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之争皆为名与利，无论是为官从政，还是经商从军，人人都想建功立业，这也算是正当的追求。但是，如果在名利问题上，拿得起，却放不下，走不出名利的圈圈，难免沦为名利的奴隶，那样实在是可悲。其实，名也好，利也好，一切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不功名利禄全抛下，潇潇洒洒过一生！

1.无为之胸怀

人生在世，为名为利，疲于奔命。填不满的欲壑，负不完的责任，完不成的追求，让人心绪胀满，无法轻松。真正的智者，懂得淡泊名利，不为物欲所累，所以能拥有明净之心灵，快乐之生活。

有一天，秋高气爽，太阳已爬在半空，庄子还长卧未醒。忽然，门外车马滚滚而来，喧闹非凡，随后有人轻轻叩门。原来是楚威王久仰庄周大名，欲将他招进宫中许以高位。以用其才，以期完成自己图霸天下的事业。楚威王便派了几位大夫充当使者，带着人抬着猪羊美酒，黄金千两，驾着驷马高车，浩**而隆重地来请庄周去楚国当卿相。

半个时辰过后，才见庄子睡眼惺忪开门出来。使者拱手作揖，说明来意，呈上礼单。不料庄子仰天大笑，说了一套洋洋洒洒的话：“免了！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多谢你家大王。然而诸位难道没有看见过君王祭祀天地时充作牺牲的那头牛吗？想当初，它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只是它的模样生的端庄一点，皮毛生得光滑一点，就被选入宫中，给予很好的照料，生活条件是好多了，这牛倘想改换门庭，再回到昔日即使是劳苦的生活境况中去，还有可能吗？还来得及吗？那么去朝廷做官，与这头牛有什么差别呢？天下的君主，在他势单力孤，天下未定时，往往招揽海内英才，礼贤下士，一旦夺得天下，便为所欲为，视民如草芥，对于开国功臣，则恐怕功高震主，无不杀戮，真是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们说去做官，又有什么好结果？放着大自然的清风明月、荷色菊香不去观赏消受，偏偏费心机去争名夺利，岂不是太无聊了吗？”

来使见庄子对于世情功名的洞察如此深刻，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怏怏告退。其中一位使者还如临当头棒喝，勘破数十年做官迷梦，就此决定回朝后上奏楚王告老还乡。

庄周仍然过着洒洒脱脱的生活。登山临水，笑傲烟霞，寻访故迹，欣赏景色，抒发感情，盘膝枯坐，冥思苦想，发为文章，在贫穷中享受人生的快乐和尊严。

当然并不是说，人不应该去追求功名。社会中的人总免不了功名利禄的**，不论是为官从政，还是经商从军，人人都想建立功业，这是正当的追求。

这里的无为，是“而治”的无为，在名利问题上，要拿得起，放得下，一边享受着名利，一边又不为名利所困扰，所羁绊，否则人岂不成了名利的奴隶。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感悟：

这里所讲的“无为”并非是“无所作为”、“碌碌无为”。老庄提倡无为，所谓出世哲学；儒家主张进取，倡导入世哲学；二者构成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处世哲学，即“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进则求取功名兼济天下，退则隐逸山林修身养性。所谓：“隐者高明，省事平安”，就老庄的无为思想是很对的，就儒家的进取思想来说，似乎是相矛盾的，对世俗而言本身是不求名，更无所谓虚名了。所以自古就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说法，即人的才华不可外露，深明韬光养晦之道，才不会招致世俗小人的忌恨。所以，入世出世表面的矛盾，实际上又一致，一个是愚钝之人本身无所谓隐，一个修省的人隐居不是逃脱世俗，不过是在求得一种心理平静而已，故逃名省事以得安闲。

2.流水不争先

世人之争皆为名与利，仁人志士之争皆为国与民，谁重谁轻，自然不用说。争权的人在朝廷上争，争利的人在集市上争，争斗没有止境。绞尽脑汁去争夺名利的人，其品德又能值几何？心胸豁达的人具有长远的目光和志向，“流水不争先”，不与人争名夺利。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不要过分计较，与人争长短。他们把利欲视如粪土一般污浊，把权力看得比鸿毛还要轻。污浊了就想避开它，轻视了就很容易抛弃它，躲避了则没有什么遗憾，抛弃了则对自己没有什么祸害。人们对权利的争夺，怎么能够不忍耐一下呢？

