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权力和那万人之上的宝座，宫廷与宫廷之外的权谋争夺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停止过。

曹植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出了权力的争夺的真正内涵。为了得到皇位皇权，许多人连同胞兄弟甚至父母都不放过。一句话：为了权，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这就是古代残忍的政治斗争。

1．同胞相残又为何？

在封建皇权里，权力就是一切，拦我者死，阻道者亡，就是同胞兄弟，那又如何？一样给他来个杀人不眨眼。

南朝宋孝武帝刘骏是宋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刘义隆的第六子刘诞被孝武帝刘骏封为竟陵王。刘诞性情谦恭温和，深得属下和百姓拥戴。刘诞也颇有谋略，曾为孝武帝平定刘劭、刘义宣之乱，建立过殊勋。可孝武帝生性多疑，对他颇多猜忌。刘诞建造府第，工极精巧，园池之美，冠于一时。刘诞又多方广结有才之士，府中收藏各种精甲利器，这使得孝武帝对他更加疑惧。孝建二年，孝武帝名义上加封刘诞为司空，实际上调任他为南徐州刺史，让他出镇京口。后又虑及京口仍离都城不远，在大明元年秋，孝武帝又命刘诞出任南兖州刺史。刘诞知道自己已被孝武帝猜疑，暗中也有所防备。他到广陵任职后，即借口防御魏国侵犯，修缮城池，积粮练兵。其用心日见显露，一时纷纷传言刘诞将谋反。

大明三年，吴郡人刘成、豫章人陈淡之都上书告发刘诞谋反。刘成告他私造皇帝用的车驾法物，陈淡之告他与左右庄庆、傅元礼等人密谋反叛，常去巫师郑师怜家行巫术诅咒。

四月，孝武帝让有司弹劾刘诞。有司奏请孝文帝废去刘诞爵位封地，再将他收入监狱。孝武帝又犹豫不决。有司再次奏请，孝武帝一面下诏刘诞，给他降爵为侯的处罚，一面又派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配备御用禁兵，讨伐刘诞，还派给事中戴明宝随同征讨。垣阆以出镇名义，来到广陵，刘诞并未觉察他们的来意。

这夜，戴明宝去收买刘诞的典签蒋成作为内应，蒋成将此事与府舍人许宗之商议。许宗之佯作应允，暗中随即向刘诞告发。刘诞刚睡下，闻言从**惊起，连夜召见录事参军商量对策，说：“我有什么对不起老天爷的大罪，竟遭到这样的对待。”刘诞派人杀了蒋成，聚兵自卫，同时派心腹率壮士出击，垣阆被当场杀死，戴明宝落荒逃回京城。

孝武帝闻报，派车骑大将军沈庆之讨伐刘诞。刘诞写下表文投到城外，申述自己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并力数孝武帝宫闱中**丑闻。孝武帝见了表文，更是怒不可遏，当即派人收缉刘诞在京城的心腹及同籍亲属等，并都处死，死者千余人。孝武帝驱车到宣武堂，入居堂中，四周派兵严加禁卫。

刘诞见城外大军云集，欲弃城北走，行了十多里，随从都不愿离去，都请求刘诞返回城内，刘诞思之再三，仍回城固守。

孝武帝又派人送去金章二纽给沈庆之大军，一为用来悬赏擒获刘诞者，谁擒住刘诞就封谁为竟陵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另一为悬赏勇于争先讨伐刘诞者，谁能奋勇争先讨伐刘诞建功，即可封为建兴县开国公，食邑三百户。又命设立三座烽火台，举燃一烽为攻克外城，举燃二烽为攻克内城，举燃三烽为擒住刘诞。

七月二日，沈庆之发动进攻，攻克外城，乘胜又攻下内城。刘诞闻大军已入城，便由后园逃走，不慎落水，追兵赶来，将他拖出水来，杀了。又将他的头颅送回京城。孝武帝下令把城中所有的人无论老小全都杀掉，沈庆之执意谏奏，请求身高不满五尺的不杀，不少孩童才得幸免。刘诞同党全遭诛杀。城内女子都被充作军赏，男子被杀掉的，头颅都被割下来送回京城，让人观看，计有数千余人头。每每晨风夜雨之时，哭嚎之声不绝于耳。刘诞的母亲殷氏，妻子徐氏都自杀而亡。

一母同胞，爱起来不顾一切，恨起来却刀剑相加，血流成河，与仇人没什么区别。皇权面前，同根相煎的太多太多。孝武帝猜忌，而刘诞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只能加深孝武诛灭他的决心，受牵连者不计其数。

