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最不讲礼，认权不认人，正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在传统观念的压抑下，使人们恭敬的遵循“为臣之道，为人之道，为妇之道”这些沉重的教条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总该站出几个人来给这些教条一点厉害颜色，也好叫人喘喘气。

1.忠臣不事二主，还是良臣择木而栖？

中国有一句古训，叫做“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很难辩驳的，然而，中国的古语实在太多，与上面那句话相对的名言就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二者针锋相对，给人以是非难辨之感。其中是非原尾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魏征，生于北周时代的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很早去世了，所以，魏征年轻时候的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魏征先是参加了元宝藏的起义军，但又觉得看不清楚天下大势，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后来，另一支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非常赏识他，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占领了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然而，隋朝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生死搏斗。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曾经主动进谏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目前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即兵败被杀。

而魏征认为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并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生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听信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李唐政权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我忠于李建成，又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不能显得没有气度，就赦免了他，并封他为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不得其主的生涯。

李世民即位为皇帝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成就了魏征的名声，魏征敢于犯颜直谏，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名垂青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它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它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在不同的时期要对德才有所取舍。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之时，用人的标准是重视才能，不过多地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天下平安以后，则非德才兼备不可用。”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用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又怕你责备，就不敢出去了。”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后来，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的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甚至还应该拆掉宫殿。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了水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公卿大臣都请求太宗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认为现在举行封禅仪式不妥。太宗对魏征说：“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难道是我的功劳不高吗？是我的德行不淳厚吗？是国家还没有平定吗？是远方的异族人不仰慕大唐的高义吗？是吉祥尚未降临吗？是农业没有丰收吗？为什么我不能封泰山呢？”魏征说：“陛下的功劳虽然是极高的，可是百姓并未感受到陛下的恩惠；陛下的德行虽是淳厚的，但陛下的德政尚未传及全国各地；全国虽然安定，但并不能为兴办事业提供足够的资贴；远方的部族仰慕陛下的高义，但朝廷却没有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吉祥的征兆虽然出现，但法网仍然密集；虽然连续几年农业丰收，但粮仓仍然空虚，这是我认为目前不封禅的原因。我不能用遥远的东西打比方，姑且用人作比喻。现在有个人患了十年的重病，到将要治愈时，已经瘦得皮包着骨头，马上让他扛起一石米，每天走一百里路，他一定不可能做到。隋朝天下大乱已经不止十年，陛下平定了全国的混乱局面，虽然现在天下已经平定，但国库尚不充实，在如此情况之下，向天地报告事业已经成功，我暗自对如此作法持怀疑态度。况且陛下若东封泰山，各国的使者都要聚集到那里，周边各国人，无不奔走相告。现在西起伊水、洛水流域，东到泰山、东海、荒草滩、沼泽地，断绝，鸡犬之声不闻，道路萧条，行避艰难，把我国的虚弱状况展示他们？即使赐他们，也不能满足远方之人的愿望；即使连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苦。如果遇到水旱灾役的民夫横加议论，即使后悔，也无法挽回。我个人恳请陛下免去封禅之事。”太宗听了魏征的一番话，也深感国家生产远未恢复，国库仍然空虚，如何能把如此严峻的形势告慰天地，遂将封禅泰山之事搁置了下来。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官，东西供奉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不妥，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而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如此下去，隋唐的悲剧又该重演了。”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苍茫千里，人烟岂可招来域外部我们用尽财物赏续两年免除徭害，风雨之变，服失。岂止是我一姓都乞望陛下恩然初步安定，但是，有何功德以因为当地供应的下去将不好收地追求享乐而灭上行下效，拼命人的奢侈欲是无魏征的这一番话重视。有一次，魏征，不令而行。其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话垂诫太子，让他永志不忘。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辩论。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了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么？”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传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当然，唐太宗是人不是神，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地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下佬。”皇后非常贤德，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向太宗祝贺。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于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境，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了！

感悟：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魏征当然不是“忠臣”和“好女”。然而，他却是名垂千古的良臣！因为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他是“大忠”，而不是“小忠”。察魏征之忠，可谓圣人之健矣！