杨雄在《解嘲》中说：“早上大权在握，做卿相大臣，晚上失了权势，就成了平民百姓。”意思即是说，权既能使人得宠，也能使人受到侮辱。

据载，英布起初追随刘邦，立了功，封为淮南王。后来举兵反叛，被汉高祖镇压了。英布功劳比他人显著，因此，被封为诸侯，但也不能免除身遭杀害的命运。这儿说的，不就是人不多加思量而争世界只落得身遭杀戮吗？

我们都知道王僧虔善书的例子，因皇上自命书法天下第一，而故意把字写得很差，不与皇上争短长，因此平安无事。

所以，即使为官者有很高的才华，也不要与人过多地争长争短，否则反而会被埋没才华，阻碍自己成就大业。

《庄子》中提出过“意怠”哲学。“意怠”就是一种很会鼓动翅膀的鸟，别的方面毫无出众的地方，别的鸟飞，它也跟着飞；傍晚归巢，它也跟着归巢；队伍前进时它从不争先，后退的时候也从不落后；吃东西时不抢食，也不脱队。因此，它很少受到威胁。

从表面上来看，这种生存方式显得有些保守，但是仔细想想，这样做也许是最可取的。凡事预先留条退路，不过分炫耀自己的才能，不与人争短长，这样才不会犯大错。在现代高度竞争的社会里，看起来似乎平庸，但却是能按自己的方式生存的一种方式。

唐顺宗做太子时，不与父皇争长短，保全了太子的名位。顺宗在做太子的时候，也好作豪言壮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有能力，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的条件。

但是太子能力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嫌疑，所以又会经常遭到父皇的猜忌而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不造成太响的名气。

顺宗做太子的时候，曾经对东宫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他的幕僚王叔文于是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如果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默言。德宗晚年荒**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才有了唐朝著名的顺宗改革。

而隋炀帝的太子就没有那么好的涵养了。一次父子同猎，炀帝一无所获而太子却满载而归，隋炀帝本来就感到太子对自己不够尊重，这一下被儿子比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把太子给废了。

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是任何付出都会有回报的。确实如此。有时生活存在着不公平，不只是你自己觉得不公，连周围的民意也认为不公。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太激动，更不能一时冲动，干出无法收拾的傻事来。

比如评级、涨工资，凭你的贡献，你的民意测验，这次的美事就理所当然属于你，但是因为只有一个名额，有关方面出于平衡关系或是其他考虑，就把美事给了另外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千万要想开，不能耿耿于怀，忧心忡忡，更不能失去理智，大动干戈。往后想一想，一次涨工资不就是几块钱吗，不能为几块钱闹意气，叫人看低了自己的人格，看低了自己的风度。自己宽自己的心，自己寻找快乐。不要与他人非争个长短，争个高低不可。这就叫“退一步海阔天空”，要随遇而安。

感悟：

人生在世，争什么？无非是争两样东西，一是争气，一是争利。争气，不值得，“牢骚太盛防肠断”，争利，更不值得，也为人所瞧不起。要守得住“柔”，那就得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处利让利，处名让名。”名也好，利也好，一切都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索性就做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好汉，更潇洒，何必与人争得死去活来。

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人处于贫贱的地位时，眼中不要看中权势，而要安于贫贱。为官者在不得势时，也要忍一时之气，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必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干。

三国时期，有一个叫步陡的人，字小山，淮阴人。东汉末年逃难到江东，单身一人，十分贫困。

步陡和广陵的卫旌年岁相同，两人十分友好，都靠种瓜为生。当时，会稽有个焦征羌，是县里的大族。步陡和卫旌在他的地盘上寄食，怕被欺负，就一起抱着瓜去献给焦征羌，等了很久才被接见，焦征羌自己大吃美味佳肴，却在地上放了一张席子，让步陡、卫旌坐在窗口外，用小盘子吃饭，吃的也只是一些蔬菜而已。卫旌吃不下，可步陡却饱饱地吃了一顿，卫旌对步陡说：“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待遇呢？”步陡说：“我们贫困卑下，主人用贫贱的方式对待我们，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后来步陡在吴国当官，官至中朗将，又被拜为丞相。