而在同胞相残的背后，看得出宫廷皇位重于同胞亲情，权力之欲胜过骨肉感情。

真是天下宫廷皆为“皇”来，皇亲相残皆为“权”来。

2．饿死的皇帝

赵武灵王赵雍是以“胡服骑射”而闻名于世的赵国君主。他在位期间，图强革新，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由弱变强，成为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他逝世后的几十年间，唯有赵国曾两次大败秦军。因此，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然而，正当赵武灵王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时候，却因感情用事一时脑热，犯了严重的不可挽回的错误。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赵武灵王心血**，将王位传给太子赵何，自号为“主父”。当时赵武灵王不过四十五岁上下，而太子赵何却年龄很小，这样的传位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赵武灵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太子锻炼才干，培养能力，但是否非如此做不可呢？就当时历史来看，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在此之前，赵武灵王就因感情用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原来赵何不是长子，长子赵章本为太子。赵武灵王废长立幼，并不是因为赵何有什么才干，而是因为宠爱赵何的生母吴娃的缘故。吴娃死后，他对赵何的宠爱大不如前，又怜爱起故太子赵章来。结果埋下了动乱的祸根。

赵章人品并不好，“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又生活奢侈腐化，废掉他的太子地位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废掉他之后，就不该继续重用，灵王却想分割赵国而让赵章在代地称王，实行一国二王。赵武灵王在灭掉中山国之后，封赵章为安阳君，让他主持代地的军政事务，任命田不礼做他的卿相。田不礼为人“忍杀而骄”，不是个善良之辈。他辅佐赵章，更加速了祸乱的发生。

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与惠文王一道游览沙丘异宫（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赵章与田不礼见时机来到，就发动他们的部众作乱，杀了赵武灵王的谋臣，惠文王的卿相肥义。公子赵成与大臣李兑从都城赶来，发动四邑的军队平乱，将赵章击败。而赵武灵王又担心赵章被杀，竟打开宫门放他进来，庇护起这个有叛国之罪的儿子来。赵成、李兑追击赵章、就势包围了沙丘异宫。赵章死后，赵成、李兑担心赵武灵王会治他们死罪，就继续围困异宫。赵武灵王出又出不来，吃又无食可吃，竟上树掏麻雀充饥，三个月后，终于饿死在沙丘宫内。赵武灵王的悲剧完全由他自己一手造成，如此结局，纯属咎由自取。

赵武灵王在王位继承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感情用事，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具体来讲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①不应该因宠爱某个妃子就废长立幼。

②废则废矣，应一废到底，废而重用，自设陷阱。

③轻易传位，让一国之君的重任变为儿戏。

④关键时刻还存妇人之仁，忧柔寡断。

上述错误似乎不该发生在这个曾大胆变革图新的帝王身上，但事实如此，只有成为后辈的警钟了。

3．忽必烈纳远略夺位

元宪宗九年（1259）七月，元宪宗蒙哥进攻南宋合州（今四川合川）时，在钓鱼山病死军中。消息传出后，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而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战争场上你死我活的刀枪相见。

当时阿里不哥驻守在蒙古人的根据地和林，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便立即采取夺取汗位的措施，一方面发布敕令，任命官员，号令诸道；一方面调动军队占据战略要地，以便造成有利局面。忽必烈当时正率兵包围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哥死讯传来，他立即召集诸将、谋臣商议对策。他属下重要谋士、泽州（今山西晋城县）人郝经提出了著名的北上议。

他开篇便提出：“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那么如何成为圣人呢？他首先建议忽必烈退兵与宋构和，因为进兵南下在当时对蒙古政权不利，既无财力，又无取南宋的兵力。他说：

“国家自平金以来，惟务进取，不遵养时晦，老师费财，卒无成功，三十年矣。蒙哥汗立，政当安静以图宁谧，忽无故大举，进而不退，界王东师，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不知进退。

“至于汝南，既闻凶讣，即当遣使遍造诸帅各以退，修好于宋，归定大事，不当复进也遽进。”这是第二次不知进退。

“以有师期，会于江滨，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归，不当复进也而又进。”此为第三次不知进退。

他接着又说：“若以机不可失，敌不可纵，亦既渡江，不能中止，便当乘虚取鄂，分兵四出，直造临安，疾雷不及掩耳，则宋亦可图。”此为当进而不进。

那么“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当速进而不进，役成迁延，盘桓渚，情见势屈，举天下兵而不能拔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因此他认为，最好与宋修好，尽快退兵，况且“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

而今退兵还不仅是个军事部署问题，而是关系到蒙古政权及忽必烈政治前途的关键时刻。因为“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尔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肋；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旦有人首先举事，在各地兴风作浪，忽必烈便会前对宋军，后有叛将，腹背受敌，有天大的本领也很难施展，迫在眉睫的是：“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尽管忽必烈非常得人心，手握重兵，但当初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下攻宋，亲领倾国之兵，却仍被金世宗完颜雍夺去了王位，完颜亮也被部下所杀，这是很近的历史教训，如果阿里不哥行事果断，“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敕江上”。忽必烈虽然手握重兵，但已名不正、言不顺，不听从阿里不哥号令便有谋反之罪，那时，再想退兵北归就不可能了。

因此，“只有许和而归耳，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郝经提出以下几项建议：

其一，先派精兵截断长江江面，与宋军议和，并且答应割让淮南、汉上、梓、夔等地给宋，划定疆界，确定宋朝输纳岁币的数量。

其二，先放弃辎重，轻骑北归，渡过黄河，直抵燕京，那时各地阴谋篡权的人只好打消邪恶的念头。

其三，派遣一支军队迎接蒙哥汗的灵柩，收取皇帝印玺，再派使臣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附马，会集和林，为蒙哥汗发丧。

