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注重出身门第，把那祖辈传下来的高脉血统作为自己悬耀的资本，但祖辈的高贵血统又是从何而来呢？

无论地位低下的陈胜、吴广，无赖刘邦等人物，都是由低脉血系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争取而来。王侯将相，本就无所谓有种无种，只要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坐上那高高在上的皇位，成就一翻伟大的事业，就是真正的英雄。

1．陈胜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但是，它的存在并没有像秦始皇所希望的那样，世世代代，传之无穷。只不过传袭了二世，延续了十余年，这个辉煌一时，看似强大的大帝国就被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结束了战国以来长期纷争的局面，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国家所作的巨大努力，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饱经战乱的百姓，有理由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可惜的是，秦始皇并没有重视和满足芸芸众生这一起码的愿望。秦朝刑法严酷，举措暴虐，尤其是原来东方六国的百姓，更是备受歧视，他们的处境甚至不如分裂和战乱时期。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使被压迫人民意识到：如果不推翻暴秦的统治，他们就无法改变眼前的悲惨处境。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才提出了“死国”“举大计”的革命口号。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人。出身贫苦，然而胸怀大志。曾为人佣耕，耕田的时候，他放下锄头怅然叹息说：“等哪天我富贵了，一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同伴讥笑他说，你是佣耕，哪里谈得上富贵呢？陈胜感慨地说：“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与闾左九百人被征发戍守渔阳。闾左是一种无立锥之地，地位极其低下的贫苦农民。他们原来是东方六国的百姓，被秦国征服后迁徙到指定地点，成为军功贵族的依附农民，所以地位低下。为了维护军功地主的利益，秦王朝一般是不征发闾左服役的。这次秦二世冒天下之大不韪征发闾左，不但使闾左陷于更悲惨的境地，也直接损害了军功贵族地主的利益，更进一步激化了不同阶层间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的动**。所以，征发闾左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在征发途中，陈胜、吴广分别担任屯长。到了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适逢大雨连绵，道路阻塞，戍卒已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赶到目的地。按照秦朝的法律，这是要处以死刑的。而在严酷的法律面前，根本不可能有缓和的余地。陈胜于是与吴广密谋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所谓“死国”就是要推翻暴虐的秦建立农民自己的革命政权，为此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陈胜又借“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的手段，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楚兴，陈胜王”的革命口号。陈胜、吴广平素宽厚仁爱，士卒都愿为他们效力；陈、吴随即用计谋杀掉带队的将尉，慷慨激昂地向众徒属说：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徒属皆曰：“敬受令。”

陈胜的宣言和号召，不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也表达了戍卒求生的愿望，它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秦末农民起义必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秦王朝暴虐统治的革命性质，是一种别无选择，正是这种选择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陈胜、吴广随即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领义军攻下了大泽乡，又相继攻拔了蕲县和侄、苦、柘、谯等地。快到陈时，义军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很顺利地攻下了陈，陈胜召集陈地的三老豪杰商量事态的发展。三老豪杰认为陈胜“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之社稷，功宜为王。”而被誉为“贤人”的张耳、陈余却表示反对：“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国后，自为树党。如此，野无交兵，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则帝业成矣。”陈胜没有听从两人的意见，自立为王，号“张楚”，建立了起义农民的革命政权。

的确，如果听从了二人的意见，陈吴的起义就不会太急躁，也许就是另一番结果，然而，自有一番鸿鹄之志的陈胜，在乎的是轰轰烈烈的过程而非结果也未可知。

在张楚政权的号召下，农民起义的浪潮席卷整个原东方六国地区：“诸郡县苦秦吏暴，皆杀其长吏，将以应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陈胜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击荥阳，又命周文为将军，率众西击秦。周文进至函谷关时，已有车千乘，卒十万。秦二世惊恐万状，令少府章邯赦免骊山徒和人奴产子，迎击义军。由于义军组织松散，缺乏作战经验，结果大败，周文自杀。与此同时，吴广驻兵于坚城之下，也被部将杀害。随后，章邯率秦军进攻张楚政权，陈胜迎战不利，结果被判徒庄贾杀害。

