雄踞北方，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地位，暂时不可与之争锋较量。孙权承继了父兄在江东的基业，“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所用”，只能与东吴联盟结好，共同抗拒实力强大的曹操。

二、取代在军事上比较软弱的刘表、刘璋的地位，夺取军事重镇荆州和天府之土益州，以这两处为根据地，延揽天下英雄，鼎立一方。

三、占据荆州、益州后，集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与荆州之通途，改革政治，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积蓄经济实力，南抚夷越，稳定后方。

四、待荆益两州政权巩固，国富兵强，一旦天下有变，则兵分两路，成钳形攻势夹击中原，北伐曹操，恢复汉室。

五、击溃曹操以后，江东必然势单力孤，就会自然归顺，刘备就可完成一统天下的霸业。

诸葛亮一席弘阔之论，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外交诸方面，概括了汉末形势，预示出政局发展的前景，分析精辟，见解独到，后来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隆中对策的正确。“隆中对”体现了诸葛亮的远见卓识和超凡的政治韬略，明代思想家李贽称赞说：“草庐数言，皆如左卷。”

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挚所感动，出山创建大业，实现安国济民之志，跟随刘备来到新野。发现刘备兵力甚微，只有数千人。为了增加兵源，诸葛亮建议清查“游户”，要求他们自报户籍，按户征兵，结果使刘备的军队扩充至数万人。刘备得到孔明，如鱼得水，两人感情日益亲密，使汉末的政治风云史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与孙权联合，击败曹操的南下大军，又通过外交手腕，从孙权手中夺得荆州，使刘备终于有了一块可以立足之地。而后，利用刘璋与张鲁的矛盾，借助于张松、法正等内应，刘备出兵益州，最终占据了益州与汉中，与曹操、孙权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

三国时期，英雄并起，而鼎立的局面似乎不是曹、孙、刘三人的努力，诸葛亮一番高谈阔论就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不差毫厘，雄才盖世，不愧“卧龙之称”。此后，诸葛亮以智谋称奇加之关羽、张飞、赵云、魏延等大将辅佐，一路斩荆披棘，终于雄据巴蜀。

以贤者为师，是帝业之君；以贤者为友，是霸业之君；至于“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则是亡国之君。对于刘备来说，真是得一士足以安天下。

其实，历代君主多是远贤臣而亲小人，甚至戳贤臣而宠小人，这就怨不得有那样多的昏君暴君和短命王朝。

4．《平边策》两朝受益

《平边策》文字不多，却把天下大势分析得一清二楚，无论是柴荣还是赵匡胤，都是其最大的受益者，真是一篇文章、两朝受益。

中国在唐朝灭亡后，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再次陷入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五代十国的统治者多是武夫出身，只懂暴力不知怀柔，对内残酷地剥削、压迫百姓，对外互相攻伐杀掠，加上东北地区的契丹族统治者不断南侵，致使这一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不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劳动人民急待改变这种社会状况，渴望出现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能够减轻剥削压迫，发展生产、消灭割据、抗拒契丹。正是适应这种历史的要求，出现了后周的改革和周世宗统一中国的活动。后周开国皇帝、太祖郭威及其养子、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清除社会弊端，先后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因力大为增强。在此基础上，周世宗开始了统一中国的活动。

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命近臣二十余人各献策一篇，讨论治国之道。其中有一篇最受周世宗赏识，这就是比部郎中王朴所献的《平边策》。

王朴（914—959），字文伯，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后汉时，获进士出身，授校书郎，后辞官。后周初，为柴荣辖下官员。柴荣嗣位，授比部郎中，后历任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枢密使、检校太保等职。他“性刚决有断，凡所谋画，动惬世宗之意。”《平边策》就是他的诸多建议中最有见地的一篇。

在这篇对策中，王朴首先强调指出，自唐末以来，“君暗政乱，兵骄民困”，才使得“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形成分裂割据之局。因此，要完成统一大业，须从整顿内政、加强国力入手。“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廪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这种主张，和周世宗改革的意图适相一致。在此之后，王朴着重论述了实现统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吴国，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来应，数大发则必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须以强兵攻之，但亦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候其便则一削以平之。