其四，扼百员到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定各地军民，再派真金王子镇守燕京，向全国显示形势已有利于忽必烈，使诸王不敢轻举妄动，动摇的人也心有所归，倾向忽必烈。到那时，“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忽必烈很欣赏郝经的建议。

廉希宪也说：“殿下太祖嫡孙，先皇母弟，……殿下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士归心。今先皇奄弃万国，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忽必烈采纳郝经与廉希宪二人的建议，决意北归。他为了迷惑阿里不哥等，调动大军从牛头山出发，声言直捣南宋都城临安，留下大将拔突儿等人率领各军仍旧包围鄂州。派张文谦告诉将领们说：“迟六日，当去鄂退保浒黄州。”正在此时，南宋大臣贾似道派宋京来请求议和，这正中忽必烈下怀，但他并不明确答复，而是派赵璧等人对宋京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可是当天，却命令大军北返。

次年三月初一，忽必烈抵达开平（上都路治，今内蒙古正蓝旗）。亲王合丹、阿只吉率领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刺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前来与各位大臣劝忽必烈即大汗位，忽必烈正式登基，并建元中统，采取牧法立年号。就在当月，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也在一些臣属的拥戴下，在和林城西按坦河即大汗位。从此兄弟二人各自拥兵，争夺汗位，互相残杀，刀兵相见，经过四年的激烈角逐，阿里不哥于至元元年（126）向忽必烈投降，蒙古帝国又恢复统一。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忽必烈临危不乱，广纳百言，定好计策，不莽乱行事，则磨刀不误砍柴功矣。首先，与宋议和退兵，避免了腹背受敌之患；其次，迅速退回开平，控制蒙古政权的重要地区，使诸王不敢有异心，否则，这一地区一旦为阿里不哥掌握，诸王必定趋强避弱，投向阿里不哥，忽必烈势力将会孤立无援；再次，退到开平后，立刻即位，先占据正统的有利地位，使阿里不哥处于非法的位置，无法名正言顺地号令诸王及臣属。这样，双方只有凭各自的势力及智慧进行角逐。而忽必烈手握重兵，军事力量明显强于阿里不哥；忽必烈深受汉文化影响，手下有一批政治经验丰富的汉人知识分子，智力也胜阿里不哥数筹，从而处于必胜之势。

4．小白诈死先入为主

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春秋历史上声名显赫，敢与列强逞雄，同样，在宫廷内部争夺王位时，他也与兄弟争雄，用残忍的手段把哥哥逼死，可以看出，封建权力场上是没有兄弟。

春秋初年，齐襄公姜诸儿即位时，有两个已经成人的儿子。长子姜纠，是鲁女所生，由管仲和召忽做他的傅（老师）；次子姜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是莒女所生，由鲍叔牙做他的傅。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至深，历来被传为美谈。二人分别做了姜纠和姜小白两位公子的傅后，管仲对鲍叔牙说，国君就这两个大一些的儿子，日后继承君位，不是纠就是小白。不管谁继位，咱们二人要互相举荐，共享富贵！鲍叔牙点头称是。

齐襄公与自己的亲妹妹、鲁桓公夫人文姜私通，派人害死了鲁桓公。此后，文姜无颜回鲁，便住在齐鲁交界的齐地禚镇。鲁庄公无可奈何，便在齐鲁交界的鲁地祝丘为她建造宫殿居住。一次，齐襄公外出狩猎，想借机把文姜由祝丘拉到禚地相会，鲍叔牙便建议公子小白说，国君的**逸出了名，国人都耻笑他。现在加以制止，还可以掩饰过去，使人们逐渐淡忘。如果再越礼来往，就会像水决了堤一样，必然酿成大祸。公子一定要劝阻他啊！小白进宫谏父亲说，鲁侯之死，人们议论纷纷。男女之间的嫌疑不能不避。请父亲再思！齐襄公一听气得踢了他一脚，训斥他多嘴多舌。小白进谏失败。叔牙说：“有**者，必有奇祸。”于是，陪小白一起出走莒国。

后来，襄公的叔弟姜无知与在葵丘戍边的将官连称、管至父串连搞政变，杀了襄公，无知即了君位。公子纠与管仲、召忽一起跑到鲁国的姑母家。时间不长，几个大夫发动突然袭击，把无知、连称、管至父杀掉了，一面遣人取出襄公尸体，重新殓葬，一面派人去鲁国迎接长公子纠回来继承君位。

鲁庄公认为此事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便亲率兵车三百乘，用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副将，护送姜纠入齐。管仲提议说，公子小白在莒，距离临淄城比我们近，如果他先赶去夺了权，君臣名分已定，便不好办了。请给我良马三十乘，赶到前头去拦住他！庄公答应了他。