陈胜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他提出的“死国”、“举大计”的口号却深入人心，为继起的农民起义队伍推翻暴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汉初著名的政论家贾谊在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中称颂陈胜的功绩时，曾经这样说过：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虻隶之人，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帅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合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陈胜的“首义之功”可说是彪炳史册，难怪刘邦称帝后仍为陈胜置守冢于砀，同时还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汉初的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饱经战乱之苦的百姓终于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

陈胜、吴广出身于平民百姓之家，然而能举义旗而攻强秦，虽然最终失败，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却名流青史，其两人的事迹也千古不朽。

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出身贫寒并不是罪，谁也愿意生长在富豪之家，可是谁在生之前能去选择自己？

霍兰德说：“在最黑的土地上生长着最娇艳的花朵，那些最伟岸挺拔的树林总是在最陡峭的岩石中扎根，昂首向天。”而高普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并非每一次不幸都是灾难，早年的逆境通常是一种幸运。与困难作斗争不仅磨破了我们的人生，也为日后更为激烈的竞争准备了丰富的经验。”??

在现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常因自己角色的卑微而否定自己的智慧，因自己地位的低下而放弃儿时的梦想，有时甚至因被人歧视而消沉，因不被人赏识而苦恼。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其实造物主常把高贵的灵魂赋予卑贱的肉体，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把贵重的东西藏在家中最不起眼的地方。

2．渔猎之家也能做皇帝

“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这句歌词早已深入人心。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帝王将相，并不需要太多高贵的血统。只要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昨天是平民布衣，明天也一样能堂皇入殿做皇帝登基。后汉刘裕就是一个典型，出身渔家，却做了五代十国最长的皇帝。

四0二年（安帝元兴元年）年三月，桓玄率领荆州军进入建康总揽了东晋的军政大权，接着排除异已，任命亲信，摇控朝政。

四0三年（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退位，自己登位做皇帝，改国号为楚。虽然是改朝换代了，但社会仍是动**，当时继孙恩之后，卢循、徐道复的反抗斗争仍在继续；作为东晋经济支柱的三吴地区，在天灾人祸的交织下，生产凋敝，人口减半。如会稽减十之三、四，临海、永嘉二郡老百姓几乎都死散光了，桓玄登帝位后，又“骄奢荒侈”、“土木并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时为北府兵将领的刘裕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起兵反抗桓玄的。

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彭城县绥舆里人（今江苏徐州市），自称是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曾祖父混，西晋末渡江南迁，侨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江苏镇江市），官至武原令（晋陵郡的侨寓县）。父翘，为晋陵郡功曹（郡守的佐官），属于低级士族。到刘裕这一代，家境沦落，靠耕种渔猎为生，成为属于地主阶级而被称作“寒门庶族”的一个阶层。

东晋末，刘裕参加了北府兵，起初在冠军将军孙无终部下当司马（军事方央的参谋），是一个低级军官。三九九年（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孙恩在会稽发动起义，东晋政府派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率北府兵前往镇压，刘牢之请刘裕来部下参佐军事。当时刘牢之部下的其他军官，在镇压孙恩起义的过程中，抢掠财物，军纪败坏，只有刘裕约束部下，纪律比较严明，战斗力较强。这样，刘裕便逐渐为统治阶级所赏识，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桓玄起兵时，刘裕正在刘牢之部下参佐军事，他对刘牢之不战而降于桓玄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桓玄夺刘牢之兵权和消灭北府兵高级将领时，因刘裕不够格，不在翦除之列，反而把他作为争取、培养对象。桓玄从兄桓惰以抚军将军出镇丹徒，以刘裕为中兵参军（接近镇将的军事参谋）。桓玄当时将要篡晋位做皇帝，桓惰兄、卫将军桓谦想了解北府兵将领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看法，曾单独密问刘裕：“楚王（桓玄）勋高德重，四海归心，朝廷大臣们都认为应由楚王来当皇帝，你的意见以为如何？”刘裕十分恭敬地回答说：“楚王乃宣武（桓温谥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老百姓对他的信任早就没有了，乘机起来取代它，有什么不可以呢？”桓谦听后高兴地说：“你说可以，就真的可以了。”

四○三年十二月，桓玄登上帝位，迁晋安帝于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刘裕故作“劝进”之举，进一步获得了桓玄对他的信任。