这一战略和策略的主旨，概括起来就是“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可以说切中时要。当时全国的态势，南方诸国占据天下富庶之区，财源滚滚，但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国力不强，首先攻取南方诸国，一来其势如摧枯拉朽，水到渠成，可以事半功倍；二来可以获得南方财富，迅速增加国力；三来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北伐统一中国。如果先行北伐，不仅难于得手，而且两强相拼，必然耗时耗财耗力，大伤元气，从而使南方诸国坐收渔利。另外，南方诸国也很可能乘机蹑其后，使后周腹背受敌。王朴有鉴于此，提出了避实就虚，先灭南方诸国，不与契丹过早发生正面冲突的战略，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此，“世宗览之，愈重其器识”，并且将其主张付诸实现。在几年间，先偏师西征，得后蜀四州之地，又以主力南征，得南唐江北之地，从而把后蜀、南唐置于瓮中，随时可以吞并。之后，世宗亲自率军北伐，连下被契丹占据的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可惜他中途病逝，壮志未酬。不久，北宋代周，继续完成统一事业。所采取的战略仍是“先难后易”，“先南后北”。虽然具体做法与后周稍有不同，但基本思想和战略是一致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北宋最终未能灭辽统一全中国，但毕竟在大半个中国的范围内消除了封建割据。这种相对统一的局面的出现，追根究底，首先应当归功于王朴的《平边策》。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平边策》就是时势所造，五代十国，各据一方，各有强弱，要想一统天下，先易后难，避实就虚是灭敌强己的绝佳策略，正因为如此，后周才要他的那个时代与众不同，柴荣也因此成为史家向来称颂的皇帝。

5．宋太祖奇略制六合

一代帝王之兴，当其艰难创业之际，莫不审时度势，决机帷幄之内，奇略宏谟，独运绝出，然后能履至尊而制六合，宋太祖赵匡胤就是其中的典范。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领军队回到开封，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

北宋初年，经历了唐末、五代数十年的长期战乱之后，赵匡胤所继承的只是一个烂摊子：民生凋蔽，国库空虚，而诸侯又雄距各方。当时，在广东地区，有刘氏建立的南汉；江淮地区，有李氏建立的南唐；杭州地区，有钱氏建立的吴越；四川地区，有孟氏建立的后蜀；荆州地区，有高氏的南平；河东（今山西）地区，有刘氏的北汉。这些割据政权的存在，使初建的北宋政权仍处于中原小朝廷的地位。而建都在临潢府的辽国，更是宋朝北边的一个劲敌。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使新建的北宋王朝不再成为继五代后周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便成了以赵匡胤为首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处心积虑要加以解决的头等大事。

赵宋王朝逐鹿的对手，主要是辽国。在赵匡胤称帝前，后周曾于广顺二年（952）进攻北汉，因辽国派兵援助北汉，遂无功而还；显德元年（954）周世宗柴荣再次出兵北汉，辽穆宗派大军援北汉，周兵乃至大败；显德六年周世宗出兵伐辽，辽穆宗率兵迎战，周世宗以得病退兵，后病死。后周与辽国近十年的交锋，证明作为中原小朝廷的后周，是难与强大的辽国相抗衡的。在后周任高级军职的赵匡胤，亲身参加了后周与辽国之间的征战，其结果给赵匡胤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与辽国相比，南方的几个割据王国，多处于物产丰富的地区，其中广州和泉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而这些王国的军力又都较为薄弱，统治又都很腐朽，薄弱，容易攻取。如果北宋能够夺取这些地区，不仅可以扩大辖境，而且可使军政费用充裕起来。

而在赵匡胤即位之前的十年间，辽国的皇族争夺皇权的斗争极为激烈，多次爆发谋反事件。辽穆宗即位次年，政事令娄国与林牙敌烈等，图谋推翻穆宗自立。不久，李宛又和郎君嵇干、林牙华割等谋反。后来，敌烈又和耶律海思、萧达干等谋反。赵匡胤即位那年的夏天，辽国又发生了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的谋反事件。辽穆宗因忙于镇压皇族的谋反，而无暇派大兵南下，这就为建都开封的北宋王朝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发展自己，是对新登帝位的赵匡胤的一个重大考验，同样，对新生活的宋王朝也是一个重大考验。赵匡胤在与其弟赵光义分析当时天下大势时说：“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四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勃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有了这个想法，赵匡胤又约其弟赵光义，在一个风雪之夜不畏严寒，同至谋臣赵普家，共商统一大计。史书载：

赵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赵匡胤）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

这个“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确定之后，北宋王朝于乾德元年（963）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和湖南的割据势力；乾德三年（965）出兵灭后蜀；开宝四年（971）灭南汉；开宝八年（975）灭南唐；稍后又凭借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纳土归附。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大半个中国。