果然，公子小白在莒国听说父死无君，便向莒君借了一百辆兵车，赶回齐国，路上被管仲的车队拦住。管仲上前施礼道：“公子纠是长子，按礼应该由他主丧，公子你不必辛苦这一趟了吧！”这时，鲍叔牙喊道：“管仲，你退下去吧！咱们是各为其主，不必多罗嗦了！”管仲环顾了一下莒兵，个个横眉立目，摆着拼命的架式，便答应让兵车后退。不料，他退出几十步，蓦地转身弯弓搭箭向小白射来，眼看着躲避不及，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倒在车上。管仲趁对方慌乱一片，赶紧率领他的兵车快马加鞭回去“报捷”了。

其实，小白没死也没伤，管仲只射中了他的带钩。他知道管仲箭法不错，怕他赶尽杀绝，便急中生智，咬破舌头，喷血诈倒，一时竟连鲍叔牙也被骗过了。管仲走远后，小白一挺而起，众人转悲为喜。于是，让小白化了装，坐在车里，抄小道赶到临淄城外。

鲍叔牙自己先进城拜访了几个有威望的老臣，说起继位之事，大家很为难。鲍叔牙说：“齐国连弑二君，不是贤能的人，不能控制局势。在这一点上，小白比纠强。况且，迎的是纠，而小白先到了，这也是天意啊！再说鲁国君纳了纠，图报的胃口不会小，齐国多难之后，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吗？如果不能，跟着来的就是战争！”有人问：“不纳纠，怎么辞退鲁国呢？”鲍叔牙说：“通知他们，我们已经有了新君，他们不就作罢了？”这个意见得到群臣赞同，便以仪仗迎请小白入城即位。

大夫仲孙湫奉命去通知鲁庄公。庄公闻报大怒，来不及埋怨管仲的马虎，冲齐使仲孙湫说：“自古立子以长，再说你们也不能出尔反尔！”于是，齐鲁国两国军队为“送君”和“拒送”，一场战争势不能免。结果鲁军大败。

齐桓公小白早朝时，百官称贺。鲍叔牙奏道：“纠在鲁国，还是个心腹大患。请让臣率兵压境，迫使鲁国除掉他！”桓公准奏。于是，鲍叔牙大军驻扎在汶水北岸原来鲁国的土地上，致信鲁庄公，大意是齐已立君，公子纠再夺就“不义”了，齐君不忍心诛戮亲兄，“愿假手于丘国”。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鲁国最后决定满足鲍叔牙的要求，杀了公子纠，以结好齐国，为齐桓公消除了心腹之患。鲍叔牙果然不负前言，向齐恒公极力举荐管仲。

从此，齐桓公小白在管仲的辅佐下，励精图治，成就了春秋五霸第一霸的赫赫业绩。

天算不如人算，聪明的管仲还是被狡猾的小白骗倒了，这一主一仆的“绝配”，简直是史无前例。天下向来是智者的天下，尤其是势均力敌，伯仲不分的情况下。

5．害弟杀兄弑父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最能演戏的演员就是隋炀帝杨广，他在父皇在位时，毕恭毕敬。等父亲年老时，他色心重调戏父皇的妃子，当老子不行时，他凶相毕露，为了皇帝位，他害弟杀兄弑父。

真是坏人不露相，露相是恶人。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登帝位的那年，便立大儿子杨勇为太子。立二儿杨广为晋王，三儿子杨俊为秦王，四儿杨秀为越王（后改立为蜀王、益州刺史），五儿杨谅为汉王。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月，废太子杨勇为庶民，十一月立二儿晋王杨广为太子，将杨勇交给杨广囚禁看管起来。

杨广就是隋炀帝（604—618）。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他从小便很敏慧，很受父母的钟爱，立为晋王那年，才13岁。他用阴谋被立为太子以后，也许是怕下面的三个弟弟用同样的手法对付自己，所以对三个弟弟十分不放心。而最使他担心的，便是老四蜀王杨秀。杨秀身材魁伟，有胆略，武艺高强，在朝臣中有威望。开皇元年封为越王，不久改封为蜀王、益州刺史，在益州任职，总管24州军事。太子杨勇被废后，杨秀愤忿不平。杨广探知后，便与杨素计谋，让杨素派人到益州暗中收集杨秀的差错。正好杨秀在益州奢侈糜费，车马被服违反朝廷规定，制作得如同天子一般。杨素得报，便添油加醋地向隋文帝报告。隋文帝最恨的是子孙奢侈不节俭，不久前老三杨俊便是因奢侈受责忧郁而死的。对杨秀的行为，他也不饶恕，便下一道圣旨召杨秀回到京城长安。这是隋文帝仁寿二年三、四月间的事。杨秀得到诏令后，迟迟才动身。

这年八月间，独孤皇后病重身亡，太子杨广当着父亲隋文帝和宫妃百官的面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而背地里却谈笑风声，饮食如故。白天守灵堂时，每天只是叫人送点大米来，可暗中又叫人将鱼肉装在竹筒里，用腊封口，再用布包好送来给他偷偷地吃。

独孤皇后安葬后，蜀王杨秀才来到京城，隋文帝愈加不高兴了。杨秀进见父皇时，隋文帝对他板着脸，不理他。第二天又派个使者去严厉地责备他。杨秀连忙陪着使者来到父亲面前谢罪，太子杨广和诸亲王都陪在庭院里流泪哭泣。隋文帝教训杨秀说：前不久秦王杨俊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斥他，如今你杨秀残害百姓，我要以君道来惩处你。”说罢将杨秀交给杨素等几个大臣审讯。