可是另一方面，刘裕却在暗中团结北府兵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的统治。他们约定，刘裕、刘毅、何无忌、刘道规等同时于北府兵根据地京口、广陵举兵，诸葛长民谋据历阳（今安徽和县，为东晋豫州刺史治所）相呼应；王元德、辛扈兴等聚众于建康以为内应。四○四年（元兴三年）二月二十八早晨，刘裕与同党何无忌、魏诛之、檀凭之等二十七人，纠集徒众百余人。何无忌穿着传达皇帝诏命的服装居前，百余名徒众紧紧跟随于后，京口城门一开，便一拥而入，齐声大呼，官吏、士兵皆惊骇，不知所措。他们迅即斩杀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桓惰，正式打出了反对桓玄的旗帜。

同一天早晨，在北府兵另一根据地广陵，刘毅、刘道规、孟昶等也率壮士五、六十人，趁城门伊开之际，出其不备，杀死征虏将军、青州刺史桓弘（桓惰弟）。然后，迅速带领人马渡过长江，与刘裕等汇合在一起，合力向建康进发。三月，刘裕军攻克江乘（今江苏句容县北），进至复舟山（在建康都城之北），桓玄派桓谦、卞范之率众二万抵抗。刘裕身先卒，战士奋勇作战，无不以一当百。当时正刮东北风，刘裕令战士纵火，一时火焰冲天，鼓噪之声震于建康城内，桓谦等军顷刻土崩瓦解。于是桓玄只得放弃建康，挟带着被逼退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退往荆州根据地江陵。刘裕命何无忌、刘道规率兵追击。

桓玄退到江陵后，重振军旅，集中水军二万浮江东下，与刘毅等相遇于峥嵘洲（今湖北鄂城县）。双方经过激战，桓玄的水军主力被击溃，再次败退江陵，在入蜀的路上被益州刺史毛璩的部下所杀。但是，桓玄的残余势力，在荆、襄一带仍继续扰乱。过了一年左右，桓玄势力才完全消灭。被劫持的晋安帝回到建康，重又登上皇帝的宝座。

刘裕由于起兵成功，击灭了桓玄的势力，于四○五年（安帝义熙元年）便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镇京口，后又加领南兖州刺史，东晋的北府重兵，掌握在他一人手中。四○八年，刘裕又入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完全掌握在东晋王朝的军政实权。

刘裕出身于耕渔之家，年青时曾在长江的芦苇**里打过柴，捕过鱼，在丹徒从事过农业生产。参加北府兵后，开始只是个低级军官，在魏晋南北朝一个士庶分明的时代，从平民到皇帝，普通人望尘莫及，而他之所以能够扶摇直上，是与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东晋末年，在浙东地区爆发的孙恩、卢循起义，沉重打击了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地主，使他们在政治上衰落下去，东晋用以捍卫建康的北府兵军权，也在经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斗争和农民起义打击之后，从王、谢士族地主手中，转到以刘裕为首的寒门庶族地主手里，这就为寒门庶族在地主的政治上取得地位提供了条件。出身于寒门庶族的刘裕，正是依靠这支北府兵，通过镇压孙恩、卢循起义攫取了资本；又依靠这支兵力，击灭了大世族桓玄的势力。这样，就使支撑东晋政局的王、谢、庾、桓四大世族在南方的统治基本结束。单从这一点说，刘裕作出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