当步陡处于低微地位的时候，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不去过分地过问、计较这种事情，是因为他胸有大志，有所作为。忍得一时之气，随遇而安，才能锻炼自己的品行。

同是三国时期，刘皇叔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的前夕，曾会见过一位“水镜先生”。他告诉刘备：卧龙、凤雏，得其中的一个人就能够使天下安定。“卧龙”是指诸葛亮，“凤雏”是指庞统。

这位“水镜先生”的真实姓名叫司马徽，字德操，颍川阳翟人，善于识别人才，但不随便议论。他居住在襄阳一带，属刘表管辖。他认为刘表为人阴险，一定会暗害好人，所以更加隐讳，闭口不谈当时各派人物的是非，凡是别人问他某人怎样，他都只回答一个“佳”字。

庞统，字士元，襄阳人，有人说他是司马徽的侄子，后来曾在刘备手下担任军师中郎将，帮助刘备攻打四川，在围攻雒县时，不幸被流矢射中。少年时代的庞统性格内向，不太惹人注意。在他16岁的时候，曾经去看望司马徽。司马徽在树上采摘桑叶，让庞统坐在树下，两人从白天到深夜谈论了很长的时候。司马徽非常赏识庞统，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南郡（今湖北江陵以北一带地区）文人中的首领。经司马徽的这一番赞扬，庞统的声誉便一天天高了起来。

后来司马徽移居颍川老家，庞统从南郡历经2000里行程前去探望。到了司马徽的住地，见他还是在树上采桑。这时庞统的见解已和年少时有些不大一样了，就从车子里探出头来，对司马徽说：“我听说大丈夫生活在世界上，就应该挂着黄金大印，佩着紫色的印带，怎么能够委屈了自己的才能，在这里做养蚕妇人的事情呢？”

司马徽听了，只笑了笑说：“你先请下车，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等到庞统下了车，他才接着说：“你只知道拣小路走能够早一些到达目的地，但是不知道走小路容易迷路。过去尧时的伯成子，到野外去耕地，并不羡慕功名的荣耀；孔子的弟子原宪住在用桑树条围成的门框的屋子里，不要高大的官家住宅。他们不稀罕华丽的屋子，不用肥大的马来拉车，不使唤几十名侍女。这就是古代的隐士许由、巢父心胸宽阔的地方，也是伯夷、叔齐足以骄傲的原因。在我们这些人的眼中，像吕不韦那样以奸诈手段骗得官位的人，或者像刘景公那样拥有骏马的庸碌君主，都是不足以夸耀的，我们应懂得顺应天命，不要太多强求。”

听了司马徽的一番话，庞统认识到了能够忍受住贫寒的生活，也是一个具有才干的人所应该具备的品德。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世，不能只是追求功名利禄，任何事情都要从正道上取得，只能拥有该拥有的东西。为官者要先顺应自然，才能在将来真正有所作为。

晋代的王猛，字景略，北海人。年少时家里贫困，以卖畚箕为职业。

有一次，当他在洛阳卖畚箕的时候，有一个人出高价买他的畚箕，对他说：“我家里离这儿不远，你跟我去取钱吧。”因为他出的价钱很高，王猛就跟着他去了，走着也不觉得路远，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到了深山里，看见一位白发白胡须的老者，靠着矮凳坐着，并给了他10倍的价钱，而后派人送他走了。他出山以后，环顾四周，才发现这原来是嵩山。

王猛相貌堂堂，不屑于理会小事，人们都十分地轻视他，他自己却悠然自得。王猛隐居华阳，听说桓温进了关，就故意穿着破烂的衣服去拜见桓温，一边捉着身上的虱子一边谈论当时的大事，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桓温认为他不同寻常，十分高兴地与他交谈，封他为祭酒，可他却推辞不做。

