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不及防的李景隆，全线溃退，一路狂奔回山东的北大门—德州。

远在南京的建文帝，以及他身边的秀才朝廷，此时此刻对于战局的发展判断是令人遗憾的。集体讨论过后，建文帝认为李景隆这次失败的原因，不是在于李景隆本人用兵不当，而是因为朝廷对李景隆在一线的授权不够。对此，我们只能佩服建文帝出人意料的“机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本身没有错，但关键是建文帝看人不准。

在用人上的第二次错误，将是致命的，建文帝也必将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公元1400年，加大了授权的李景隆，起兵六十万，再伐朱棣。然而这一次，李景隆输得更加彻底，从河北雄县一路狂奔，弃守了山东的门户德州，败逃到了山东腹地的济南。

李景隆的此次失败，也标志着靖难之役进入第二阶段，两军战略胶着。

当时的济南防务主要由两个人负责，一个是山东布政使铁铉，另一个是山东都指挥使盛庸。在这两位的指挥之下，济南这座城市抵抗了朱棣整整三个月未被攻克。在远在北平的姚广孝建议之下，朱棣无奈撤军。

面对叔侄之间的大打出手，大明官场中的很多官僚选择了两方押宝。而铁铉和盛庸这样的人，和身为文人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他们一样，堪称当时武将之中立场坚定的硬骨头。铁铉和盛庸，在靖难之役中，自始至终都体现出了遵循祖宗成法、只认正统法理的二杆子精神。这样的精神，虽然今天看来有些迂腐，但只有这样的人，往往才能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起整个中华的脊梁。

我们需要尊敬这样的人。

在接下来长达大半年的时间中，盛庸被任命为平燕将军，负责调动和组织整个华北地区的南军，同朱棣进行周旋。很多时候，战争呈现出拉锯的态势，山东、河北一带的很多城市和要塞，被南军、北军反复争夺。而在长期的战斗中，无论双方的士兵还是将领，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当初的青瓜蛋子，到最后也被锻炼成了老兵油子。而当地的百姓和官员，也呈现出战争带来的狡猾，很多时候，朱棣大军一来，军民望风而逃，而朱棣一走，军民则重新上位。两年过去了，朱棣真正占领并实施统治的地区，无非还是北平、永平、真定三个城市。

而南军虽然势大，但军心还是不稳，上阵杀敌时很多士兵心里也带着三分犹豫。毕竟，这是人家的叔侄之争，无论谁胜谁负都还是朱家的天下，自己一不小心就成了白白送死的炮灰。更何况，儒家的理想主义践行者建文帝还说过很经典的那句：不要让我背负杀叔的恶名。（“勿使朕有杀叔之名。”《太宗实录》）

这样的僵局，似乎看不到尽头。

最终破局的，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宦官，他在南京的宫中，给朱棣送来了价值连城的军事情报—朝廷虽然在华北一线布置重兵，但整个南京的防务是空虚的。在姚广孝的强烈建议之下，朱棣决定赌一把运气—绕开山东、河北的南军重镇，千里跃进，直逼南京。

靖难之役进入第三阶段，北军奔袭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