刘裕在执政期间，还于四一三年（义熙九年）**平割据益州的地方势力谯纵；四一二年（义熙八年），消灭北府兵内部同他争权的分裂势力刘毅和诸葛长民；四一五年（义熙十一年），击败东晋、荆州刺史司马休之、雍州刺史鲁宗之的反抗。四O九年（义熙五年）、四一六年（义熙十二年）刘裕又先后两次进行北伐，消灭了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南燕政权（今山东境内）和羌族贵族建立的后秦政权（今河南西部和陕西境内），收复了沦陷一百多年的北方大片失地和长安、洛阳等古都，扩大了当时东晋的疆域，有效地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在内政方面，刘裕又针对当时“晋政宽弛，纲纪不立，豪族陵纵，小民穷蹙”的状况，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减轻剥削，发展生产的措施。如四一三年（义熙九年），晋安帝妻王皇后死（王羲之孙女），刘裕让晋安帝罢临沂（侨置于江苏句容县）、湖熟（今南京市江宁县）一带的皇后脂泽田四十顷，赐给贫苦的百姓耕种，同时下令“弛湖池之禁”，禁止豪族封固山泽，向百姓收税。对于“奴客纵横，固吝山泽”的“京口之蠹”刁氏，刘裕不仅诛灭了刁逵一家，而且“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会稽四大士族中的大地主虞亮，因“藏匿亡千余人”，被刘裕杀死，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被免官。四一三年（义熙九年），刘裕在桓温推行的庚戊土断的基础上，又实行了义熙土断，进一步裁并侨寓郡县，搜括豪强隐匿的侨寓户，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赋役对象。通过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积弊丛生、民不聊生的东晋社会呈现了转机。至此，刘裕已建立起很高威望。

刘裕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无时无刻不要透露着他的王者之风。尤其是在一个民不聊生，海内动**的时刻，像刘裕这样的人才，必能上得晋帝的信任重用，下得百姓的拥护爱戴。

四一六年（义熙十二年）十二月，晋帝赐刘裕为相国，封徐州之彭城、兖州之高平等十郡为宋公国，备九锡之礼。四一九年（晋恭帝元熙元年）又进公爵为王，宋国封地由十郡增至二十郡。此时的刘裕，早已成为东晋的实际决策者。

这时，司马氏的东晋王朝，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复位的晋安帝，本身是个白痴，“自少及长，口不能言”，一切事情，均由旁人代劳。刘裕执掌东晋军政大权以后，他当然更成了傀儡。四一八年（义熙十四年）十二月，刘裕又派人缢杀了晋安帝，由他的同母弟司马德文继位，是为恭帝。晋恭帝继位当然更是摆摆样子。四二○年（恭帝元熙二年）正月的一天，刘裕在宋国都城寿阳的宋王宫中举行宴会。在宴席上，他激动地对部下说：“桓玄起来篡夺晋位，是我首创大义，才重新兴复了晋室。经过南征北战，又平定四海。由于功业显著，我得到了九锡的隆礼，现在我年岁已高，我想奉还爵位，回到建康去。”他的部下没有领会刘裕讲的这番话的真意，只是盛赞他的功业。宴会散后，中书令傅亮（宋王刘裕的秘书长）出得宫门，才领悟到刘裕讲话的用意，马上返身叩宫门求见。傅亮开门见山地对刘裕说：“我得马上回建康去”，刘裕知道傅亮的意思，问他“要多少人？”傅亮说：“几千人就可以了。”傅亮一到建康，就毫无阻力地令晋恭帝写禅位诏书。晋恭帝欣然应命。

就在这年的六月，刘裕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称之谓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王朝。

在古代社会，要想做大官都讲究出身门弟，而刘裕出身寒门，最终也把皇帝做，再次证明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道理。机会每个人都有；只要不是天生的白痴，智慧每个人也有；只要四肢健全，力量每个人都有，为什么有些人一辈子都无法升职，身处低位；有些人却能扶摇直上升至高位。想想刘裕的故事，也许你会找到答案。??

3．乡村无赖成霸业

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自公元前202年称帝至公元前195年因病去世，在位仅七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夙兴夜寐，不但稳定了大局，而且为西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但说起他的出身，可不是什么“好鸟”——一乡村无赖汉而已。

东汉史家班固在评价刘邦的历史功绩时说：“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目不暇接，规摹弘远矣。”

在中国历代众多的开国皇帝中，汉高祖的确是一位统贯全局、具有杰出才干的明君，足以和后代的唐太宗、明太祖媲美。

刘邦出身并不高贵，也没有祖宗高脉血统，甚至还缺乏做为一个农人的基本品德。刘邦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耕田种地，勤于农桑，能吃苦耐劳，热爱劳动。相反，刘邦终日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不光不劳动，还经常到村里人那儿赊酒喝，成了村里有名的无赖汉。

就是这位无赖汉，在秦末天下大乱之即，顺势而起，带领刑徒二十余人，涌入乱世洪流。秦亡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楚汉战争中，刘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霸王项羽，坐上了皇帝的宝座。