孟子曾说：“闻诛一夫纣奂，未闻弑君也。”意思是说忠国不忠君，忠民不忠人。实际这里也隐含了一个哲学观点，凡事因人、因时而定，不可按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律看待所有的事情。

2.应悔夫婿觅封侯

历史上有些观念成了一种虚设，纵不管其是对还是错，总归效仿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东汉时，有一个叫乐羊子的人，为人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而他的妻子聪明勤劳，总想借机对丈夫进行劝勉，激励其立志，建立一番事业。

有一次，乐羊子外出，在路上捡到一个金饼，高兴地拿回来给妻子看。妻子说：“我听说有志之人见到名叫盗泉的水，便羞于饮用；廉洁之士见嗟来之食便拒绝接受。更何况这种拾来的东西呢？这不是玷污你名声的行径吗？”乐羊子听后，心中非常惭愧，他想：妻子是个女人，尚有如此见识，自己身为堂堂七尺须眉，怎么竟如此缺少志气？于是，他跑到野外，将金饼抛去，回家向妻子表示，要远寻宗师，外出求学。妻子听后非常高兴，便帮他整理行装，鼓励他早日学成归来。

然而，乐羊子外出学习，刚刚过了一年，就回来了。他的妻子以为他学成归来了，十分高兴，一问之下，才知并非如此。她问丈夫：“你为什么中途而返？”乐羊子说：“我只是离家久了，想回来看看你。”乐羊子妻害怕丈夫故态重萌，为了坚定他学习的信心，便持着刀子走到织机旁，一下将织物割断，然后对乐羊子说：“这个织物是从蚕茧抽丝开始，一根丝一根丝地积累成寸，然后又一寸一寸地积累成一匹。如今我把它给割断了，不但不能取得最后成功，反而前功尽弃了。夫君求学也是如此，应当知道时间一去不返，应当利用宝贵时光完成学业，以成就自己美德，如果中途而废，与我割断织品有什么两样呢？”

乐羊子听了妻子的这一番话，深受震动，他立即返回求学之地，七年都没有回来。

史书的作者评论说，乐羊子妻可谓贤内助，她助丈夫立志，助丈夫完成学业，而且能用生动的比喻教育丈夫，真是治家有方。今天看来，乐羊子妻尽管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她是不悔夫婿觅封侯的，她从中找到并实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成为后代效法的楷模。然而，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她内心的酸楚呢？

乐羊子妻的做法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她宁愿抛弃夫妻厮守、朝暮相伴，而劝勉丈夫建功立业，这固然为人所乐道提倡。但今天人们对这种做法又持什么观点呢？就像人人都面对贞节牌坊肃然起敬，但又会有哪个女子真正心甘情愿去效仿呢？

感悟：

中国有一首古诗这样写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楼头。忽见陌边柳色动，悔叫夫婿觅封侯。”它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实际上，这首诗歌中的少妇就不愿意过那种所谓的富贵生活，而宁愿夫妻厮守，朝暮相伴，宁愿贫穷一些，也不愿浪费了生活中的大好时光。然而，这并不能成为被正统观念所大力提倡的东西。

3.妇道礼教该守还是该破？

古时封建礼教对女人的要求极为苛刻，“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一系列对女人的精神枷锁，使传统社会的女人枉为人生。但也有那么几个女人还真的敢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潇洒”了一回。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著名的。千百年来，“文君私奔”的故事被人争相传颂，人们不仅不去责备他们不守礼教，反而把它当作一则佳话，甚至艳羡不已，可见，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是压抑不住的。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少好读书，爱好击剑。因慕战国赵相蔺相如的为人，遂更名为相如。

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郡中士人送往长安就读，相如亦在其中。学成后回郡从教。文翁病故后，相如也离乡前往长安，不久，又往事梁王刘武。在梁地，司马相如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文人，每日与他们琴书雅案，诗酒逍遥，撰成一篇《子虚赋》，为汉代赋体文的代表作，流传一时。

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王刘武薨。司马相如只好又回到成都，因家贫无法生存，只得投靠好友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