开宝二年（969）和开宝九年（976），北宋曾两次出兵进攻北汉，但都因遇到辽国的援兵，无功而还。尽管如此，南方的统一毕竟奠定了消灭北汉的坚实基础。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对北汉作第三次的出征，终于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征服了。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抓住时机，采取“先南后北”的正确战略，使初建的北宋政权迅速地得到巩固，使地处草原的强敌契丹难以牧马中原，从而保证了北宋没再成为第六个短命朝代。宋朝三百年的基业，也因此而得以奠定。

从北宋初建到局部统一，单凭宋朝相对单薄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够的，宋太祖，太宗等人，抓住机遇，正确决策，以战养战，生生不息的历史经验，在今天，仍值得珍视。

6．刘伯温时论定天下

在元末明初，刘伯温的名气近乎神化，而那些割据一方的豪杰都想拥他为己有，为自己助一臂之力。在古代一向以身份地位入阶的社会里，刘伯温以元末官场的不得志之仕成为明初的最大功臣，真是对历史的最大讽刺。

元至正二十年（宋小明王龙凤六年，1360）暮春三月，朱元璋在应天府迎接了三位来自浙东的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之一便是后来他身边最著名的谋臣刘伯温。

刘伯温，名刘基，浙江青田人，世为地方大族。他于元至顺间考中进士，曾任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各地群雄纷起，刘伯温被任元帅府都事，守处州（今浙江丽水），后因与朝中权贵不和，被夺去兵权，回到家乡青田，组织民兵武装自守。

历史上关于刘伯温的传说甚多，把他说成一位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能须知身前后事的神奇人物。这些传说虽不足信，但是刘伯温足智多谋，卓识远见不下于三国时期的“卧龙”诸葛亮。朱元璋之所以能开基建业，刘伯温故知新辅佐功不可没。

朱元璋久闻刘伯温的大名，为了将他请出，多次命人以书信相诏，终于将他请到了应天。

朱元璋为了接待刘伯温等人，特地在应天城内盖了一所礼贤馆，作为这些贤士们的住处。刘伯温一到应天，他便立即相迎，宠礼甚至，而且迫不及待地向刘伯温请教征取之计。

刘伯温虽然僻处青田自守，但对天下之事却了如指掌。此时朱元璋以应天为中心，拥有江淮一带，又兵进浙东、浙西，扩大了实力。而元军正与红巾军主力战于江北，无力南顾，朱元璋的主要对手便是群雄中的陈友谅和张士诚。

陈友谅，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人，渔家出身，勇猛敢为，但史书中也说他：“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他本为徐寿辉部将，但其后势力日强，反将徐寿辉挟制于身边，为所欲为。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今属江苏）人，私盐贩出身。朱元璋攻陷集庆时，他也攻陷平江（今苏州），占据了江南富庶之地。史书中说他：“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

群雄之中，陈友谅实力最强，张士诚最富。一个地处朱元璋上游的武昌，一个地处朱元璋下游的苏州，朱元璋居于其中，与之互相攻战，互有胜负。

刘伯温不仅对此熟知，而且早有所谋，他初见朱元璋，便陈上了时务策，当朱元璋问及征取大计时，刘伯温说道：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五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

这便是此后朱元璋建国立业所遵循的战略原则。这个战略原则的制定，不仅根据当时群雄纷争的形势，也注意到了陈友谅与张士诚的性格特点。所谓“友谅剽而轻，其志骄，士诚狡而懦，其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若先攻士诚，友谅必空国而来，是我疲于应敌，事有难为。先攻友谅，士诚必不能逾姑苏一步以为之援，朕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后也。”朱元璋的这段话，可算是刘伯温所上时务策的进一步解释。

朱元璋对刘伯温的话深为赞许，便以基为参谋，参濂为儒学提举，以溢与琛为营田司佥事。刘伯温从此佐戒帷幄，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开始了新的政治军事生涯。把朱元璋作为明主辅佐，刘伯温的抉择是对的。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陈友谅是朱元璋的首敌，消灭陈友谅的军队主要经历了两大战役：首战龙江，改变了陈、朱兵力悬殊的状况；再战鄱阳，陈友谅身亡、主力被歼。刘伯温都直接参与了两战的运筹决策。

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又破平江，擒张士诚。洪武元年（1368），徐达等人北伐南征，统一全国，建立起明朝统治。

建国立业的大事，战略决策是头等大事。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实践，刘伯温审时度势，洞悉对手的优缺点，知己知彼，最终成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