秦汉相继，然而两者的兴起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秦王嬴政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凭借祖先打下的良好基础，通过战争的方式兼并六国，得以统一天下的，刘邦则乘农民战争余威推翻暴秦，又战胜了项羽为代表的六国贵族残余势力之后建立新王朝的。为此，汉朝开国之初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社会经济的极度凋敝使新王朝缺乏起码的物质基础；关东和关中地区的隔阂，时刻威胁着刚刚形成的统一局面；异姓诸侯王的离心倾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挑战；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也必然会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行使；匈奴贵族的侵扰，更形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这些难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新兴的汉王朝无法站稳脚跟，求得生存和发展。难怪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还忧心忡忡地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

刘邦和汉朝统治集团的中坚分子出身微细，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但他们多半来自社会下层，又接受了反秦起义和统一战争的洗礼，所以十分了解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这种优势，使他们得以凭自己的直觉正确地把握历史变化的契机，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公元前205年岁首，沛公刘邦率军入关，西入咸阳，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随即封还府库，还军霸上，不久又与当地民众约法三章，废除秦朝苛法，宣布官吏一律留用，百姓照常生活。秦民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与此相反，项羽入关后即引兵西屠咸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秦民大失所望。项羽接着封秦降将为王，更使秦民切齿痛恨。刘邦得到秦民的拥护，使他得以关中为根据地，楚汉战争中刘邦之所以能最后战胜项羽，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刘邦称帝后，定都长安，又鼓励军队中关东籍士兵复员后在关中落户。这样就逐步消除了关东和关中百姓之间的对立情绪。

刘邦早年不修文学，很看不起读书人，有诸多轻薄无赖之举，甚至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在夺取天下的过程中，这种态度有所改变。但他做了皇帝以后，仍然没有立刻认识到“偃武修文”的重要性，以为马上得之，当然也可以马上治之。他的谋士陆贾对他称说《诗》、《书》，他很不耐烦，甚至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却说：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汉高祖听了这番话，虽然有点不高兴，却觉得很在理。于是命陆贾著书，分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乃古成败之国。”陆贾随即著书十二篇。每奏呈一篇，刘邦读了都称赞说好，左右齐呼万岁，于是称其书为《新语》。由于陆贾的劝说和论析，汉高祖明白了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明白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并且懂得了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向背调整政策重点的必要性。秦亡汉兴的辩证法，归根到底就在于此。

由于秦王朝的竭泽而渔和长年的战争创伤，西汉初年人口流散，土地荒芜，加之商贾投机倒把，兴风作浪，以致社会经济凋敝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自皇帝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上层统治集团的处境如此狼狈，国家财政的匮乏可想而知。显而易见，如果不能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西汉王朝就无法存在下去。为此，刘邦称帝后立即发布诏令，招抚流民，恢复故爵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以功劳行田宅，满足复员将士对田宅的要求，并免除其徭役。与此同时，又提倡节俭，持有兵器和骑马，抑商重农。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民生趋于安定，为下一步着手解决政治体制问题奠定了基础。

为了巩固统一和加强中央集权，在楚汉战争后期，刘邦即着手削夺异姓诸侯王的兵权，将势力强大的齐王韩信徙封楚王，不久将其贬抑为淮阴侯。后来，借口异姓王谋反，又将韩信、彭越、英布等逐一夷灭，最后只剩下势力最弱的衡山王吴芮。为了镇抚各地，填补权力真空，汉高祖又分封了一系列同姓诸侯王并且宣布一项原则：非功臣而侯，非刘姓为王，天下共击之。与此同时，为了安抚和满足统治集团内部对权力的渴求，汉高祖又大封功臣，与功臣剖符作誓。誓文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爱及苗裔。”用红字刻划在铁券上，重缄封之，藏于宗庙。汉初的功臣不但做高官，食厚禄，而且享有封国食邑。汉高祖以此协调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使功臣成为维护皇权、稳定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的支柱。