王吉素慕相如的文采风流，见他来投奔，非常高兴，让他暂寓都亭，供给美食，每日来拜，待之甚恭。此事不久传遍全县，县人都知县令来了贵客。临邛地方富人很多，首家应数卓王孙，次为程郑，两家童仆各不下数百人。卓氏先世居赵，以冶铁致富。秦灭赵后，卓氏夫妇被秦国迁来蜀地，流居临邛。临邛也有铁山，卓氏仍操旧业，遂致巨富，蓄养家童八百人，良田美宅，不可胜计。程郑由山东迁至，与卓氏操业相同，又同是富户，素来友好。一日，卓王孙、程郑二人谈及亭中贵客，因为县令好友，按照风俗，应设宴相邀，以尽地主之谊。二人商量，决定宴请司马相如和县令王吉，此外再邀地方绅富百余人陪请。

席间甚是热闹，一个时辰后，宾主均有几分醉意，王吉道：“听说长卿善于弹琴，何不献曲一首，以助酒兴。”卓王孙、程郑闻言，拍手称善，立令侍仆快取琴来。王吉说：“不劳卓兄，长卿从来琴、剑不离身，我见他车上带有琴囊，派人取来就是。”顷刻，琴已取到，相如也不好推辞，遂抚琴调弦，按指出声，弹起了《长歌行》。声音清脆，由小渐大，快慢有节，抑扬有致，雅韵铿锵，非常美妙。没想到，这琴声引起了一位佳人的注意。

原来，卓王孙有一女，名文君，年方十七，生得聪明伶俐，貌美风流，琴棋书画，样样皆精，不幸嫁了一夫，新婚不久，便因病身亡。文君不甘寂寞，便搬回娘家居住。

这日，文君得知父亲所请贵客，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少年，不禁暗自思量。不久又听到了悦耳琴声，便不由自主地躲到屏后探头外望，见相如衣冠齐整，容雅风流，顿生爱慕之心。相如正沉醉琴中，忽听屏后传来一阵环佩叮咚之音，抬头一看，正与文君打了一个照面。文君的美貌立刻使得他心醉神迷，意**神驰。于是心机一动，指法立变，弹唱出了一首“凤求凰曲”。歌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邀四海求其凰。

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由交接为鸳鸯？

凰兮凰兮从凤栖，得托子屋永为妃。

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文君本是精通音律之人，怎能不解曲中的情意！正听得如醉如痴，已至曲终，琴声戛然而止。宴席散后，司马相如忙唤过从人，让他找到文君侍女，重金托她代传爱慕之心。

对于司马相如，文君小姐早已慕名，当相如的那篇《子虚赋》传抄到临邛时，欲观者索价500金，她非要父亲买来一阅。读过之后觉得此人文采斐然，名不虚传。但不知他是何等样人？至相如客居临邛，闻说他风度雍容闲雅，文君就更想亲眼一睹，而此际虽有珠帘相隔，犹可见相如风度神采，果然是一表人才！卓文君早就对司马相如倾慕已久，焉能错过这次机会。她要打破这种封建的婚姻制度，自己择夫。

以文君小姐之才早已揣测出司马相如的弦外之音了：“凤兮凤兮归故乡”——这个“凤”不就是指相如自己么？

“游遨四海求其凰”——“凰”是雌鸟，一定是指配得上他的佳人。文君小姐想到这里，确信自己能“闻弦歌而知雅意”，不由得会心地笑了。

“有一艳女在此堂”——艳女？在此堂？莫非，莫非是指我？想到这里，文君小姐不由得脸红耳热，一颗芳心跳动不已，并不是她对自己的容貌没有自信，而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褒扬所感动。同时，被一个陌生的男子如此当众称赞，她又不免有女儿家的羞涩。

“室迩人遐毒我肠”——啊！与他只有一墙之隔，虽近有咫尺，却如远隔天涯。难道他已觉察我在帘内听他弹琴唱歌吗？

“何由交接为鸳鸯”——这不明明白白地说要同我结为夫妻吗？

文君听到这里，想到这里，不由得甜蜜地笑了。下半阕歌完全是相如在以“凰”的口气作答了，“得托子屋永为妃。”文君知晓《春秋左氏传》说，“佳偶曰妃，怨偶曰仇”——他不但要与我结为夫妻，还要成为恩爱白头的“佳偶”。只是，最后这一句：“中夜相从知者谁？”“中夜”，不就是半夜吗？“相从”，是让我到他那儿去，“知者谁”，就是这件事不能让旁人知晓。