太子杨广暗中令人制作一个木偶，用绳子将木偶的双手捆绑，用铁钉钉进木偶的心窝，上面写着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的名字，还写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去杨坚、杨谅的神魂”等字。令人将木偶暗暗地埋在华山山脚下。杨素派人将木偶挖出来后，去向隋文帝报告，说这定是杨秀干的。隋文帝大怒，立即下令将杨秀囚禁起来，撤掉一切官职，交给杨广看管。

隋文帝仁寿四年正月，64岁的隋文帝在仁寿宫卧病于床。两年前独孤皇后死后，隋文帝便宠爱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隋文帝病倒时，两位夫人都在身旁服侍。杨素等大臣见文帝的病情日益严重，也都入宫侍候，并召太子杨广住进大宝殿。太子杨广见父亲病重，心中暗喜，他急着要登皇位，写了张纸条叫宫人交给杨素，向杨素问计。这宫人误将纸条送给隋文帝，隋文帝看到字条后勃然大怒，经陈、蔡二夫人百般慰解，才平息一些。

第二天一早，宣华夫人陈氏外出更衣，不一会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文帝见她神色紧张，头发散乱、衣冠不整，急问她出了什么事，宣华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原来她刚才出寝宫时被太子杨广拦住调戏，好容易才挣脱出来。

隋文帝一听怒气冲天，恨得把手指头都咬出血来，连声大叫：“这畜生怎么能托付给他大事，独孤（皇后）误我！”急令人叫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进来，对他们说：“快叫太子进宫来。”柳、元二人以为是要杨广入内，文帝连连摇手说：“叫杨勇来。”杨勇早已被废为平民百姓，要进宫来必须有诏书才行。柳述和元岩赶忙出去草拟一份诏书，两人正写着，忽然一队东宫卫士闯进来，将他两人押解到大理寺监狱里关押起来。原来是杨广见宣华夫人逃脱时，神色不对，知道大祸临头，忙去找杨素商量，杨素探听到情况后，连忙叫宇文述伪造一份诏书，将柳述和元岩抓起来，并将东宫的卫士调进宫来，由宇文述等人指挥，宇文述令卫士封锁宫门、不许王公大臣入内。杨素又派他们的心腹右庶子张衡入仁寿殿看望隋文帝。张衡进入隋文帝寝房时，便将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支使出去。一会儿，只听到隋文帝惨叫几声，便断了气。据赵毅的《大业略记》一书记载，张衡是用毒药将隋文帝毒死的。又据马总的《通历》一书所载“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这便是说他将隋文帝活活打死。总之，隋文帝是被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合谋通过张衡之手杀死的。这一点已是诸家记载比较一致的说法。

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以隋文帝的名义造了一道诏令派车骑将军屈突通送给汉王杨谅（此时杨谅任并州总管之职），令杨谅迅速回京。杨谅发现诏书不对，不肯出发。原来隋文帝曾和杨谅约定，凡是他亲自发出召他回京的诏书，便在“敕”字旁边加上一点，作为标记。杨谅见屈突通送来的诏书没有这个标记，便怀疑有假。同时，他往日对大哥杨勇被废、三哥杨秀被囚已经很不满，现又发现诏书作假，便起兵以声讨杨素为名，反对杨广，但最后兵败被擒，终生被监禁。

与此同时，杨广又以隋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给故太子杨勇，赐杨勇死，并令人立即将杨勇缢杀。于是，杨广在害弟杀兄弑父之后，登上帝位，是为隋炀帝。

天作孽，尤可活，人作孽，不可活。杨广为人，生性残暴。服孝期间行为不俭，对诬陷同胞兄弟，调戏父妾，甚至不惜千古骂名，举刀弑父，其凶狠之性，泛滥无拘。为政期间肆意驱使百姓**逸作乐，天下人所不耻，最终人神共愤，未得善终人称“炀帝”。

6．八王之乱

西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命王朝，《晋书》的作者曾经分析过晋朝速亡的原因，其中说：“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应该承认，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确实是西晋灭亡的重要原因。

魏晋之际的帝位更替，往往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司马炎亲自看到曹魏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氏父子乘机夺权的事实，因此他认为：要防止此类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由他们屏藩帝室，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于是他违反两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几乎恢复了周朝的分封制度。早在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就封了皇族二十七人为王。其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规定：王国内的文武官员，国王可以自己选用；王国还拥有自己的军队，大国可以设置上、中、下三军，有兵五千。小国也可以置一军，有兵一千五百。同时逐步取消州郡武备，陆续用诸王统率的中央兵马镇守各处战略要地，借以取代异姓方镇；另外，有些诸侯王还兼领中央要职。因此《晋书》说他们“出拥旄节，范岳牧之荣；人践台阶，居端揆之重。”从而形成了一支能够左右西晋局势的政治力量。

