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丧事件，让吃了闭门羹的朱棣从此长了个心眼。
所以到了第二年建文元年四月，临近朱元璋的周年祭，朱棣索性就不去参加了，而是派了自己的三个儿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代表自己去吊唁。
然而，这事办得并不高明。
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以及大侄子朱允炆的态度都在表明，距离朱允炆他们对朱棣下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在可能摊牌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朱棣必须要做好各种预案以备不测。这一次儿子们进京，等于是羊入虎口，能不能活着回来根本就不敢想。而且，建文帝也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当时的齐泰就建议，索性把这三个儿子全部当成人质，不愁燕王朱棣不就范。
不过，北平、南京距离太远，即便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有事说事，只能面对。
无法亲自进京的朱棣，只能在朝廷内利用自己的眼线和亲信传递消息，无论发生啥，他都要提前知道，以做好破釜沉舟、图穷匕见的摊牌准备。
事实上，建文帝花掉长达九个月时间废掉五个藩王的过程，已经给了朱棣以充分的时间来锻造兵器、招兵买马。现实主义者的直觉告诉朱棣：唇亡齿寒。虽然不知道下一步具体应该是什么，但这一步，他一定不能像其他诸王一样引颈就戮。
这一阶段，建文帝也没闲着，他也在刺探燕王府的动向。这毕竟不是中原王朝对游牧民族之战，甚至谈不上中原王朝内部火拼，这是亲到不能再亲的叔侄之间的事，互相之间都清楚底细。
因此，建文帝和燕王之间的情报战开始了。
第一回合，朝廷的卧底被派到燕王府，用来监视燕王。然而，这个卧底很快就暴露了。朝廷所安插内鬼的暴露，让燕王知道建文帝下一步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既然摊牌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弱势的一方，就一定要让这个摊牌的时间尽量往后推迟。所以燕王决定，装疯卖傻，以拖待变。
第二回合，燕王装疯卖傻。全北平的人都知道燕王朱棣精神失常了。这个时候，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居然真动了恻隐之心。黄子澄趁机进言，这个时候放朱棣的三个儿子回去，必将麻痹朱棣的斗志。于是，建文帝将在南京的朱棣的三个儿子，统统放回北平，看望他们已经“疯了”的父亲。
不过没过多久，燕王府的另外一个朝廷卧底，将燕王装疯的真相告诉皇帝。建文帝感觉到自己的智商与同情心，双双被人深深地伤害。盛怒之下，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杀燕王朱棣一个立足未稳。
第三回合，建文帝秘密联络北平布政使张昺（bǐng），都指挥使张信、谢贵，要求他们三人谋划逮捕燕王朱棣。
这件事情初听起来没有问题，但是仔细推敲起来，逻辑上破绽就大了。首先，这三个人都属于前面讲过的所谓“三司”首脑。虽然三权分立，但是实际上这三个人都是在北平布政使司办公的。工作单位在一起，三个人也就是不折不扣的同事关系。不仅如此，同为外地人，他们的孩子很可能是同一家私塾的同学。他们的家属，很可能是晚上打牌的牌搭子。
所以，三司的三个人其实算是一个团队。
但是，一个团队并不意味着就是铁板一块，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的鄙视和倾轧，很多时候被其乐融融的团队气氛所掩盖。矛盾，往往深藏在水面以下。
建文帝把“燕王逮捕令”这个最高机密，咣当一下同时丢给了三个人，那么他们三个又会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毫无疑问，张昺是这个团队名义上负责全局的领导。另一方面，都指挥使这个职务的常规配备是一个人，不过笔者查阅了各种正史记载，却发现张信和谢贵此时同时担任北平都指挥使一职。考虑史书可能省略字数的情况，这两个人至少也是一正一副两个都指挥使。也就是说，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是同时下发给了一个北平布政使，两个北平都指挥使。
那么问题来了：建文帝如何能够保证张信和谢贵就一定会是张昺的亲信呢？建文帝又如何能够保证，同为都指挥使的张信和谢贵之间就一定没有矛盾呢？
秘密通缉令这样的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越是让一线指挥做主越好。退一步讲，如果建文帝只是将秘密通缉令告诉名义上的一把手—布政使张昺，给张昺以充分的授权，让他在一线组织自己最可靠的亲信，布置最可靠的方案，来诛杀燕王朱棣，那么局面也会比现在要简单得多。
建文帝以为，北平的这几位都是朝廷的地方官，也就顺理成章地为自己效力。不花时间研究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理想主义者建文帝，必将在这个问题上栽跟头。
接到密令的都指挥使张信，感到了空前的煎熬。作为大明官场的资深官员，来自安徽的张信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一切。此时此刻的他，必须要选择站队。就算是乱站队，也不能不站队。然而，作为同年刚刚空降到北平上任的一名都指挥使，他和山西人张昺、浙江人谢贵并不是同乡故旧，更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所以，虽然同为北平地方政府的幕僚，张信并不清楚张昺和谢贵的真实态度。他当然也不敢贸然表达自己的真实态度。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刻，张信最终选择了相信家人，而不是两个素昧平生且看起来市侩无比的大明官场政客。
张信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要求张信坚定地和燕王朱棣站在同一立场上，不要有任何犹豫。因为她觉得，“王气在燕王朱棣一侧”（“王气在燕”《明史·卷一百四十六·列传第三十四》）。
最终，张信向朱棣和盘托出了建文帝对燕王的秘密逮捕令。