文君确信自己对曲子的理解准确无误，她感到既兴奋，又紧张。知音，这不就是千载难逢的知音吗？今日，我理解他琴弦外音，异日，我之心他又何尝不知？

对文君小姐来说，能得到这位海内知名才子之爱正是她所渴望的“幸福”。但是，司马相如这一仓促突然的大胆要求，又使她倍感为难。

这也不足为怪，虽然文君思想开阔，但在那个时代弄不好是要给人戳穿脊梁的，况且这种婚配方式，在此之前亘古未有。

文君小姐的内心在激烈的斗争着，她知道，司马相如正在等着自己，是等父亲将自己许配给程郑家的花花公子呢？还是今夜就到相如那里去呢？她反复地自问，一时间，她又反复地吟咏起那曲《凤求凰》来。

鸡快要叫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文君毅然站立起身来，收捡行装，直奔都亭与司马相如相见。司马相如尚未安寝，已在思念文君，忽闻敲门声，连忙起身开门，忽见文君从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忙将文君让入室内，走到文君面前，鞠躬行礼。文君也含羞答礼。相如、文君在亭中缠绵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因怕卓家闻知，前来问罪，遂打点行装，离开临邛，返回成都。

卓王孙一夜间丢失了女儿，派人四处寻找，后来得知，女儿已随司马相如私奔外逃，当时气得暴跳如雷，但家丑不可外扬，只得忍耐。

卓文君随着相如来到成都，总以为他曾在长安作过显官，家中定有些财产。岂知到家一看，除了几间破屋尚可容身外，别无他物。自己也因仓猝外逃，没能多带金帛。但事已至此，只得拔钩沽酒，脱钏易粮，与相如勉强度日。不久，文君随身所戴饰物快卖完了，生活日趋贫苦。文君见此，颇感凄凉，于是对相如说：“君贫寒至此，终非长策，不如再回临邛，向我兄弟们借点钱财，也好设法谋生。”相如心知文君自幼生长富家，能随自己过如此清贫生活，已经不易。听文君如此说，也只好同意。到了次日，二人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此时，相如身边，除了一琴一剑、一车一马外，已无别物，于是与文君登车驱马，往临邛驰去。到了临邛，二人暂住旅店，遂向店主打听卓家消息。店家与相如、文君素不相识，便直言相告道：“卓女私奔，卓王孙几乎气死，发誓说：‘女儿不孝，我不忍杀死，但却一文钱也不给。’”相如听后，心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也不便再往兄弟处借钱。我不如与他女儿抛头露面，就地开一家酒肆，损他尊严，丢他脸面，直到他情愿拿出钱财来！主意拿定，遂找文君商量。至此，文君也没更好办法，只得依了相如。相如当即将马车卖了，当作资本，租借了房屋，治办了器具，悬挂了酒旗，选了一个吉日，酒店便开张了。

酒店开张后，文君淡妆浅抹，当垆卖酒。相如也脱去长衫，换上短衣，与所雇的3个酒保忙里忙外，招待客人，生意做得还颇为红火。

酒店开张不久，有些客人便认出了卓文君。于是卓家小姐卖酒的消息便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卓王孙耳中。卓王孙听后大惊，忙令家人前往查看。家人回报，果是文君。卓王孙顿时感到面上无光，十分难堪，自此闭门不出，常在家中唉声叹气！有些亲友劝卓王孙说：“足下只有一男二女，何苦令文君出丑？况文君已失身长卿，往事何必再究？长卿曾作过显官，近因倦仕归家，暂时落魄，但人才却是难得，且又为县令好友，怎见得会埋没文君终身？足下不愁钱财，如给予周济，不是便可变辱为荣了吗？”卓王孙听后，无奈相从，于是立拨童仆百人，钱百万缗，及文君嫁时的衣被财物，一齐派人送往酒肆之中。