升平元年，前秦尚书吕婆楼向秦王苻坚引荐他。苻坚与他一见如故，和他谈论当时大事。苻坚很是高兴，说自己是遇上孔明了。于是王猛当了中书侍郎，后来又做了尚书左丞。

人不可能总是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尤其是那些真正有才干的人。他们能够随遇而安，不惧怕地位低下，不惧怕别人的轻视，以自己做人的原则约束自己，不断上进。

历史中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位，他就是南宋人宗悫。宗悫字元干，南阳人，讲义气，且武艺高强，却不被乡人所知晓。同乡人庾业家财富有，和人吃饭，桌前总是摆着长达一丈远的食物，但给宗悫却摆上粗茶淡饭，并对客人说：“宗悫是军人，他能够吃粗粝的食物。”宗悫吃得饱饱的才回去。后来宗悫当了豫州刺史，庾业是他的长史，宗悫对庾业很好，不因为从前的事而恨他。后来宗悫又当了振武将军。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这样写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段话已成了历代仁人志士忧乐观的精辟概括。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话，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当忧则忧，当喜则喜。

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一是为了重修岳阳楼的原因，更是为了劝老朋友滕子京的缘故。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到诬蔑而被贬官职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借记岳阳楼，而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然而艺术地表达了出来。所谓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美好景物而高兴，也不因个人的境遇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一般人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不可能受客观外界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只是要在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的时候，能够慨然以对，活得洒脱些，看开些，看远些。

感悟：

不追求官爵的人，不因为高官厚禄而喜不自禁，不因为前途一时受阻或穷困贫乏而随波逐流、趋势媚俗。荣辱面前一样达观，所以他也就无所谓忧愁。庄子主张“至誉无誉”。在他看来，最大的荣誉就是没有荣誉，把荣誉看得很淡很轻名誉、地位、声望都算不了什么，即使行善做好事也不要留名。

4.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人类是欲望的奴隶，不管多么贫贱的人，也或多或少有与其相符的欲望，无论拥有多大的权力，也不会使欲望断绝。

人们的某个欲望一旦获得满足，必定会出现更高的欲望。欲望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一味地追求贪欲而迷忘本性，往往会使人沉湎物欲、权势之欲，一去而不知返。在官场中降低欲望的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节制欲望，淡泊名利才能更好地生活。

面对名利，如果一个人一味地追逐欲望而不知节制，那么结果肯定会落下悲惨的下场。

《庄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生动形象地讲述了追逐欲望所遭遇的后果。

曾经有一次，庄子在茂密的树林之中打猎，忽然看见一只形状奇异的鹊鸟从南方飞来，碰过庄子的额头飞过去，停在树林里。庄子十分纳闷，不解其意：“这是什么鸟？有这么大的翅膀，可是却不高飞；有这么大的眼睛，却连人都看不见。”因此，他就悄悄地跟随着那只鹊鸟进入了树林。仔细一看，才发现鹊鸟在树阴里对准了一只螳螂，而这只螳螂正举起臂膀准备捕捉一只在树枝头上呜叫的蝉。螳螂与鹊鸟都是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却没有察觉自身面临的危险。庄子见了这种情形，不禁叹道：“唉！凡是互相有利的事物，必然互相拖累；有心谋害他物，就招致别物来谋害自己。”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寓言告诫人们：欲望不可过大，当你的欲望对准了某个事物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你若贪求官场上的名利，就必然要担心官场的倾轧；若是贪图钱财，也要担心别人觊觎你所拥有的财产。因此，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更快乐地生活。

春秋末期，晋国有一个当权的贵族叫智伯。此人虽名为智伯，其实一点也不聪明，反之，却是个蛮不讲理、不节制贪欲的人。自己本来有很大的一块封地，但还嫌不够。

一次，智伯居然无缘无故地向魏宣子索取土地。魏宣子也是晋国的一个贵族，他非常讨厌智伯这种无理的行为，不愿给他土地。可他的一个很有心计的臣下任章却对宣子说：“您还不如把土地给智伯。”

宣子不解任章的意思，便问：“那么，你认为我凭什么要白白地送土地给他呢？”