史书称汉高祖刘邦勤于政务，规摹弘远，不仅指他善于处理新兴王朝面临的急务，更重要的在于，他十分重视并致力于制度建设。除了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行政体制，剖符定封外，刘邦还命萧何编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萧何所定律令正式废除秦朝苛法，又将三章法充实为九章律，虽其目的在于约束民众言行规范，但对限制功臣王侯的胡作非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九章律不但成为汉律的根本，对后代法律的完备也有重要借鉴。韩信不仅用兵有方，是一位优秀的统帅，也是当时公认的军事理论家，《汉书·艺文志》载有《韩信三篇》。在他被贬为淮阴侯后，汉高祖仍不时与他讨论用兵之道，用他申明军法，自然是人尽其材，十分适宜的。张苍原本是秦朝的御史，精通律历，主柱下方书，后从刘邦反秦。汉朝建立后，公卿皆军吏，张苍迁为计相，领天下图书计籍，绪正律历，吹律调乐，入之音声，举凡百工程式，皆出其手。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汉书·艺文志》载有《张苍》十六篇。叔孙通是秦朝的博士，后随刘邦夺取天下。刘邦称帝后，废秦礼仪，功臣上朝时拔剑击柱，醉或妄呼。叔孙通于是采摭古礼与秦仪制定朝仪。诸侯王以下依照朝仪参拜皇帝莫不震恐怖肃敬，刘邦至此方知皇帝之尊贵。

史书常称“汉承秦制”。实际上，汉高祖刘邦在继承秦始皇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时多有兴革。历代《汉书》注家将“规摹弘远”理解为后世“立制垂范”，这是正确的。汉高祖所立制度范式，不但直接维系了汉朝四百年国运，对沿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历代王朝遵循的与其说是秦制，倒不如说是汉制。

汉高祖“性明达，好谋，能听”。故能集思广益，规摹弘远；而这一系列规摹能付诸实施，收到预期效果，又与刘邦在位时亲理万机，日不暇给有着密切关系。刘邦微时喜出大言，好酒及色。是纯正的一副流氓相。楚汉战争中，他率五诸侯兵共五十六万进占项羽根据地彭城后，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项羽乘机率师回救，汉军被杀得落花流水，刘邦仅以身免。然自高帝五年（前202）五月称帝后，他很少在长安安享威福尊荣，终日征战劳苦，亲自率兵平定异姓王侯叛乱，抵御匈奴侵扰。高帝十一年，汉高祖率军征讨淮南王英布，为流矢所伤，途中病情加重，吕后问道：“陛下百岁后，相国萧何病死，谁能取代他的职务？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再问其次，刘邦又说王陵可以，然王陵少戆，陈平可以协助他，陈平心智有余，然难独当其任。周勃厚重少文，但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以任命他为太尉，让他统率军队。说完就与世长逝了。汉高祖为了他一手创建的西汉王朝的稳定，可以说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了。

民间有语曰：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但在刘邦这里却失去了作用。刘邦出身寒微，在秦末的大动乱中，崛起于草莽之间，广罗人才，战胜群雄，拨转乱世，还归于正道，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一个巩固的大汉王朝，确实不愧为一位匡世英豪。虽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难免受到历史的局限，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总观他的一生，仍然可以说，他不但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作为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成封建帝王，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4．“蛮夷”之人称王成帝业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王朝不计其数，而由少数民族统一天下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个，即元朝和清朝。汉族自认为优于其它民族，把汉族之外的民族称为“蛮夷”，尤其是北方的少数民族。然而就是这样的“蛮夷”，却独居华夏几百年，直至中国封建社会的消失。让我们看一看清朝始祖努尔哈赤的奋斗历程吧！

清朝肇兴于东北。明代的东北乃女真人居住、活动的地方。当时，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每部又分为若干部，努尔哈赤（1559--1626）即属建州部。万历年间，东北女真地区陷入极大的混乱、动**之中，“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这种状况给女真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史载，当时人人自危，“凡有出入者，必佩持弓箭，以避相侵害、抢掠之患”。恩格斯指出，割据所造成的“疆土分裂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消除人为的分裂、割据状态，经济、文化才能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安定。因此，统一女真各部成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历史发展的趋势。努尔哈赤正是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登上了历史舞台。