相如、文君得了许多财物，立即关闭了酒肆，购置了车马，又返回了成都。

二人一到成都，立即购田产、盖房舍、辟园圃，成了当地一富翁。

后来，司马相如应征入朝，做了词臣，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卓文君不顾一切同司马相如私奔，可以说是严重的不守妇道，不合礼教的行为。司马相如以琴挑逗良家妇女，应该说也不是什么道德君子。然而，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倒是他们追求真挚爱情的勇敢行为打动了无数男男女女的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的是美丽动人的形象。看来，人性之美，并不是一两句空洞的道德教条所能压抑的。

感悟：

“宝黛遗恨，陆游与唐婉的悲歌绝唱”徒然让人惋惜，惋惜终归是惋惜，并不为人所提倡。而“文君私奔”在当时固然为人所不齿，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是一种对爱情、对生活的追求，把黑沉沉的封建礼教撕了一个缺口。诚然，我们所提倡的是真爱，是一种人生最美好的结合。

4.长子继承制是谁的错？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长子继承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秩序而形成的习惯，根本不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考虑的。哪个皇帝又敢确定自己创造出来的大儿子就是贤明的呢？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就他们个人的意愿来讲，其实不一定愿意当皇帝；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只是由于他是上一代皇帝的长子或其他原因，他们才不得不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他们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历史上英明的君主，看到自己的儿子出落得很有才干，必然会很爱他，赞赏他，这是人之常情。但他到底能不能当皇帝，则要看他的命了。

汉宣帝看到儿子淮阳王刘钦日渐壮大，喜爱攻读经书，学习法律，聪明而有才能，常常赞不绝口：“真是我的好儿子呀！”也想立他为太子。不过，由于太子是汉宣帝流落民间时生的，又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所以宣帝不忍心废他。他的这种“仁慈”给汉朝帝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太子即位后成为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大权旁落，被宦官们把持朝政，汉朝从此日趋衰落，一蹶不振。刘钦则被陷害而死。

唐代又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悲剧。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儿子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与自己相似，也曾有意让他取代太子，但鉴于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的麻烦，没有如愿。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当了皇帝，这就是唐高宗。李恪被长孙无忌所害，唐高宗则平庸懦弱，受制于专权的武后。最终使武则天大肆杀害李氏宗亲，改唐为周，自己做起了女皇！

由此可见，这两位太子后来确实都不能巩固自己的皇权，不能继承父皇的事业。当时欲废除他们继承权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汉宣帝、唐太宗都是为了国家，从他们儿子的才干来考虑考问题的，并不是专指长相而言。

唐代大臣明崇伊曾说英王李哲（后来的唐中宗）长得很像唐太宗，张说也指出唐太宗的画像与忠王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相似，他们都是单纯从相貌上判断取舍的。如果以才干相比，唐肃宗和唐太宗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汉成帝所宠爱的嫔妃曹宫生下一个儿子后，曾别有用心地说：“我儿子额头上毛发旺盛，多像孝元皇帝啊！”假使他真的就是孝元帝，那也不足挂齿，何况只是个小毛孩呢！

感悟：

中国历史上庸君、昏君、暴君太多，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儒家最讲圣王的理想，意思是普天之下，谁的道德学问最好，谁就当王，当皇帝，但这长子继承制，却恰恰与此相反，凡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必定得不到好的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时代和社会的前面，不断地对社会进行批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定位早就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决定了的。看来，中国传统的理论与实际相距得太远了。

5.好人都有好报吗？

晁错是个大能人、大才子，又是汉室的忠臣。都说好人有好报，但其忠心换来的是被斩于市，不知天下士人会对此有何看法？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便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太多了，大概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太司空见惯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能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人们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还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和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扬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而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臣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伎俩。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宰相申屠嘉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就想把晁错除去。晁错也有点忘乎所以，由于晁错的署舍坐落于太上皇庙的后边，如果从署舍去大街，就必须绕很大的圈子，如果能穿墙而过就方便得多了，他未经任何人批准，擅自将他的内史署舍开了一个角门，穿过了太上皇庙的短墙。这件事让宰相申屠嘉知道，立刻令府吏草写奏章，说晁错未曾奏闻，擅自拆墙，实是蔑视太上皇，应以大不敬论罪，按律当诛。有人闻知这件事，忙给晁错通信，晁错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深夜中即跑进皇宫，去见皇帝。景帝本允许他随时奏事，这时忽然深夜来见，不知何事，连忙召见。等晁错说明白，景帝却说无妨，尽管照办。