任章解释说：“他无理索取土地，一定会引起邻国的恐惧，所以邻国也会因此而讨厌他。智伯如此利欲熏心，一定会不知满足，到处伸手，这样就会引起整个天下的担忧。假若您给了他土地，他便会顺势更加骄横起来，误以为别国都很怕他，也就会轻视他的对手，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别国。因此，他的邻国也就会因为害怕智伯、厌恶智伯而联合起来一起对付他，那他就不可能这样长久下去了。”

见宣子点头称是，似有所悟，任章顿了一下，继续道：“《周书》上曾说‘将要打败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帮助；将要夺取他，一定要暂且给他一点甜头’，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因此，您不如先暂时给他一点土地，让他更骄横起来。再者，假若您现在不把土地给他，他就会把您当做他的靶子，先向您发动进攻。所以您还不如让天下所有的人都与他为敌，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以保全您自己。”

魏宣子听了，高兴不已，立即改变了主意，答应割让一大块土地给智伯。

在尝到了不战而胜、不劳而获的甜头之后，智怕又伸手向赵国要土地。赵国不答应，于是他派兵攻打赵国，围困了晋阳。此时，韩魏联合，趁势从外面攻打进去，赵国在里面接应，这样里应外合，打败了智伯，这个结果正是在任章的意料之中。

可见，不节制贪欲，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是极其可怕的。若是官场上贪欲过重，则很有可能被他人利用这一弱点而被击败。所以，忍贪、节欲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秦二世统治之时，赵高审讯李斯，严加拷打，李斯不能忍受，屈打成招。李斯之所以不想自杀，是认为自己能为自己辩护，觉得自己辅佐秦始皇功劳很大，确实没有反心，希望自己能上书秦二世而得到赦免。

李斯在监狱中写了辩诉书，书送上去以后，赵高让人撕掉，不呈送给秦二世。赵高还说：“囚徒怎么有资格上书皇帝呢？”同时，赵高还把自己的门客分成十几批，扮成御史、谒者、侍中去监狱中反复审讯李斯。如果李斯照实说了，就让人毒打他。后来，秦二世派人到狱中见李斯，验证他的供词，李斯以为仍像以前一样，说实话则会挨打，所以不敢改口供，表示服罪。当判决书呈送给秦二世之时，秦二世高兴地说：“要不是赵先生，我几乎被李斯给骗了。”

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按五刑被治罪，决定在咸阳腰斩示众。李斯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和他的第二个儿子李由都被绑着，李斯回头对其子李由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犬去上蔡东门打兔子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李斯的失败正是在于他过于贪恋权势，不知道节制自己的权势之欲，不愿退出权力斗争，最终也不能“牵着黄犬去上蔡东门打兔子”了。

西汉人张良，字子孺，号子房，他的祖先是韩国人，少年时在下邳游**，在桥上遇见了黄石公，张良给他捡了几次鞋子，因而黄石公把《太公兵法》传给了张良。后来投归汉高祖，天下平定，高祖封他为留侯。张良却说：“凭口舌就成了皇帝军师，又被封为万户侯，这是平民的极点，我张良已经满足了。希望现在能弃官不做，跟赤松子道人云游去。”

西汉人霍去病，武帝时做骠骑将军。抗击匈奴立下战功。他的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接受武帝遗书辅佐太子。遗诏上说：“只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指使黄门画周公把辅助成王、朝见诸侯的图像赏赐给他。

辅助汉昭帝执政14年，昭帝死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入朝即位。刘贺无节制地**，霍光请奏废除他，再迎立武帝的曾孙病已即位，立为孝宣帝，所有政事都归霍光管理。霍光受封17000户人家，前前后后受赐赏的黄金7000斤，金钺60万，杂缯3万匹，甲等宅区1片。待霍光死后，孝宣帝开始亲自执政。以后霍光的夫人与她的儿子霍云、霍山、霍禹等人谋反，计划废除孝宣帝，事情被发现了，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腰斩。她的兄弟、儿女无一幸免于难，宗族遭株连坐牢，被杀的人有几千家。