万历十一年（1583），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部下回到建州，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四十三年的统一女真、创建帝业的戎马生涯。当时女真各部许多首领都有统一的愿望，但无论从政治和军事才能方面，努尔哈赤都远远超过其他各部首领。更为重要的是，努尔哈赤有历代创业者那种勤奋向上的拼搏精神，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毅力。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从最初起兵时一支兵少将寡的弱小势力，很快发展成为女真诸部中最强大的力量。

努尔哈赤首先致力于建州本部的统一。他在起兵的时候，就确定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同时，做好了以苦战血战打天下的充分准备。他率兵征战，从来是不畏艰辛，身先士卒。每至攻城，他或“束马而登”，或“单盾冒矢石而克”。万历十二年（1584），在攻打董鄂部的翁科洛城时，努尔哈赤的头部、颈部中了两箭，血流不止，箭拔出后还带下了两块肉，他怕乱了军心，不许部下声张，坚持作战，直至晕倒。

伤一养好，他再次组织攻城，终于取胜。万历十三年（1585），努尔哈赤率甲士二十五名、步兵五十名攻打界藩寨，后遭四百余人的追击，战于太兰岗之野。他单骑迎敌，杀死为首者，压住了阵脚，并率兵安全脱险。万历十四年（1586），努尔哈赤挥师进取鄂勒珲城。战斗中，他受箭伤几十处，仍然奋勇不退，冲锋陷阵，终取其城。努尔哈赤就这样一仗一仗打下来，到万历十七年（1589），以六年多的时间，相继征服了建州五部，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势力。至此，“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

统一建州之后，努尔哈赤又以顽强的毅力南征北伐，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相继征服了海西及“野人”女真的绝大部分部落，使“诸部始合为一”，基本上结束了女真社会的长期分裂、割据、动乱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58岁的努尔哈赤认为“帝业已成”，遂称汗登位，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建都赫图阿拉城（故址即今辽宁新宾西老城），成为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地方割据政权。但是，努尔哈赤并未满足取得的业绩。两年后，他便以“七大恨”告天伐明，雄心勃勃地向明朝发动了进攻。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劲旅攻打抚顺，迫明守将李永芳投降。继尔，又率兵入鸦鹘关，连克清河、一堵墙、碱场等城，造成了明廷的恐慌。次年，明朝派四路大军进攻赫图阿拉，企图一举歼灭后金，挽回辽东败局。一场大战爆发了。面对来势汹汹的明军，年过六旬的努尔哈赤亲自率兵迎战，并且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正确作战方略，取得了著名的萨尔浒战役的重大胜利。此战，不仅保卫了满族的安全与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辽东的形势。从此，明朝由进攻转为退却，后金由防御转为进攻。很快，努尔哈赤便兴兵取开原、铁岭。天命六年（1621），又攻陷沈阳、辽阳，整个辽河以东尽为后金所据。遂即，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次年又迁都沈阳。

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十三万攻明，连下绵州、松山、大小凌河、杏山等城。进而围攻宁远。明宁远守将袁崇焕拒守不降，终于挫败后金军，使努尔哈赤怀恨退回沈阳。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故，终年68岁。

努尔哈赤自25岁起兵，征战四十余年，身经数百战，其间经历了众多磨难。他曾无数次受挫，多次受伤，但是始终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而一往直前，终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尽管最后兵败宁远，但毕竟已迫使明军退至宁远、锦州一线，为后来的清兵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固的基础。没有努尔哈赤的艰苦创业，就不会有清朝的定鼎中原。因此，清朝皇帝经常提醒后人不要忘记努尔哈赤创业之艰难。魏源曾点明了这一用意：“知王业之艰难，则不敢谓祖宗朝徼天之幸。”

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骄傲，他们的辉煌业绩标炳史册，光照千秋。英雄不论出身贵践，也不论种族、肤色。努尔哈赤身经百战，壮志雄心，文韬武略，无一不备，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最终让满族的风仪礼制遍布大江南北——这也许是他没有想过的。生活中许多人，因这样那样的缺陷或者缺点，遭人歧视就不敢抬头，甚至懦弱退缩，自我毁灭，自己把自己推入不公平的境遇，而不知奋起反击，自我证明，实在可悲可叹。