晋武帝死后，晋惠帝司马衷继位。他虽然身为晋武帝长子，但却是一个白痴，十分愚蠢，除会享乐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懂，只是由于妻家贾氏和母后杨氏的支持才被立皇帝。诸王和外戚都想乘机夺取皇权，这就难免要引起争夺。

晋武帝临死时遗诏汝南王司马亮和惠帝的外祖父杨骏共同辅政。但杨皇后和杨骏却假造诏书，排斥汝南王司马亮，由杨骏掌握了全部政权。诸王自然不满意杨骏独专朝政，惠帝的皇后贾南风也不甘心朝廷大权落入杨骏手中。贾南风是权臣贾充的女儿，本人又是一个有政治野心和阴险毒辣的女人，她一再插手西晋政治才直接导致了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是指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颐，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义以及东海王司马越。

永平元年（219），即晋惠帝继位的第二年，贾南风首先拉拢楚王司马玮和汝南王司马亮杀死了杨骏和杨氏党徒几千人。司马亮因功被任命为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瑾共掌朝政。由于“楚王玮有勋而好立威，亮惮之，欲夺其兵权。”贾南风利用二王的矛盾，先以惠帝密诏命令楚王玮杀死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瑾，然后又反咬一口，下诏说司马玮“矫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诛灭朝臣，谋图不轨”，杀死了司马玮。从此以后，贾南风独揽朝廷大权，大树自己的党羽，专权达八、九年之久。

元康六年（296），赵王司马伦应诏入京。他先是被封为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赵王伦身为司马氏宗室诸王，自然对贾南风专权不满，但他不敢公开打出反对贾南风的旗号，而是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他首先主动与贾南风的亲信交往，并“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逐步掌握了中内禁军和朝廷大权。后来他发现，太子司马通由于不是贾南风所生，对贾后专权不满，贾南风于元康九年（299）废掉了太子。赵王伦采纳了其谋士孙秀的建议，先挑动贾后杀死太子，然后又以替太子报仇为名杀死了贾南风及其党羽。永康二年（301），赵王伦废掉惠帝，自立为皇帝。

为了收买人心，赵王伦采取大赦天下，乱封滥赏的政策：“贤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将皆不试；计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学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学二十年，皆署吏；郡县二千石令长赦日在职者，皆封侯；郡纲纪为孝廉，县纲纪为廉吏。”同时立其世子为太子，封其死党孙秀、张林等“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余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计，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

时隔不久，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颐，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众叛亲离，兵败被杀。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被任命为大司马辅政。但司马冏也不能得到诸王的一致拥护，而且“骄恣日甚，终无悛日”，“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名号比之中宫。沉缅酒色，不恤群黎。”“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署腹心，实为货谋。”

于是河间王司马颐又联合长沙王司马义起兵讨伐司马冏。从此之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长沙王以及东海王司马越，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为了战胜自己的对手，他们不惜勾结乌桓、鲜卑、匈奴兵参战。于是由宫廷政变酿成了诸王的混战，诸王混战又发展成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太安三年（306），西晋中央政权落入东海王司马越手中，他毒死了愚昧无知的晋惠帝，另立惠帝之弟司马炽为帝，是为晋怀帝。历时十六年的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集中表现了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和腐朽性。这场十六年的混战不仅直接导致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导致了西晋的灭亡，而且导致了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导致这八王之乱的根本则在于晋武帝的“分封”，权力分散，诸侯则拥权自重，朝廷难以管辖。晋惠帝的愚蠢无知，贾南风的阴险毒辣，无疑是这场混战的最初原因，但事实也正如《晋书》作者所说：“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详观曩册，逖听前古，乱臣贼子，昭鉴在焉。”内乱只能造成社会的灾难，削弱国家的实力，八王乱晋的历史教训，还是值得后人记取的。

7．巫蛊事变

征和二年（公元前91），西汉王朝爆发了一场“巫蛊事变”：汉武帝与卫太子兵刃相见，在长安城中激战五日，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卫皇后自杀，大批官吏受株连而告终，这场剧变使得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骤然由鼎盛转向衰败。

巫蛊是西汉时盛行的一种迷信，当时人们普遍相信，使用巫术诅咒或用木偶埋于地下可以害人。武帝祀神求仙，招鬼用巫，方士神巫多聚京师；女巫更出入宫中，教唆那些斗妍争宠、排挤倾轧的后宫妃嫔们制作木偶埋入地下，祠祭祝诅，以蛊害情敌，争夺皇帝的宠幸，这就是所谓以巫蛊行妇人媚道。因此，争宠后宫与巫术相结合，就构成了武帝时期宫闱斗争的新特色。在元光五年（前130）和征和元年（前92），曾经两次发生了因巫蛊而引起的宫廷及朝廷的大屠杀，史称“巫蛊之祸”，它们都是汉武帝的皇权专制统治与其声色犬马、祀神求仙的宫廷生活相结合的直接恶果。

然而，发生在征和二年的这场“巫蛊事变”却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宫闱斗争，它是一场由奸臣精心策划的政治清洗与政治迫害，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危及国家、殃及民众的祸乱，其罪魁祸首是担任直指绣衣使者的江充。