霍光辅助汉室，可谓尽忠尽职，但最后仍没能保住自己的宗族，主要是因为他及其家人掌管权力过久而不加节制其欲望的缘故。

后魏人李崇，字继长，顿丘人。孝文帝时，开始先做荆州刺史，后来改做了安东将军。宣武帝时，授封为万户郡公。后来孝明帝又封他为陈侯。李崇做官，和气温厚，善于决断，但是生性贪婪，接受贿赂，还做买卖聚集钱财。当时孝明帝太后视察左藏库，叫随从人员尽力背布匹，能背多少就赏赐多少。李崇背得最多，摔倒了，为此伤了腰。

李崇最终伤了腰，正是他不加节制自己的贪欲而导致的。贪欲过甚，什么事都很难办好，受贪欲的影响，总是奢望自己能多占多得，只见眼前的利益，既有损人格，也失掉了长远的利益。

感悟：

人多欲，必然偏离正途。老子主张让人保持恬淡虚静的心境，以免走上骛外之途，真乃一双慧眼。对为官者，他认为欲与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道出了为官者节制个人欲望的社会意义。

如果每个人都能理解兔死狗烹的道理,做到不贪一时之荣，不图一时之利，淡泊名利，摒弃人间万事，修身养性，历史上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结果落个不明就里命丧黄泉的下场。说到底还是不要过于贪图名利，如果连命都不保了，再多的名利又有什么用呢？

5.放弃对虚名的追求

许多人为了满足一种虚荣和欲望，一颗心始终在痛苦中挣扎和喘息……

《新序》中说叶公非常喜爱龙，家中的桌椅、器具上都雕刻着龙，于是天上的真龙听说人间有一位自己的知己，就下到人间来拜会叶公。到了叶公的住处，把头伸到窗户中想向叶公打个招呼，巨大的龙体到了叶公的厅堂之中。叶公这位一向以好龙而闻名于世的人，见到真龙，吓得失魂落魄，拔脚而逃。徒有好龙的虚名又有何益？不如干点其他的事情。

古人是深深瞧不起那些追逐名利之徒的。相传乾隆皇帝游江南时，站在山上眺望远山近水，这位风流天子顿时感到少有的心旷神怡。这时，他看见江中数百只帆船来来往往，感到有些迷惑不解，便问：“这么多的船在江中干什么呢？”身边的一位大臣说：“我只看见两只船，一只是名，一只是利。”乾隆皇帝默然无语。

不取虚名就是要放弃对它的追求。在这种忍让和放弃中，不必用语言和文字等去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更妙的方式是一种无声的行为。这种无声的行为可以给人们造成一种自己对此荣誉和名声毫不在意的印象，即根本就不屑一提，甚至是想都不想的感觉。这样，更容易形成人们对自己的服气和钦佩。

下面看个故事，看看古之贤者是如何对待名与利的**的。而这些正确对待名利的古人，是应成为为官者的为人处世的榜样。

且说元朝末年，有一人名叫王冕，在诸暨乡村里住。7岁死了父亲，他母亲做些针线，供他到村学堂里去读书。在10岁时，只好到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得几钱银子，又有现成饭吃。这王冕，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

王冕边放牛，边读书。一天，大雨过后，景色清新，湖里有10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决心学画。便托人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画到3个月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便有人要购买，名声渐渐传出去了。自此不愁衣食，便愈发觉得自由自在。

在京城做官的危素回乡居住，见到了王冕的画，爱不释手。即约王冕相见，但王冕推辞不去，无非是不想趋炎附势招灾引祸罢了。知县来请，也躲过一边不见。王冕恐大祸临头，就出远门去了。在外边，租个小庵门面屋，卖卜测字，聊以度日。那里几个俗财主，见到王冕画的画儿，时常要买，王冕被闹腾得不耐烦，就搬走了。大乱之时，回到家里。母亲病倒在床，对王冕说：“我眼见得不济事了。但这几年来，人都在我耳根前说你的学问有了，该劝你出去做官。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我看见这些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况你的性情高傲，倘若弄出祸来，反为不美。我儿可听我的遗言，将来娶妻生子，守着我的坟墓，不要出去做官。我死了，口眼也闭。”王冕哭着应诺。

不过一年有余，天下就大乱了。朱元璋来拜请王冕出山。王冕不从，更引起朱元璋的敬爱。明朝建立后，危素归降，妄自尊大，发往和州去了。洪武爷又请王冕出来做官，授予他咨议参军之职，但使者到来时，王冕早已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去了。

