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朱元璋派九王守边，其实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因为长城既然已经修好，就必然是北部边防的重要屏障。所以，把九个成年的藩王派过去固边，本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请注意，这里我们提到长城，并没有用到边境线的概念。充其量，长城只是屏障，而不能当成边境线。如果中央帝国的边境线已经被人平推到了长城一线，那只能说明这个帝国的负责人短视，或者说当时的外敌太过凶悍。

因为守中原就要守长城，守长城就必须在长城外围安插钉子，守长城的外围。也就是说，长城以外必须要有军事缓冲区。

本着这个逻辑，我们把之前的“九王守边”的老图再用一遍，并且再细化一下（见图4-5）。

在长城的外围，有三个卫所，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共同防御着长城的外围。这三个卫所的名字分别是东胜卫、开平卫、大宁卫。其中的东胜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开平卫，在今天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而大宁卫在今天的内蒙古宁城。明太祖朱元璋建长城，并且派九王守边，这是明面上的套路。其实暗地里鸭子划水，这三个卫所组成的“塞外三卫”才是防卫长城一线的战略精髓。

东胜卫，是为了警戒当时还在蒙古人手中的后套平原、前套平原可能的军事入侵；开平卫，是为了守卫大同一线，防止敌人从“山西糖葫芦”的大同、宣府一线切入，构成对北京和山西的直接威胁；而大宁卫则更加重要，同时监视了来自蒙古方向以及辽东方向的军事动向。

图4-5 塞外三卫

有塞外三卫的存在，一旦边境有变，消息就会第一时间传回帝国的中央机构。而塞外三卫，进可以同敌人小试牛刀，退则可以撤至长城防线，重新布防。有了塞外三卫，也就等于是为帝国争取到了更大的战略纵深。

多年以后，塞外三卫被废弃，明帝国的防线完全收缩到了长城一线。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深远，明朝的两次“己巳之变”—公元1449年明英宗时代的瓦剌首领也先入侵，以及1629年崇祯皇帝时代皇太极入寇，都是因为失去了塞外三卫的警戒，游牧民族骑兵们的一个冲锋，就已经来到了北京城下。两次北京保卫战虽然勉强取胜，但是都打得艰苦卓绝。其中第一次己巳之变中皇帝被俘，第二次则直接导致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

正因为塞外三卫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明代早期，这三个卫所的兵力配置非常高，也正是这个原因，才造成了当时宁王朱权的所谓“带甲八万，革车六千”。因此，这个时候的朱棣虽然拿下了永平，但他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拿下大宁。

而且，从永平到大宁的路怎么走，这里面也有大学问。

因为中间隔着长城，还有燕山。

燕山比起前面提到的秦岭与太行，确实在海拔上矮了一些。同时，它更无法比拟蜀道之难、太行八陉之险。千百年来，燕山一线能够进出的隘口太多，也特别繁杂。所以，防卫燕山一线比较麻烦。到了明代建国，朱元璋干脆沿着燕山南麓，来了个全线布防。一共一百二十九个关口，个个加派兵马看护。（“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明史·志·卷六十七》）到后来沿长城燕山南麓的防线上，重中之重的关口有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刘家口等。其中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是1933年西北军的“长城抗战”打得最激烈的地方。

朱棣解完永平府之围，准备北出燕山奔大宁。从永平到大宁，最近的道路应该选择出喜峰口，不过在喜峰口有朝廷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朱棣果断地选择了刘家口小路出长城，直奔大宁。而大宁，宁王朱权还有朵颜三卫，早有准备。

宁王朱权可以给朵颜三卫足够的金钱，但他只是个20岁的年轻人，论忽悠能力他和40岁的燕王朱棣之间相差太远。燕王朱棣给朵颜三卫带来的除了金钱，还有承诺—事成之后，朵颜三卫的部落首长们，可以和新的大明皇帝一起做“一字并肩王”，并且可以得到宁王朱权的大宁卫，从而在整个大兴安岭以东的广大区域自由活动。这样的许诺，让朵颜三卫的雇佣兵们，觉得热血沸腾，觉得自己从事的行动是在为游牧部落的后人们开疆拓土。当然，除此之外，燕王朱棣给出的金钱价码的确让人无法拒绝。

大宁卫，被慷慨许诺，赠与外人。

因为这个时候的朱棣只要皇位，他并没有真正读懂朱元璋设置大宁卫的良苦用心。若干年后，大宁卫这片地区，将会成为后金皇太极入寇燕山的便利通道，也将成为朱棣的后人崇祯皇帝以及整个明帝国走上灭亡之路的导火索。

燕王朱棣和宁王朱权的演技差距，就是老戏骨和小鲜肉的专业差距。

燕王朱棣只身一人进入大宁，哭天抹泪、悲痛欲绝，成功博取了朱权的同情。又在朱权只身欢送自己的时候，让埋伏在城外的伏兵一拥而上，绑架了朱权，占领了大宁，借此兼并了朱权的“带甲八万，兵车六千”。

得到了朱权的几万塞北边防军，加上三千剽悍的朵颜铁骑，燕王朱棣满载而归。

这样的兵力配置，之前十里秦淮、锦衣玉食的李景隆，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