江充（？—前91），西汉赵国邯郸（今属河北）人，原名齐，字次倩。他因告密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官拜直指绣衣使者，职在“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太始三年（前94）时，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驶于专供天子交通的驰道之中，正好遇上江充，江充依法拘押太子家使并没收车马。太子闻之，派人向江充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讯，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江充根本不听，很快就将此事报告给武帝。

这件事情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不然，它是当时业已存在的帝党与太子党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反映，是江充对太子的有意陷害。太子刘据为卫皇后所生，史称卫太子。刘据少时很得父亲的欢心，但长大之后，武帝嫌他“材能少，不类己”，爱心日少，而卫后也色衰失宠。刘据性格仁恕温谨，思想方法与统治策略均与武帝不同。武帝用法严峻，奖用酷吏，而卫太子则为政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好大喜功，屡兴大役，征伐四夷，卫太子每每加以谏阻。天长日久，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个政治集团。太子“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由于奸邪之臣的不断挑拨和诋毁，武帝对太子的猜忌与不满日益加深，太子的地位愈发岌岌可危。就在太始三年，武帝宠幸的赵捷妤在怀孕十四个月之后生下少子弗陵，武帝六十四岁又得一子，本来就喜不自胜，而弗陵之降生，又与尧母怀胎十四月而生尧的传说相仿，因此武帝更加奇爱他，以为天命在弗陵，“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善于察颜观色的奸邪之臣立刻从中窥探出了汉武废长立幼的意愿，于是便更加有恃无恐地加紧了谋求改换继嗣的活动，江充扣押太子家使及车马一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从此以后，江充与太子公然结仇。他担心以后太子即位于己不利，处心积虑地寻机作虐，成为“用法深酷”大臣集团中迫害太子的急先锋。

征和元年底，江充受命究治丞相公孙贺祭诅天子一案，这使他抓到了一个除去卫太子的良好时机。公孙贺之妻是卫皇后的亲姊，是卫氏外戚集团的重要成员。江充穷治案犯，于征和二年初，杀公孙贺父子，其后，又接连诛杀了卫皇后所生阳石、诸邑两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人，后宫及大臣数百人遭株连而死。通过这场屠杀，江充事实上先为除去卫太子扫清了外围障碍。同年夏天，他又向因体弱多病、精神恍惚而苦恼不已的汉武帝进言，一口咬定武帝之病是“祟在巫蛊”，武帝不知他别有用心，便“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一场大祸，由此发动。

江充对卫太子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这次领旨究治巫蛊，最终目的是迫害卫太子。为了确保成功，他采取了自下而上的策略，先从民间开刀。他率领胡巫在三辅地区“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大肆收捕，然后用严刑拷打的手段，逼迫百姓“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不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一时间，巫蛊成为众人注目的中心。江充如此大张声势，就是想要促使武帝更加坚信巫蛊之害，同时也为迫害卫太子制造必要的舆论和气氛。果然，武帝看到江充捕杀了如此之多的巫蛊者，愈发怀疑“左右皆为蛊祝诅”，加害自己，江充发现时机已经成熟，便上言长安城“宫中有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武帝于是命江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江充等人事先交代胡巫在宫中埋入木偶，制造巫蛊的痕迹，然后开始穷挖滥掘，从失宠的嫔妃、卫后的居宫，一直挖到太子宫，弄得“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江充四处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准备奏报武帝兴大狱。当时武帝病居长安城外的甘泉宫，江充治巫蛊又封锁消息，皇后吏和太子吏多次去甘泉请安，但却一点消息都得不到。而对杀气腾腾的江充，卫太子集团惊惧不安，太子少傅石德建议太子“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卫太子起初不允，要亲自去甘泉宫面见武帝。但江充自以为太子必败，咄咄逼人，“持太子甚急”。卫太子愤而诛杀江充等人，然后报告卫皇后。“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于是“长安扰乱，言太子反”，武帝闻变大怒，急命丞相率兵捕斩，卫太子见事情无法挽回，只得铤而走险，发兵抗拒，一场骨肉相残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在封建时代，围绕着立储、夺储而进行的宫廷斗争屡见不鲜，但像“巫蛊事变”这样激烈、残酷，并引起京郊动**民无宁日的还不多见。汉武帝一向被认为是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但毕竟年事已高在“巫蛊事变”发生前的一个时期，只听信江充之言，不察事实，铸成了这场父子交兵，自相残杀的惨祸。

8．诛尽“太平”方太平

在唐代历史上，自武则天退位至玄宗改年号“开元”的短短七、八年间，宫廷政变迭起，皇帝更换频繁，弑杀、祸**错，政局、人心动**。李隆基以皇室庶子身份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经历了八年多的艰苦奋斗，进位至太子监国，最终登基，为唐玄宗，开创出“开元之治”的局面。

玄宗艰苦创业不同于其他帝王之处，是他始终置身于宫廷，为铲除“外戚及诸公主干预朝政”之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争夺来实现的。