第二天上朝，申屠嘉呈上奏章，满以为景帝会治晁错的罪，谁知景帝看后却淡淡地说：“晁错另辟新门以求方便，仅是穿过太上皇外墙，与庙无损。且早已告朕，丞相不必多心。”申屠嘉下朝后妒怒交加，吐血而死。

景帝就让御史大夫陶青做丞相，让晁错升为御史大夫。晁错不仅未得罪，反更受宠，也就不思其他，只顾报效皇上了。

晁错接连升任，就像一般人在顺境当中一样，容易失去谨慎。他年轻气盛，真觉得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更想趁此机会做几件大事，一方面压服人心，一方面也是效忠皇上，于是上书景帝，请求首先从吴国开刀削藩。其书大意说：

当初高祖初定天下，诸兄弟年少，子侄也柔弱，所以才大封同姓诸王。齐国有七十余城，吴国有五十余城，楚国有四十余城，几乎把半个天下封给了他们。现在，吴王诈称病不朝，按照古法应当诛杀，文帝不忍，只是赐予他几杖，这是最厚的仁德了。吴王非但不改过自新，但反而更加骄横无礼，靠山治铜铸钱，煮海水制盐，诱收天下逃亡的罪犯，阴谋叛乱。现在看来，削藩吴、楚等国要反，不削藩也要反。如果削藩，可促成他们早反，这样，其准备不充分，为祸就会小一些，如果不削藩，他们准备得充分了，虽反得迟一些，却是为祸甚大，不易平定。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就晁错的奏章交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没有什么人敢提出异议，只有詹事窦婴极力阻止。窦婴其人虽无很高的职位，但因是窦太后的侄子，有着内援，才不惧晁错，敢于抗言直陈。因有窦婴的反对，削藩之事也只有暂且作罢。晁错不得削藩，便暗恨窦婴。不久窦婴就被免职。

原来，景帝的弟弟梁王刘武来朝觐见，窦太后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小儿子，母子三人同席而饮。景帝在酒酣耳热之际，竟说自己千秋万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梁王。窦太后听了很高兴，梁王虽口称不敢，心里也着实得意。这话偏让一边侍候的窦婴听见了，他跑上前来，直呼“不可”，并强迫景帝罚喝一杯酒，收回成命，结果弄得刘武、窦太后很不高兴。第二天，窦武免官，窦太后也将他除去门藉，不准进见。

晁错见窦婴免职，就又复提前议，准备削藩。正在议而未决之时，正逢楚王刘戊入朝，晁错趁机说他生性好色，簿太后丧时亦不加节制，仍然纵**，依律当处死，请景帝明正典刑。刘戊确是不尊礼法，不敬长贤，荒**无度，楚国的几位贤士如穆生、申公、白生等人相继离去。就是因为在簿太后丧事期间，他仍是偎红依翠，不思哀戚。太傅韦孟等人讽谏不成，都相引而去。现在被晁错抓在实处，不能不认，只是景帝宽厚，未忍加刑，只是把他的东海郡收归皇帝，仍让他回到楚国。

楚国既削，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私自卖官鬻爵，削去了六县。晁错见诸侯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准备向硬骨头吴国下手。