5．从农民到天王

鸦片战争以后，因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致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其中，以天地会领导的起义次数多、范围广、影响大。但由于天地会缺乏统一的组织，纪律涣散，这些反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在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过程中，逐渐吸取了这一教训，把拜上帝会作为发动和吸收广大人民群众以进行反清起义的组织形式。经过洪秀全等人多年的艰苦努力，拜上帝会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汹涌澎湃的起义洪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原名火秀，又名仁伸，自幼家境贫寒，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亲身感受，对清朝腐败的统治十分愤恨。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偶然翻阅了一本基督教的传道书——《劝世良言》。书中宣称：只有上帝才是真神，其他人所崇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要遵守十诫等等。这本书，启发了洪秀全利用宗教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思想。当时在封建重压下的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政治经济上的平等，但要组织他们起来去斗争，只靠直接的动员行不通，非得通过易于使他们接受的方式不可。宗教，便是一个既合法又能使农民接受的方式，它使洪秀全为组织反清斗争找到了一个工具。从此，洪秀全开始了拜上帝的活动。他对人宣称：他是天父上帝和天兄耶稣派到凡间斩妖除魔，恢复人们对真神上帝平等信仰的代表，“劝世人敬拜上帝，对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

最早参与洪秀全拜上帝活动的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和同学冯云山。为了表示自己独尊上帝信念，洪秀全毁弃了塾中的孔子牌位，结果引起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被迫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与冯云山一起离开家乡，外出传教，辗转到了广西贵县赐谷村。因宣传成效不大，冯云山离开赐谷村，转入桂平紫荆山区。洪秀全回到花县，一面教书，一面潜心研究教义，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理论宣传文件的创作。

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1845—1848）年间，洪秀全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几篇“发挥宗教真理”的著作。他把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与中国农民斗争所追求的平等世界的革命传统融汇其中，在《原道救世歌》里，提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天父上帝人人共”，“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从而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在《原道醒世训》中又提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体现了经济上平等的要求。在《原道觉世训》中，他又生动形象地把现实社会的阶级对立转化为“正”的皇上帝与“邪”的阎罗妖的对立，皇上帝代表光明真理，阎罗妖是黑暗罪恶的清朝统治阶级，是“老蛇妖鬼也”，“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洪秀全的文章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信心，对拜上帝会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七年六月（1847年7月），洪秀全到紫荆山区。此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已收到很大成效，发展了信徒2000多人，其中大多是兼烧炭的农民。洪秀全与冯云山正式建立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机构，他被会众推为教主。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将拜上帝会变成一个纪律严明的战斗组织，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规定会众必须遵守。为了扩大拜上帝会的影响，九月，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到象州捣毁了甘王庙，再次向封建的神权公开挑战。此事发生后，秀全名誉大起，信徒之数加增更速。拜上帝会的势力迅速扩大到数县。他们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地主阶级的嫉恨，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年1月），地主团练头目王作新勾结官府逮捕了冯云山。

冯云山被捕后，洪秀全赶回广东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一时无人主持，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杨秀清、肖朝贵相继出面，假托天父、天兄下凡，并以代言人的身份传言会众，才安定了人心。当洪秀全回到紫荆山后，从准备起义的大局出发，承认了杨、肖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并根据教义的平等思想，与冯云山、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形成了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开始积极地策划起义。

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前后，广西大闹饥荒。清政府向烧炭的农民大肆勒索，搞得民不聊生，激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洪秀全认为起义的时机已到，二十九年六月（1850年7月），洪秀全向会众发出命令，要求各地会众在十月初集中到桂平县金田村“团营”。会众接到命令后，变卖家产，举家老小齐向金田聚集。十月，陆续到达金田村的会众约有2万人。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在金田村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广大的会众即太平军战士在洪秀全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鼓舞下，信赖皇上帝的保佑，相信“吃天父饭，活则享天福，死了就上天堂”，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终于在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定都天京（今南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洪秀全乃一介草民书生，在没落的封建王朝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再加上基督教人人平等的信念，使他终于揭竿而起，改变自己的事业。民间不仅是文化艺术的沃土，也是产生英雄的良田，身居高位的统治者自视甚高，不把山野粗民放在眼中，一味的欺压凌辱，起火和反搞皆因此出。平等视人之心人人都应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