中宗复位后，皇后韦氏“颇干朝政”，使得安乐公主、武三思等权倾天下。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被杀，李隆基生父相王李旦受株连，李隆基亦出为潞川别驾。从此，李隆基便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两年后，李隆基回到长安，他面对的仍是权倾天下的韦氏集团。在这种情势下，李隆基所能够做的，一是厚结禁军，“数引万骑帅长及豪俊，得其欢心”，二是广交有识之士，暗结私党。景龙四年（710）夏，韦后与安乐公主毒死中宗，“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同时，制造“韦氏宜革唐命”的舆论，并在禁军中安插亲党，控制兵权。此时的李隆基不敢公开与韦氏集团抗衡，只得以继承“唐命”为号召，进一步拉拢禁军万骑中的中下级将士。他还利用了韦后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争取到姑母太平公主的支持。经过十九天的周密准备，一举取得宫禁战的胜利，斩杀了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这次政变，李隆基是打着为国为父的旗号，利用其父相王曾经当过皇帝的声望和影响进行活动的。政变成功，相王即位，是为睿宗。

睿宗称帝后，李隆基立即遇到能否被立为太子的难题。他虽然有“计平韦氏之功”，但不是长子，而且嫡兄李成器早在六岁时就曾被立过太子。经多方协商，为避免“喋血宫门”的事变重演，睿宗以“推功业为首，然后可保安社稷”为由，使嫡长子李成器相让，立李隆基为太子。李隆基一举诛灭韦氏集团，被立为太子，在“拨乱反正”的路途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然而，时隔四个月，“太子非长，不当立”的流言四起。制造这一舆论的不是长兄李成器，却是姑母太平公主。李隆基面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形势。

太平公主是睿宗唯一的亲妹妹，“诛二张、灭韦氏，咸赖其为”，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功劳。加之她“沉断有谋”，议政处事胜过其兄，睿宗便“常与之图议大政”。若其“不谒朝，则宰相就第咨之”。史称“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但是，依附太平公主的，多是“外饰忠鲠，内藏谄媚”之徒，“谄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饥虎，贪若饿狼”。而太子李隆基及其支持者则“协心革中宗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托不行”。太子与“太平”两大势力间的争斗，不可避免地加剧起来。“太平”一方，“睹太子明察，恐不利己，仍阴谋废黜。”首先挑动李成器说：“废太子，以尔代之。”接着又邀宰相，“讽以易置东宫”。同时，在太子身边安插耳目。史书这样记道：“公主每觇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太子一方，则以东宫“有大功于天下”揭露废黜阴谋，同时策动太子监国，以为“太子监国，则君臣分定，自然窥觎路绝，灾难不生。”睿宗以为这样可以熄灭两大集团的争斗，便下制令太子监国，代行国务。太子一方，初步挫败“太平”一方的废黜阴谋。

从监国到登基，李隆基经历了更为艰难的一年半的时光。

“太平”一方废黜太子的密谋未得逞，便以“离间骨肉”的罪名迫使睿宗贬谪太子的心腹姚元之、宋璟。实际上，这只是睿宗在太子与“太平”两派势力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短暂的平衡背后，埋伏着更加激烈的争斗。“太平”一方，加紧结党，把一批私党举荐为宰相，而把支持太子的宰相撤换下来，造成“宰相有七，四出其门”的局面。进而，广树朋党，以致“文武之臣，大半附之”。尤其注意收买北门禁军，“常元楷、李慈掌禁兵，常私谒公主。”

面对亲妹妹与亲儿子的势不两立，睿宗已束手无策，终于萌发了不愿当皇帝的念头，欲传位皇太子。“太平”集团极力反对，来势之猛，致使太子不得不表示“让位”于长兄李成器。史称：“太平思立孱弱，以窃威权，太子忧危。”

睿宗既偏袒妹妹的利益，又要维护儿子的地位。鉴于当年安乐公主骄纵擅权危害中宗的教训，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下制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玄宗。“太平”阻止不了传位，便又另出新计，劝睿宗“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企图架空新皇帝。于是，再度出现妥协：“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这一妥协不仅没有起到平衡两大势力的作用，反倒成为政局进一步动**的催化剂。“太平”一方，“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一面“谋废立”，欲废掉新君，一面“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企图毒死玄宗。此计不成，便寄望于羽林兵作乱，妄图发动宫廷政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越来越急迫的形势，玄宗及其支持者也在密谋策划。当确切知道“太平”一党定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四日作乱的布置后，玄宗采纳了崔日用“先定北军，次收逆党”的防变制乱的建议。七月三日，玄宗率亲信十余人、卫兵300余人，召禁军将领常元楷、李慈至，立即斩首，没有引起禁军骚乱。接着，在朝堂、内客省捉拿并斩杀了依附“太平”的宰相萧至忠、岑羲及大臣。第二天，上皇睿宗诏诰天下：“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太平”势穷，逃入山寺，数日后回来，赐死于家。“穷治公主枝党”，一直延续到年底，“太平”的残余被彻底铲除。十二月，改年号为“开元”。这样，唐朝的历史才由动**转而进入安定的“开元之治”的新时期。

自武则天成为女皇之后，唐朝的妇女地位愈加提高，因此，李唐王朝的公主不乏机智权谋，野心勃勃者。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引出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导致国无良策，上乱下不能安宁，没有稳定的局面，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