王冕隐居在山中，并不自言姓名。后来得病去世，被山邻安葬。

为了虚名、浮名、功名，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明智者绝不会为了追逐名利而放逐自己如同壑一样深不见底的欲望。

感悟：

不取虚名，就是要放弃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放弃虚名，不是笨人所为，而是智者的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名声和荣誉面前应采取忍让和放弃的态度固然不易，但是只要加强自身修养，认识到虚名的害处，弃之有何可惜呢？

不取虚名可以减少虚名之累，让人轻松上阵，不必有任何的压力和包袱。虚名有百害无一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忍住对虚名的渴求都对自身的修养，对他人的团结有利。

6.追名逐利易跌倒，踏踏实实活得安稳

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也不想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所谓人各有志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人生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还是要奉劝各位：做人要少一点欲念，多一点超脱，到了你出名的时机那一刻，你定会成功的，莫为名利遮望眼。

唐朝诗人宋之问，有一外甥叫刘希夷，很有才华，是一年轻有为的诗人。一日，希夷写了一首诗，曰《代白头吟》，到宋之问家中请舅舅指点。当希夷读到“古人无复洛阳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时，宋情不自禁连连称好，忙问此诗可曾给他人看过，希夷告诉他刚刚写完，还不曾与人看。宋之问隧道：“你这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二句，着实令人喜爱，若他人不曾看过，让与我吧。”希夷言道：“此二句乃我诗中之眼，若去之，全诗无味，万万不可。”晚上，宋之问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只是念这两句诗。心中暗想，此诗一面世，便是千古绝唱，名扬天下，一定要想法据为己有。于是起了歹意，命手下将希夷活活害死。后来，宋之问获罪，先被流放到钦州，又被皇上勒令自杀，天下文人闻之无不称快！刘禹锡说：“宋之问该死，这是天之报应。”

自古以来胸怀大志者多把求名、求官、求利当作终生奋斗的三大目标。三者能得其一，对一般人来说已经终生无憾。若能尽遂人愿，更是幸运之至。然而，从辩证法角度看，有取必有舍，有进必有退，就是说有一得必有一失，任何获取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付出的值不值得，为了公众事业，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了家庭的和睦，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付出多少都值得。否则，付出越多越可悲。我们所说的忍名让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的人生命题。在求取功名利禄的过程中，奉劝诸君，少一点贪欲，多一点忍让，莫为名利遮望眼。

客观地说，求名并非坏事。一个人有名誉感就有了进取的动力；有名誉感的人同时也有羞耻感，不想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但是，什么事都不能过于追求，只要过分追求，又不能一时获取，求名心太切，有时就容易产生邪念，走歪门。结果名誉没求来，反倒臭名远扬，遗臭万年。

君子求善名，走善道，行善事。不求虚名，弃君子之道，做小人勾当。古今中外，为求虚名不择手段，最终身败名裂的例子很多，确实发人深省；有的人已小有名气，还想名声大振，于是邪念膨胀，连原有的名气也遭人怀疑，更是可悲。

宋之问也并非无能之辈，在他的领域里是很有建树的人。如果他不夺刘希夷之诗，也已然名扬天下。糟的是，人心不足，欲无止境！俗话说，钱迷心窍，岂不知名也能迷住心窍。一旦被迷，就会使原来还有些才华的“聪明人”变得糊里糊涂，使原来还很清高的文化人变得既不“清”也不“高”，做起连老百姓都不齿的肮脏事情，以致弄巧成拙，美名变成恶名。

求名并无过错，关键是不要死死盯住不放，盯花了眼。那样，必然要走到沽名钓誉、欺世盗名之路。

感悟：

生活的艺术就在于知道何时应该紧紧抓住生活，何时却又该放弃。生活既让我们依赖它的赐予，又限定了我们依赖的程度。犹太先知说过：“人紧握着拳头来到世上，却松开手离去。”