当晁错情绪高涨的时候，突然有一位白发飘然的老人踢开门迎面走进来，见到晁错劈面就说：“你莫不是要寻死吗？”晁错仔细一看，竟是自己的父亲，晁错连忙扶他坐下，晁错的父亲说：“我在颍川老家住着，倒也觉得安闲。但近来听说你在朝中主持政事，硬要离间人家的骨肉，非要削夺人家的封地不可，外面已经怨声载道了。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所以特来问你！”晁错说：“如果不削藩，诸侯各据一方，越来越强大，恐怕汉朝的天下将不稳了。”晁错的父亲长叹了一声说：“刘氏得安，晁氏必危，我已年老，不忍心看见祸及你们，我还是回去罢。”说完径直而去。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削，便要起兵造反。当初刘邦封刘濞时，就曾告诫他勿反。刘濞是刘邦的哥哥的儿子，孔武有力，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封赏之时，刘濞伏身下拜，据说刘邦忽然发现刘濞眼冒戾气，背长反骨，就料定他必反，直言相告说：“看你的样子，将来恐反。”惊得刘濞汗流浃背。刘邦又扰其背说：“汉后50年东南有乱，莫非就应在你身上吗？为汉朝大业计，还是不要反！”

现在，刘濞果真派使者联络胶西王、楚王、赵王及胶东、淄川、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毕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和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

景帝在找人前去平叛时，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太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不久又接到齐王求援的告急文书，窦婴正要发兵，忽有故友袁盎来访。袁盎曾是吴国故相，到了晁错为御史大夫，创议削藩，袁盎才辞去吴相之职，回国都复命。晁错说袁盎私受吴王财物，谋连串通，应当坐罪，后来景帝下诏免除了他的官职，贬为庶人，袁盎故此对晁错怀恨在心。他见到窦婴说：“七国叛乱，由吴发起，吴国图谋不轨，却是晁错激成的。只要皇上肯信我的话，我自有平乱之策。”窦婴原与晁错不睦，虽是同朝事君，却互不与语。听了袁盎的话以后，窦婴满口答应代为奏闻。

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条门路，才能奉特诏见到皇帝。

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策，正如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

景帝见袁盎即问：“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庄重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怀。”

景帝有点着急，又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招诱天下豪杰，若非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忧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袁盎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不必忧。”

景帝真的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无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平叛。只是不得外人与闻。”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

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说：“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不能听到的！”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景帝认为晁错不必趋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了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袭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想到出了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土地，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免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做主。”

说毕，瞪目而视，再不言语。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他听了袁盎这番话，令他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仍另有他图。当即对袁盎说：“如果可以罢兵，我何惜一人而不能谢天下！”

袁盎听后，十分高兴，但他毕竟是老手，为了避免景帝日后算账，他先把话栽实，让景帝无法推诿责任。袁盎郑重地对景帝说：“事关重大，望陛下三思而后行。”

景帝不再理他，只是把他封为太常，让他秘密治装，赴吴议和。

等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应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

晁错还以为景帝并未听从衰盎的计策，岂知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听有敲门声，原是有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立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来人只称不知。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中尉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觉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中尉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中尉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朝服。

景帝又命将晁错的罪状宣告中处，把他的母妻子侄等一概拿到长安，惟晁错之父于半月前服毒而死，不能拿来。景帝命已死者勿问，余者处斩。晁错一族竟被全部诛戮。

晁错族诛，袁盎又赴吴议和，景帝以为万无一失，七国该退兵了，但等了许久，并无消息。一日，周亚夫召中校尉邓公从前线来见景帝，景帝忙问：“你从前线来，可知晁错已死，吴、楚愿意罢兵吗？”邓公直言不讳地说道：“吴王蓄谋造反，已有几十年了，今天借故发兵，其实不过是托名诛晁错，本是欲得天下，哪里有为一臣子而发兵叛乱的道理呢？您现在杀了晁错，恐怕天下的有识之士都缄口不敢言了。晁错欲削诸侯，乃是为了强本弱末，为大汉事世之计，今计划方行，就遭族诛，臣以为实不可取。”景帝听罢，低头默然。

感悟：

晁错死得确实冤枉，他完全是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这就是一个汉室忠臣的最终报应。晁错的悲剧是由他的性格所致，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只知为国着想，却不知自谋生路；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如果不改其性，即便是当时不死，也决不会长久立足于汉室，因为只靠一个人一时的信任实在是不牢靠的！更为后世者提个醒，在慨叹自己命运时，先看看自己的性格。我们的观念里总是好人有好报的，事实上，做好人若不讲方式也是得不到好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