而大多数人常常毫不珍惜这样美好的生活，太注重名利，有时甚至拘泥于小节，以至于对美好的生活没有反应。的确，生活的赐予是珍贵的，但我们太不注意它们了。我们应该不为创造生活的奇迹或慑于生活的威胁而奔忙，应虔诚地对待即将到来的每一天，拥抱每一个小时，抓住珍贵的每一分钟。但又不能抓得太紧。所以生活哲学的另一方面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要有所失，并且应该学会怎么放弃。

知足者常乐，学会选择快乐，当名利最终会在我们逝去的那一刻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要苦苦的去追寻这些注定将要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呢？

7.知足常足知止常止

让欲望成为生存的动力，而不是人生的祸根，这是明哲保身的基本前提。古语有“功高震主者危，名满天下者不常”，“弓满则折，月满则缺”，“凡名利之地退一步便安稳，只管向前便危险”。这些都说明了“知足常足，终生不辱；知止常止，终生不耻”的道理。为官者要像范蠡、张良等人一样功成身退，否则难免像李斯一样发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得出”的哀鸣。

唐肃宗收复京师之后，李泌见肃宗。唐肃宗留李泌宴饮，同榻而眠。

当时，李泌常受宦官和小人的猜忌和陷害，为了明哲保身，他决定退隐山林。在隐退之前，他决心尽最后一次努力，保全自己爱护的皇太子广平王李豫。

当天晚上，李泌对肃宗说：“臣已略报圣恩，请准我做闲人。”

肃宗惊异，说：“我同先生忧患多年，应该与先生同乐，您为何要离去呢？”

李泌答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让我离去，免于一死。”

唐肃宗问：“这五不可留指什么呢？”

李泌答道：“我遇陛下太早，陛下任我太重，宠信我太深，我的功劳太高，事迹太奇，有此五虑。陛下若不让我走，就是杀了臣。”

肃宗不解地说：“先生为什么怀疑我，朕不是疯子，为什么要杀先生呢？”

李泌道：“正是陛下不杀我，我才敢请求归山，否则我怎么敢说？并且我说被杀，不是指陛下，而是指那五点原因。我想，陛下对臣这么信任，有些话尚且不敢说，等天下安定了，我哪敢再说什么？”

肃宗说：“我知道了，先生要北伐，我不听从您的建议，先生您生气了。”

李泌回答：“不是，我说的是建宁王一事。”原来，不久前，肃宗听信奸臣诬告，建宁王李倓被赐死。

肃宗说：“建宁王听小人的话，谋害长史，想夺储位，我不得不把他赐死，难道先生还不知道吗？”

李泌又说：“建宁王倘若有此心，广平王必定会怨恨他，可是广平王每次与我谈话，都说弟弟冤枉，泪如雨下。况且，以前陛下想用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我请改任广平王，建宁王要是想夺太子的地位，一是会恨臣，为什么他认为我是忠心，对我更加亲善呢？”

听到这里，肃宗也不禁流泪道：“我知道错了，先生说得很对，但是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也不想再听这件事。”

李泌说：“我不是要追究以前的责任，是为了陛下警戒将来。当年武则天皇后有四个儿子，她错杀了太子弘，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次子内心忧惧，作《黄台瓜》一词，想感动则天后，但则天后不予理睬，李贤被废之后，死在贬所黔中。《黄台瓜》一词是这样说的：‘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更摘使瓜稀，三摘尤可为，四摘抱蔓归。’陛下已经摘了一个大瓜了，千万不要再摘了。”

肃宗惊奇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我当把这首诗写在绅带上，时时警惕。”

李泌深沉地说：“陛下记在心中就行了。”

在这次谈话过后，李泌就入衡山，归隐泉林去了。

像李泌这样，功成自动身退，忍住了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才得以安度晚年。

欲是导火线，它虽需要点燃，但点燃的时机要合适，最主要是适可而止，不可“燃”无度，否则，贻害无穷。

感悟：

为官者，不但要能上，还要能下。活得轻松一些，不要总是显露自己的本领，把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干。尤其在官场中，该放手时就潇洒地放手。何必为一官半职而烦恼呢？要知道功名利禄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有一副对联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你功不成名不就时，没有人会注意你。而一旦你功成了，名就了，就会引来万人的瞩目。这时你就要小心了，为防万一，抛下功名利禄，功成身退也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